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四章 第五節上 天鵝絨手套裡面要有鐵掌

第五節 天鵝絨手套裡面要有鐵掌

　　2001年4月25日，美國總統布什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早安美國”節目採訪時公開表示，一旦中國武力攻台，美將動用一切武力，“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後來布什在幕僚“補課”後改口“我們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對台防務的這一承諾並不意味着對華政策的改變，也不應視之為支持台灣獨立的 “背書”。而在此前一天，美國政府宣布將向台灣出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該日晚，布什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美國將放棄售台武器的年度審議制度，而根據需要隨時出售。

　　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參議院作報告時將台灣和中國大陸稱為兩個國家，而且還將台灣稱為台灣共和國，美國國務院事後說是小布什口誤，堂堂美國總統經常發生口誤，美國人會選一個白痴出來做總統？中國人相信嗎？[144]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歷經7屆政府，他們背信棄義，違反《八·一七》公報，一直向台灣政權出售高性能武器，只是表面上還都稱奉行“一個中國” 政策，但這一次，布什措詞強烈而明確地揚言美國要全力保衛台灣，這還是近30年來的第一次。美國向“台獨¨政權出售攻擊性武器，為“台獨”提供挑釁條件，鼓勵挑釁，就是在鼓勵“台獨”武力拒統，美國把攻擊性武器賣給“台獨”政權，還要把判定何種行為是“挑釁”的決定權操在手上，真是豈有此理。

　　布什的表態是很無恥，因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有權利有義務“保衛台灣”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台灣居民是中國的骨肉同胞，什麼樣的人能自稱比中國更在乎台灣的安全？

　　2001年初德克薩斯州有些人宣布獨立建國，以“德克薩斯共和國”名義進行活動，他們立即遭美國聯邦以其他名義逮捕入獄。讓我們假設一個情況：假若中國政府譴責美國侵犯他們的“政治人權”，企圖侵略“德克薩斯共和國”，假若中國長期扶植他們，假若中國人大制定一個《與德克薩斯共和國關係法》，規定中國跟他們維持“非官方關係”，但向他們提供坦克、導彈、戰機、戰艦等“防禦性武器”，“維護美洲地區和平”，假若中國說中國有個“一個美國”政策，要美國跟 “德克薩斯共和國”和平解決歧見，美國若用武力，中國就要“用一切方法”防衛“德克薩斯人民”。美國的感覺如何？

　　感覺肯定不會良好。不過，美國政客可能會剝下一切文明面具，回答說：這種情況不過是假設的，用不着談什麼國際行為規範，美國的拳頭大，強權即正義，所以美國可以這麼做，別人不能對美國這麼做。[145]

　　位於太平洋中間的夏威夷遠離美國本土幾千公里，曾經長期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美國只控制了它一百多年，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不到50年。它可以獨立的法律根據大於台灣一百倍。假如外部有另一國家或內部有人搞分裂，美國一定百分之百武力鎮壓，難道有人對此有異議嗎？

　　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說：“地緣政治的一個原理是，只有在戰場上奪取更大勝利，才能在談判桌上贏得更多的東西。”如果說在七八十年代，中國在與美國及其他國家談判中還有時間拖延台灣和南沙問題的話，那麼，對於已進入市場經濟快車道的中國來說，中國對這一地區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決不可的現實問題。但問題是，只要中國確立了民族復興的目標，中國就不能沒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權範圍內的海權；沒有海權，中國就絕對不能成為世界性的大國。

　　台海統一、捍衛南沙主權是當代中國不可動搖的利益所在，這是中國與美國合作的底線。但中國如果沒有必要的軍事實力存在，恐怕這條底線終將變成虛線。

　　中美關係，目前已進入最艱難的階段。除了蘇聯解體的因素外，還因為在一些關鍵利益即在台灣與南沙問題上的利益已日益衝突且難以調和。中國一旦統一，消除內耗後，實力將大幅度提高，美國一霸天下的格局將不復存在，這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中美關係中，中國處於弱勢，因而對美國支持台灣、南沙及西藏分裂主義的行為，中國始終處於守勢。但從美國對待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看，美國對待弱者是從不手軟的。

　　根據蘇聯和前南斯拉夫興亡的經驗，退讓的結果更糟。現在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如果有那麼一天中國為實現祖國統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國及其盟國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彈，中國是否還可以作出除抗議之外的實質性的回應呢？如果不能，而中國又不能作出放棄（或像中國清政府和現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樣變相放棄）主權之外的選擇，那麼，時不我待，中國現在就應認真地、迅速地作好準備。

　　當然首先是軍事準備。任何對話和談判都是以實力為後盾的。選擇實力就是選擇尊嚴和安全。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我們不能等到有了“敵人大規模入侵”時再作軍事準備。

　　能戰方能言和，沒有這種意志與勇氣，對手將步步緊逼，最終我國將喪失一切外交活動的空間。

　　美國的政策很實際的，處理問題一切以實力或實用出發：非洲盧旺達種族屠殺幾個月死亡近百萬，因無戰略價值，美國以人道理由及時阻止了嗎？俄國鎮壓車臣叛亂同樣是維護國家主權，同樣有慘重的傷亡，但俄國有世界數量第二的核武器，美國有斗膽轟炸嗎？扔在南斯拉夫的炸彈轟醒了不少原來把西方政治當作樣板的人，也轟醒了不少對西方政治懷有夢想和理想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

　　現實告訴我們，美國人是中國人的老師，它教會了我們不要相信軟弱無力的絕對和平主義，要相信實力保障下的和平。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華盛頓同樣不相信眼淚。看一看今日巴勒斯坦人的慘況，就會痛切地感受到什麼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

　　台灣回歸是關繫到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首要問題。從兩岸關係看“時間在大陸一方”的說法實在有待推敲，在近十幾年中台灣不是已從蔣經國時代的統一中國演變成了民進黨上台執政了嗎？中國固然需要時間來不斷發展完善，而“台獨”及其後台美國也同樣需要時間為攤牌做準備。所以時間不一定就在大陸一邊。海峽兩岸的的長期敵對甚至台灣獨立，中國人把力量消耗在海峽兩岸內鬥上而無從撼及美國的霸主地位，才是給美國帶來絕對戰略優勢和根本利益的關鍵所在。 　　

　　目前，中美雙方都想打時間差：前者想在後者忙於處理世界其他事務之時，迅速從經濟繼而政治上在亞太崛起；後者則想趁前者羽毛未豐之際將其限制在中國不能接受的範圍內。

　　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及其盟國實現北約東擴和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工作之後，在美國已經形成在中亞的軍事存在後，在美國大兵虎視耽耽欲拿下伊拉克後，時間對中國日益不利。[146]

　　在統一台灣的進程中，外來勢力的干涉將不可避免。雖然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擁有無限的道義上的優勢，但道義上的優勢並不能保證我們能統一台灣，我們盡可以義正詞嚴地指責美國的行為，但統一台灣靠的是實力（連印度人都知道要避免伊拉克的命運首先要有核武器），正如西諺所云：“天鵝絨手套裡面要有鐵掌”。

　　50年代美國出兵朝鮮，實際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向蘇聯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叫板。在這場較量中，世界各國都在觀望它的結果，並由此決定各自的對華政策走向。結果中國打贏了，連斯大林都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中蘇很快結盟。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那耀眼風采的背後，是中國打敗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的軍事勝利。尼克松說得對，“只有在戰場上奪取更大勝利，才能在談判桌上贏得更多的東西。”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再次交手是無法避免的，未雨綢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美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從上游源頭上扼住中國發展必需的能源進口線路。馬漢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他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中美撞機事件就發生在中國經濟發展重心的邊緣，阿富汗戰爭又發生在中國石油進口的關鍵地區，而這兩個地區都是我國安全鏈條中較為薄弱的環節。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作出軍事調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時刻是在你獨占鰲頭的時候，而最危險的時刻是等到一個富於創新的競爭對手來臨並找到方法來打擊你的時候。”現在美國確已獨占鰲頭，但中國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們在往最好處努力時，不能不作好最壞的準備，尤其是軍事準備。 [147]

　　打造撒手鐧

　　美國總統布什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於2001年12月13日在白宮正式宣布，美國決定退出美蘇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ABM）。儘管布什在講話中打着抵禦“來自絲毫沒有警告就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或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流氓國家”襲擊的幌子，實際的如意算盤則是使俄羅斯等其他核大國喪失對美國的“平等” 核戰略威懾能力，而獨立建立起自己的核武器優勢與導彈防禦系統兩大威懾，壓制任何可能對美國霸權地位形成的挑戰，維護美國在全球的獨霸地位。

　　《反彈道導彈條約》全稱《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是蘇聯和美國於1972年簽署的一項雙邊條約。1972年5月26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莫斯科簽署《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條約從1972年10月3日起生效。1974年7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又在莫斯科簽定《蘇美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條約議定書》，規定雙方只能在本國首都周圍或者在一個洲際導彈發射基地周圍，建立一個反導彈系統。

　　反導條約的理論支柱是著名的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報告。因為核武器破壞力太大，理性的政治家都不會輕易使用，可由於害怕在軍力上處於弱勢，美、蘇都爭取核武器摧毀力量與另一方的對等。惡性競爭的結果是所謂的恐怖均衡。肯尼迪政府的“確保摧毀”戰略，其實質就在於保證美、蘇雙方都有能力消滅對方，從而達致相互牽制，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樣的理論存在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無法消除突襲的誘惑。

　　此一因素由蘭德公司學者沃爾斯泰特在1959年提出。他的研究指出，首先攻擊的一方可能把對方的反擊降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從而獲得先發制人的巨大優勢。這樣，任何一國防禦能力的加強，都會被視為突襲行動誘因的增加，對恐怖均衡的破壞。整個冷戰時代，軍備控制的焦點都集中在儘量降低突襲的可能性上面。禁止建立全國性導彈防禦系統，就是美、蘇談判成果的核心部分。 [148]

　　《反彈道導彈條約》被視為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目前有32個裁軍和禁止核擴散的國際條約與這一條約掛鈎。

　　從本質上看，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是為其NMD（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和T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所進行的掃清障礙之舉，這表明， 美國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發展NMD和TMD，而NMD和TMD則又是美國針對俄羅斯、中國等有核國家實施的又一項戰略威懾。

　　軍事評論家指出﹐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遺餘力兜售NMD和TMD，其考慮並不是防止“流氓國家”的導彈襲擊（類似的導彈攻擊威脅根本就不存在），相反他是想以此作為談判的籌碼，對俄國採取誘壓兼施的雙重策略，使俄國同意與美在安全領域進行合作，並逐步拉進俄美之間的距離，從而達到離間中俄夥伴關係的目的。這是因為，表面上聲稱“不針對任何第三國”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美國官方的眼裡，它恰恰針對的正是美國。一旦這種夥伴關係全面鋪開，勢必會打破全球的力量均勢，從而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切身利益。但同時，俄國也並不是對美國一無所求，俄國要想真正地融入西方，重振大國雄風，無論是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都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相反俄國一廂情願的倒向中國，除了經濟利益以外，不可能得到人和他希求的東西，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149]

　　布什政府的第二個如意算盤是刺激中國，掀起一場空前的太空軍備競賽﹐以最大限度地消耗中國的經濟實力﹐轉移中國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目標﹐誘使中國與美國展開全面競爭﹐最終拖垮中國﹐使之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如果中國不上鈎﹐就想辦法把NMD與台灣問題掛起鈎來。

　　由於技術問題會逐漸得到解決，美國的計劃肯定會由紙上談兵變成現實。這樣，其他國家的防衛能力急劇下降甚至化為烏有。除非它們也建成同樣的系統，美國的絕對優勢地位將不可動搖。從理論上來講，美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大大增加。

　　俄羅斯“早就擁有對付反導彈防禦的有效系統”。俄羅斯的應對措施其一是繼續發展太空武器，特別是那些能夠攻擊衛星的“衛星殺手”系統，因為，以衛星為核心的GPS（全球定位系統）是導彈防禦系統的軟肋。倘若摧毀了這類軍事衛星，導彈防禦系統就變成了“瞎子”和“聾子”，根本不能進行什麼攔截。其二個方面將是繼續開發更先進的核武器，增加核武器的機動性、多頭性和隱蔽性。俄一位軍方高層人士說，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能夠戰勝任何反導彈防禦系統。這些反導彈防禦系統，不管是現有的還是潛在的，俄戰略核力量都能戰勝它。俄軍方在演習中順利發射了空基、地基和海基戰略導彈就是證明。

　　中國沒有俄羅斯這樣的撒手鐧，又有幸成為美國的頭號對手，NMD（TDM）對誰的威脅最大豈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嗎？

　　“911”之後，布什聲明已把中國看成是“朋友”而不再是“戰略競爭對手”。但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依然是“交往與遏制”兩手並用。布什一方面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卻不斷加強同台灣的軍事關係。美國退出防導條約，啟動了設在阿拉斯加的第一階段國家防導系統（NMD），其性能預計可以攔截50多枚彈道導彈。這正好是中國目前擁有的洲際導彈數目。

　　中國當前奉行“有限核武”戰略。一旦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建成，中國核武對美效用將幾近為零。受經濟和技術條件所限，中國的核武器數量小，質量相對差。美、俄核彈頭均超過1萬枚，而中國不足430枚，遠遜於法國。中國的運載工具也很少，能打到美國的洲際導彈估計僅有40枚左右，且大多由落後的液體燃料驅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尚無完整的早期預警系統，無法避免它國第一次打擊所造成的重大損失。

　　中國不會主動挑戰美國的霸權，如果要說交手的話，肯定是在台灣，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是美國，對美國軟則台灣獨立，對美國強則台灣縮頭，看清問題的本質，就有解決的辦法。

　　中國目前打的最好的牌就是“經濟”牌，但經濟可以制約於人，也可以受人制約，針對形勢變化，中國的應對政策只能是軍事與外交齊頭並進，儘快提升自己的安全係數。由於中美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相差太大，中國與美國展開大規模軍備競賽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沒有錢也沒有時間，但也不能坐以待斃，軍事上，應進一步推進軍工生產現代化進程，提高洲際導彈在它國第一次打擊中的生存能力，增加核彈頭數量，強化多彈頭技術，作好非對稱作戰和生物戰的研究和準備，都是不得已但不能迴避的選擇。

　　美國人將吹得神乎其神，然而NMD不但在道義上失道寡助，技術上也面臨諸多難題。

　　首先，無法應對多彈頭。美國關心核問題科學家聯盟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發表的一份報告說，攻擊彈頭可釋放多枚小型彈頭，使攔截導彈防不勝防。以生化武器進攻的任何洲際導彈，“必然都會使用多枚小型炸彈以求擴大攻擊範圍，美國的NMD無法抵禦這種攻擊。”同時，使用生化武器的導彈可以改裝，在導彈升空後立即釋放出許多小型彈頭，NMD如要一一予以攔截，那麼，攔截導彈會很快耗盡。俄、美導彈專家警告：NMD可以擊毀1枚、2枚、5枚導彈，甚至可以擊毀20枚、100枚導彈，但要擊毀1000枚，那根本不現實。

　　其次，無法應對偽裝技術。NMD要攔截的導彈飛行馬赫數一般都在以15﹣17馬赫之間，要在短時間內測准其準確位置相當困難。在浩瀚的太空中，導彈的反射面積僅有飛機的1%～0.1%，以現有的技術水平，很難發現。另外，導彈攻擊突然性強，這就要求NMD系統中雷達發現距離要遠，功率要強，系統自動化程度要高，要求攔截導彈的反應速度要快，攔截精度要高……不能有分毫的誤差。

　　如果進攻一方以數以百計的來襲彈頭和干擾物(假目標、雷達誘餌雲、碎片等)進行大規模襲擊，那麼，攔截導彈就更可能不知所措。因此，這種“子彈打子彈” 的超級遊戲難度可想而知。即便是能夠偶爾攔截一兩枚﹐但如果對方加大導彈突襲批次﹐進行飽和攻擊﹐則根本沒有辦法全部攔截。核彈頭只要存在1﹪的突防概率 ﹐一枚導彈就足以毀滅一座中等城市。

　　來襲彈頭如採用鋁屏蔽器，就很難測出其各種參數。在彈頭上裝上液態氮冷卻裝置，或通過使用整流罩使核彈頭降溫，就會使彈頭的紅外輻射非常微弱，可以“騙過為摧毀彈頭而發射的反導導彈上的熱傳感器，使NMD分辨不清目標。”如果大量施放誘餌氣球，以假亂真，用巡航導彈、飛機、貨船甚至手提箱等進行替代投放，就會使NMD不能發揮作用。[150]

　　針對NMD的特點，中國沒必要打造三百顆東風四十一，去和美國搞太空軍事競賽，中美國的圈套。中國可以在短時間搞出一些尖端的東西追趕甚至超越美國，出奇制勝，以小勝多。中國應該大力發展太空武器，特別是那些能夠攻擊衛星的“衛星殺手”系統，因為，以衛星為核心的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導彈防禦系統的軟肋。倘若摧毀了這類軍事衛星，導彈防禦系統就變成了“瞎子”和“聾子”，根本不能進行什麼攔截。

　　GPS是一個由多顆低軌道小衛星組成的全球定位系統，即通常所說的“導航星”。目前全球普遍使用的是美國投資210億美元建設，並花費了10億多美元用於改進和更新的系統，可給接收者提供精確的 高程和地理位置信息。海灣戰爭期間，GPS為多國部隊的坦克、飛機在伊拉克沒有明顯標記的沙漠上機動作戰提供了良好的導航服務，顯示出巨大 優勢，GPS亦由此迅速成為新軍事革命的重要技術支柱之一。

　　目前，大多數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軍用飛機都使用GPS；美國陸軍也裝備了將近 10萬套GPS設備；許多精確制導武器開始利用GPS制導，而且最終可能幾乎所有主 要的精確制導彈藥均將運用GPS導航打擊目標。美國軍隊嚴重依賴對 GPS的精確性和及時性，正因為如此，GPS系統很可能成為高技術戰場和高技術國家 軍隊的“軟肋”。

　　天基系統對於所有大規模軍事行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國一直努力要向軌道投送幾顆長壽而擁有最大能力的衛星。由於美國軍事行動日益依靠少數非常昂貴（每顆約120億美元以上）而又難以替代的軌道系統，所以不可能擁有較多的“軌道冗餘”，因而他們擔心其對手卻能以相對便宜的費用在軌道上部署 直接反衛星系統。

　　軍事專家指出，攻擊GPS“星座” 系統辦法多多：將普通廉價的火箭攜帶上裝有大量小球的大型鉛彈送入預定軌道，一旦爆炸後，這些小球便會以約每秒6．4公里的相對速度高速運動，從而可擊毀與它遭遇的任何衛星；將45 3公斤砂礫投入軌道，會像掃帚一樣橫掃近地目標空間，構成流星雨般的打擊，從而使昂貴的GPS“星座”系統隨奪取信息優勢的計劃一同化作泡影……[151]

　　“兵者，詭道也”。對付美國佬需要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只要於我有利就行。美國佬可以用偽造的登月事件進行宣傳戰（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人1969年的登月活動是假的），昆蟲可以用“擬態”有效嚇阻對手，我們也可以用宣傳增加嚇阻的效果。

　　當年毛澤東說美國是紙老虎，是因為當時中國有鐵拳頭。中國可以今天搞一個激光打衛星，電視宣傳，這東西和核武器一樣威力在發射架上，不在打出去以後，沒必要保密；美國只好追加兩百億，把衛星放得更高。過兩天導彈打衛星，美國要把衛星再放高。一年後，中國宣布核潛艇噪聲下降五分貝；美國只好更新第一島鏈的所有探測設備。然後中國可以搞個殺手衛星，做個試驗，對外狂吹一通，天上放一顆，發射架上留兩顆，好使不好使先不論；美國還要追加兩百億（至少要布署十顆才能找到這一顆吧）。然後潛艇又有突破，可以用戰略潛艇發巡航導彈專打長程雷達。如此一過，四年矣。中國的返回式衛星技術天下第一，屆時做個太空槍，在太空發核彈返回地球，技術應該成熟了吧，只要有個水彩效果圖，就能搞宣傳。這個時間表應該比較客觀吧。這些太空武器的經費大可從中國向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推銷高炮打導彈，無源雷達找隱形飛機的技術中解決，當然中國可以賣給巴基斯坦一些核技術，賣給伊拉克的還有打Ｆ－１６的地空導彈。

　　有效嚇阻是戰略防禦的一部分，這樣一是可以拖住敵人。戰略武器的目的是能恃無忌憚地打常規戰爭，但如果本末倒置，過度發展，必然會擠占其他武器預算，如美軍每架一億五千萬美元的Ｆ－２２和每架四千萬美金的ＪＳＦ等常規裝備計劃是衝突的。如果能讓星球大戰費用超過兩千億，可能美國有一天和九六年的俄國一樣，有超大規模的戰略力量，卻打不了車臣戰爭。當中國大規模裝備殲－１０時，美國的對手還是Ｆ－１５，Ｆ－１６，Ｆ－１８，則中國的目的就達到了。[152]

　　從長遠來看，美國在NMD核盾牌上的領先地位對中國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潛在威脅。然而，既使美國NMD核盾牌能夠完善，我們也可以充分發揮自身作戰體系中所有因素的作用，進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主作戰、以長擊短”的非對稱作戰與之抗衡。

　　非對稱作戰自古就存在，但其內容、形式和地位，隨着戰爭形態和作戰體繫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處於劣勢一方實施的非對稱作戰，主要通過充分發揮作戰指導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其它制勝因素的綜合效能，尋求對己方有利的非對稱態勢，抑制對手的強點，暴露和擴大其弱點，取得局部的優勢和主動。

　　信息是除空中、空間、陸地和海洋之外的第五維戰場。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如計算機、處理器和決策工具等微電子設備）使信息傳送時間大為縮短，從而可使部隊獲得大量的態勢信息和戰場知識，因而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軍事作戰機會。在很多情況下，信息已從只 作為主戰武器系統的輔助手段演變成本身就是武器或目標。

　　1996年4月21日晚，車臣“總統”杜達耶夫在車臣共和國西南部的格希丘村村外的田野里用移動電話打電話給“自由”廣播電台。電話接通後，杜與電台記者的通話時間過長，致使俄“格魯烏”情報人員迅速捕捉到信號，24小時隨時待命、攜帶空對地精確制導炸彈的俄軍戰機直撲目標。幾分鐘後，兩枚俄制炸彈在距格希丘村1500米的地方爆炸。杜達耶夫的死因曾引得俄羅斯各界眾說紛紜，猜測種種。後來還是杜達耶夫的遺孀在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時向人們揭開了杜達耶夫之死的真相：是杜氏的衛星移動電話泄了密，導致了他的死亡。[153]

　　擁有、利用和控制有價值的信息一直是戰爭的重要部分，在未來這將成為決定每次戰鬥勝負的關鍵。在未來戰爭中，要奪取並掌握制信息權和制電磁權，就必須打贏網絡—信息戰，網絡電子戰“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變相的突擊樣式，起到了與火力突擊效果相同的作用”。

　　網絡戰，是一場在有限的作戰空間內，以進攻性行為奪取和達成信息優勢，從而影響、破壞敵方的信息站、信息系統和計算機網絡的一種作戰方式。網絡攻擊類型模式主要包括體系破壞模式和信息誤導模式，前者是指通過發送計算機病毒、邏輯炸彈、“郵件”炸彈等方法破壞敵計算機與計算機網絡系統體系，網絡中諸如指揮控制中心、通信樞紐、機場等重要“節點”目標，極易遭到網絡攻擊，而它們又是整個網絡中的中心環節，一旦受擊，必然導致敵國家指揮控制系統的癱瘓。後者是指向敵計算機與計算機網絡系統傳輸假情報，改變敵計算機網絡系統功能，可對敵決策與指揮控制產生信息誤導和流程誤導。如果綜合利用體系破壞和信息誤導，並與其他信息戰模式結合，就能造成對敵指揮控制多重殺傷功效。[154]

　　總體而言，網絡戰分為兩條戰線：基於因特網的戰略網絡戰和基於戰場網絡的戰場網絡戰。基於因特網的戰略網絡戰，是一種間接作戰手段，平時和戰時都能發起，對戰場的支援作用很難直接反映出來。針對封閉的、局部的戰場網絡，在交戰中實施戰場網絡戰，將可以直接降低當面之敵的作戰能力。

　　美國陸軍從1994年開始實施的數字化部隊建設，其目的是通過網絡把戰場上的單兵、單個作戰平台和戰場指揮控制系統聯為一體，形成一個巨型的戰場網絡系統。鑑於戰場網絡的高度保密性，通常與因特網物理隔絕；鑑於戰場的高度機動性，戰場網絡通常具有無線傳輸特性。利用這些特點，就可以對戰場網絡實施有效攻擊。

　　當戰場網絡開始工作，並使用無線信道傳輸信息時，分布在太空、空中、海上、地面的網絡偵察設備就可以截獲信息，並做相關的解密處理。在掌握其網絡協議及密碼後，就可以以無線的方式進入到敵方的戰場網絡之中，實施網絡竊密或病毒攻擊行動。如果無法破解網絡協議和密碼，利用強烈的干擾信號去壓制戰場網絡無線信道，也可以起到擾亂戰場網絡正常工作的目的。如果戰場網絡系統事先已被預埋了病毒，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隨時觸發病毒。當然，對戰場網絡的破壞還可以採取火力打擊、兵力襲擊等傳統手段。[155]

　　印軍前陸軍參謀長馬立克指出：“如果說20世紀是閃電戰的世紀，21世紀則是電腦戰的世紀”，戰爭中殺傷敵人的不再是子彈，而是計算機病毒 。

　　計算機病毒武器是信息戰的撒手鐧。它所攻擊的是C3I(指揮、控制、通信、情報)系統的核心部件，具有傳染性和隱蔽性的特點。計算機病毒能間接地攻擊敵方的電子系統，即病毒可以從系統中防禦最為薄弱的環節侵入，進而再傳染攻擊真正的目標系統。計算機病毒一旦侵入敵方的軍事電子系統，就能對系統連續發起攻擊，從而大大擴展了電子對抗的作用時間。此外，計算機病毒能自尋的跟蹤攻擊目標，並長期潛伏在對方的軍事電子系統中，可根據預置時間、條件或命令發起攻擊，從而增加了攻擊敵人的突然性。計算機病毒的潛伏特性還使得計算機病毒對抗可以在戰前，甚至在和平時期就預先嵌入敵方的電子系統中，這就減少了作戰的非確定因素，從而提高了攻擊敵人的可靠性。[156]

　　早在80年代初，美國國防部在電子戰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計算機專家，建立了一個代號稱“老虎隊”的組織，專門從事計算機病毒的研製工作。“老虎隊”曾以美空軍的指揮網絡系統為“敵人”，運用所研製的“滲透病毒”武器進行進攻，僅用幾個小時，就成功地摧毀了整個指揮系統。在美國計算機病毒史上，還發生使用UNIX操作系統時，造成計算機網的620台微機染上“蠕蟲”病毒，頃刻間導致聯網的宇航局和許多重要軍事基地的計算機都被迫停止運行。一位美國知名人士曾由此而驚恐地說：用電話進行戰爭比用核武器進行戰爭更有效，要摧毀美國，只需用高科技擾亂其電腦系統1秒鐘就能達到目標。[157]

　　海灣戰爭首次把網絡攻擊手段引入到戰爭中並發揮作用，開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獲悉，伊拉克從法國採購了供防空系統使用的新型打印機，準備通過約旦首都安曼偷運到巴格達，隨即派特工在安曼機場偷偷用一塊固化病毒芯片（“邏輯炸彈”）與打印機中的同類芯片調了包。美軍在戰略空襲發起前，以遙控手段激活病毒，使其從打印機竄入主機，造成伊拉克防空指揮中心主計算機系統程序發生錯亂，工作失靈，致使防空體系中的預警和C3 I系統癱瘓，結果導致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的這些系統根本無法有效使用。伊軍陣地整個掩體缺乏保護，成了盟軍飛機、巡航導彈的“活靶子”。[158]

　　在評價海灣戰爭期間美軍計算機裝備的作用時，美國專家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並形象地指出，整個“沙漠風暴”行動期間計算機中每盎司（約28克）的硅甚至要比核彈頭中的一噸鈾還管用。[159]

　　科索沃戰爭中，網絡戰又有了新發展。美軍就曾通過截取的通信鏈路把欺騙性材料提供給南聯盟防空計算機網絡系統，把製造的假雷達圖像插入南聯盟有關計算機網絡系統。[160]而南聯盟也在網絡空間這個無形戰場上對北約進行了全面抗擊。在北約空襲期間，其信息系統連續遭到俄羅斯和南聯盟電腦“黑客”的網上攻擊，致使北約部分計算機系統的軟、硬件受到電腦病毒的重創，白宮網站曾經一整天無法工作，“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的指揮控制系統也曾被迫停止運行3小時。 [161]

　　因特網為網絡戰的實施提供了一個無疆域的平台。由於軍用、民用信息技術、信息網絡設施等互融互滲，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網絡都建立在因特網這個全球性平台上，這就為網絡竊密、網絡攻擊提供了路由。導致信息網絡系統能夠在任一點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戰場。[162]

　　1979年，15歲的美國少年米尼克成功地闖入了美國“北美防空指揮中心”的計算機系統，偷看了美國瞄準蘇聯所有核彈頭的絕密數據資料，並且在網絡中隨意塗改，而美軍方卻毫無察覺。[163]

　　1988年10月，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多家計算機中心的設備連續幾個小時無法正常運行。據後來官方公布的原因是“計算機病毒侵入”。這名“黑客”是加利福尼亞大學23歲大學生羅伯特·莫里斯。出於好奇心，他用自己設計的病毒軟件輕而易舉地獲得聯邦執法機構煞費苦心設計的加密標準和加密鑰匙。通過互聯網打入美國國防部的中央微機系統。這次非法闖入造成6000台計算機和70個計算機網絡系統癱瘓，僅直接經濟損失就達到1億美元。[164]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荷蘭一名年僅10歲的少年黑客侵入美國國防部計算機網絡系統，修改並複製了大量有關美軍兵員、裝備及武器系統的情報。[165]

　　1997年，一名年僅16歲的黑客侵入美國空軍的專用電腦網絡，致使五角大樓不得不將與空軍相關的防務網絡關閉24小時；1999年8月，一個自稱“下載大腕” 的國際性“黑客”群體宣稱，他們繼成功闖入美國軍方中樞電腦信息庫“五角大樓防務信息網絡系統”後，又成功地竊取了美國宇宙航空航天局信息網絡系統的要害軟件。[166]

　　1997年3月24日，美國能源部的前計算機安全專家尤金·舒爾茨博士向英國廣播公司BBC透露，在海灣戰爭期間，曾經有數以百計的美國軍事機密文件被從美國政府的計算機中偷出來，提供給了伊拉克。干此勾當的人是一批年輕的計算機黑客，他們偷竊的文件數量之多，密級之高，令人咋舌。文件的內容既有部隊的調動情況，也有戰術導彈的具體實力與部署方案。通過與聯幫調查局的密切合作，舒爾茨博士最終準確地找到了那些黑客們的襲擊出發點是荷蘭城鎮艾因德霍芬。這些荷蘭黑客們一旦找到一個美軍的站點，就不停地對系統口令進行無休止地猜測，直到系統最終被他們攻入為止。而他們一鑽進去，就從系統裡精心挑選出他們想要的有價值的情報，然後偷走。泄露的情報內容令美國軍方非常驚恐，那些荷蘭黑客們對美國軍隊的確切位置和武器裝備情況幾乎瞭如指掌。他們既知曉愛國者導彈的戰術技術參數，也對在海灣地區水面上游弋的美國軍艦的情況清清楚楚。但當時薩達姆政權對這些情報的真實性十分懷疑，生怕受到欺騙和愚弄，所以並沒有把這些文件當回事。假如薩達姆認真研究了這些情報，又採取了相應的積極防禦措施，那麼戰爭過程又將如何呢？[167]

　　未來網絡戰，將不受局部的陸、海、空交戰空間的任何束縛。對主動進擊的一方來說，無須興師動眾，無須長途機動，只需打開電腦，輸入敵方有關資料，繼而鍵入己方相關意圖指令，即可在咫尺之內擊中千里之遙的目標。[168]

　　2000年的“2月黑客事件”中，世界著名的雅虎、亞馬遜、微軟等網絡遭黑客攻擊而幾近全面癱瘓，直接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愛蟲”病毒的肆虐、 “紅色代碼”的泛濫等給人們平靜的網絡生活掀起了千層波瀾。今天，針對計算機網絡的犯罪已成為對現代文明的一種新的挑戰，而這種網絡威脅在軍事上極有可能使一支強大部隊面臨着滅頂之災。[169]

　　基於因特網的戰略網絡戰，雖然是一種間接作戰手段，其功效不可限量。戰爭中，利用網絡“黑客”進攻敵國，不僅可能成為戰爭的一種重要的樣式，而且也將成為主宰未來戰爭的一種“無形無煙的原子彈”，其影響力和對敵國的破壞力是前所未聞的。通過網絡可“入侵”敵國的作戰指揮、行政和經濟管理中樞系統，摧毀由電腦網絡控制的軍事、經濟系統，偷竊軍事、經濟、行政機密，造成軍事和民用信息系統大規模的毀壞，經濟力量被嚴重摧毀，軍事戰鬥力被削弱，使整個國家陷入癱瘓，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最終取得戰爭的主動和勝利。[170]

　　計算機網絡是信息時代的支柱，是現代軍事政治經濟的神經中樞，基於因特網的網絡戰必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制勝焦點，“信息武器”將日益成為足以打破世界戰略平衡的隱蔽的軍事政治壓力的手段，“誰掌握信息，誰就掌握了世界”，這句拿破崙的名言已成了無需證明的常識。

　　高技術局部戰爭中，信息作戰的地位和作用日趨突出。一方面，處於信息劣勢的一方，通過大力發展信息戰手段，削弱敵以信息優勢為支撐的高技術優勢，就可以迫使其與我打信息化程度較低的傳統戰爭。另一方面，信息戰武器裝備具有“兵力倍增器”作用，與發展其他武器裝備相比，發展信息戰武器是效費比高的選擇。

　　因此，在軍事現代化建設全局上，必須突出信息作戰建設的戰略地位，着眼於“敵人怕什麼，我們就重點發展什麼”的原則，選擇信息作戰手段作為優先發展的重點，選准着力點和突破口，儘快提高我軍的信息攻防能力，為謀求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戰略主動權奠定堅實的基礎。[171]

　　軍事理論家認為，可以將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引入信息戰——一種用家用微機即可進行的戰爭。電子、計算機和信息工程專家如同過去戰場上的將士一樣，可以成為新人民戰爭中的主力軍，需要時動員成千上萬人，攻擊敵國計算機系統。“整個社會將取代傳統戰場。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將參與本國或其他國家的政治活動”（沈偉光語）。信息戰的勝利將屬於能夠動員最多的計算機專家參加“信息家庭戰”的那一方，他們將採用諸如網點戰那樣的戰略，設法切斷重要的信息節點和接點。 [172]

　　目前，美國的金融、貿易系統已完全實現網絡化，60%以上的美國企業已進入因特網，國防部的電信需求95%以上是由商業網絡提供。這表明，破壞其軍隊的數字化通信網絡，既可通過軍用通信網絡直接實施，也可藉助民用通信網絡間接實施。[173]

　　中國擁有一批傑出的軟件專家，有數以億計的青少年學生，其中有許多電腦神童，在信息戰領域有巨大潛力。它可以彌補解放軍在常規實力方面與美軍的差距，一旦發生台海戰爭，它不僅可以用來瞄準台灣，而且還可以瞄準美國的弱點，使解放軍獲得以美國軍隊為打擊對象的遠距離力量投送能力，而且打擊的目標將不限於軍事網絡，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以及電網之類的民用基礎設施也是戰爭的目標。

　　美國一九九一年用“主權不可侵犯”為由，以戰爭手段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當美國認為有必要干預巴爾幹半島問題時，卻用完全不同於先前的標準“人權高於主權”，大規模介入科索沃戰爭。美國要怎麼玩，就怎麼玩，國際公義何在，弱勢國家難道就只有坐以待斃。

　　國家一旦處於戰爭狀態，唯一的戰爭指導原則就是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無神論——目的總是證明手段的正確。

　　出於戰略上的需要，布什總統自上台以來對推行NMD不遺餘力。美國的這種國防戰略思想，典型的反映了美國人自從越戰之後的心態，就是不論發生什麼戰亂，不能以犧牲美國人的性命為代價，而NMD的構思就是把對外戰爭限制在美國的境外或太空裡，不對美國人造成傷亡，正是符合上述的原則。

　　911事件向世人證明：地球上沒有任何一股攻而不破的力量，世事也無絕對。　

　　9·11式以最小成本進行的不對稱戰爭，徹底粉碎了高科技精密武器不可戰勝的神話，證明了NMD完全派不上用場，而這樣一場發生在美國境內的事件也和戰爭沒有區別，足以造成數以千計的美國人命喪黃泉。

　　針對高技術之敵怕“散”、怕不正規、怕死人、怕國內輿論、怕近戰等弱點，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NMD畢竟不能攔截來無影去無蹤的生物武器襲擊。

　　生物武器被叫做“沉默的殺手”，因為這些疾病的潛伏期長達數日或者數周。如果襲擊者不公開，人們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知道實情。

　　生物武器攻擊後人口數量會大幅度下降。原因是至少在理論上，每一個被病菌感染的人都會變成一個新的生物武器，去感染其他人，從而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生物武器雖然不會像核武器那樣破壞建築物，但它可以在短時間內令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變成一座死城。目前，常見的可被用作武器的病菌有：埃博拉（Ebola）病毒、天花（Smallpox）病毒、炭疽熱（Anthrax）桿菌等。

　　“埃波拉熱病毒”是1976年在非洲扎伊爾和蘇丹等地發現，這種病毒威力很大，感染上這種病毒後，會出現多處出血、發熱、關節疼痛、嘔吐、腹瀉、咳嗽、胸痛等出血熱病的特徵。

　　炭疽熱病是由炭疽熱桿菌引發的一種草食動物（牛、羊、駱駝等）的急性傳染病。炭疽熱桿菌可以形成孢子結構，高度耐熱，具備在自然界長期生存的能力，乾燥的孢子能存活幾十年。[174]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通過大量試驗，改進了炭疽的存儲、攜帶技術，使炭疽成為一種廣泛使用的細菌武器。二戰後，美國為了利用日本細菌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731部隊在中國進行活體解剖的大量組織切片資料，庇護了原日本731部隊的戰犯。從1948年到1968年之間，這些日本戰犯在美國馬里蘭陸軍傳染病研究所專門研究生物武器的實驗室工作了整整20年，在當年炭疽菌的基礎研製出了危害性更大的名為“Ames”的病菌，在這個階段，天然的細菌和病毒被改造成易存儲、便攜、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175]

　　感染炭疽熱的人，90%會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已經肆虐了幾個世紀，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直到20年前才被根除。感染天花的人，30%會死亡。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做過的計算，在一座500萬人口的城市中散布50公斤的炭疽熱病菌，將導致25萬人患病，在未治療的情況下會有10萬人死亡。如果採取預防措施，給每個人注射80毫克的疫苗，那就總共需要400公斤疫苗！哪個城市會一下子拿出這麼多的疫苗呢？[176]

　　眾所周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開始使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武器——細菌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戰場，戰後美國在朝鮮戰場、越南戰場也都使用過。

　　早在1969年，美軍就已將炭疽桿菌、野兔熱桿菌、布氏桿菌、黃熱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Q熱立克次體、肉毒桿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腸毒素等8種病毒列為標準生物戰劑。[177]

　　據美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1980年報道，該所從70年代未就開始進行拉沙熱病病毒氣溶膠感染性研究，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氣溶膠試驗。1983年又報道了在猴子中進行實驗性呼吸道感染的研究。美軍達格韋試驗場在1982年出版的《美國環境病毒學方法》專著中，發表了關於病毒氣熔膠的發生及其使用意義，環境對病毒氣溶膠的影響，病毒氣溶膠的研究方法，病毒氣溶膠模型等。

　　所謂的“氣溶膠”就是把生物戰劑做成乾粉或液體，噴撒在空氣中，形成有害的氣霧雲團。生物戰劑氣溶膠中的顆粒很小，約為0.5～5微米，肉眼很難看見，滲透力強，殺傷範圍廣，人吸入呼吸道後，可以進入肺泡和血管，所以使人致死量比其他感染途徑劑量小，一些通常由食物或昆蟲傳播的致病原也可以通過氣溶膠由呼吸道感染。如A型肉毒毒素通常是經食物傳播，口服致死劑量約為 0.002毫克，而由呼吸道吸入的致死劑量只需0.0003毫克。

　　美軍1980～1984財政年度中都有研究現代生物戰劑的費用，並透露出着重進行拉沙、埃波拉等出血熱病毒和炭疽病毒素的生產、提純以及真菌毒素的研究。

　　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記者們通過一番明察暗訪，曾經爆出駭人聽聞的內幕：在美國內華達州一處人跡罕至的沙漠偏僻地，有一個廢棄多年的政府辦公樓，但是卻戒備森嚴。這幢破舊的大樓就是美國五角大樓細菌武器研發——“巴克斯計劃(Project Bacchus)”的秘密試驗基地！[178]

　　2001年9月4 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克拉克和白宮發言人弗萊舍針對記者的提問，分別確認了《紐約時報》此前幾天的報道：美國長期秘密從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炭疽菌株研究始於1997年，在克林頓執政時，這項以前從未透露過的研究就已經開始了。布什政府繼承了這項計劃並擴大了它的研究範圍，五角大樓制訂了一項計劃，要以基因工程技術研製一種可能毒性更大的炭疽菌變種。[179]

　　美國在阿富汗打擊恐怖分子後不久，美國本土即遭遇經由信件傳播的炭疽熱病菌，導致10多人死亡，一時間，炭疽熱恐慌席捲全美，人人自危，美國的郵政系統幾乎癱瘓。而美國政府卻一反常態，對炭疽菌的來源三緘其口。事實上，種種證據表明9·11後在美國本土發現的炭疽熱病菌就來源於美國自己的生物武器實驗室。因此才有人說這是美國人自作自受。

　　近幾年來，隨着高技術不斷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很多國家又在生物武器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殺傷力更強的武器——基因武器。基因武器是運用遺傳工程技術，用類似工程設計的辦法，按照作戰需要，通過基因重組而製造出來的新型生物武器。辦法是在一些致病細菌或病毒中植入能對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或者是在一些本來不會致病的微生物體內植入致病基因，培育出新的抗藥性很強的病菌或新的致病微生物。[180]

　　基因武器與傳統武器比，有一系列特點。

　　 (1)殺傷力大、製造方便、成本低廉。產生相同殺傷力的製造成本遠低於核武器和化學武器。例如：在一個城市上空散布50千克炭疽桿菌氣溶膠會導致20平方公裡面積內數十萬人死亡，如果用VX神經毒劑則需要4噸。[181]（據美軍測算，倘若一枚帶有炭疽菌彈頭的“飛毛腿”導彈落在華盛頓，便可奪去１０萬人的生命。用5000萬美元建造的基因武器庫，其殺傷力遠遠超過花費50億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庫。只需20克具有劇毒作用的“熱毒素”，就可使60億人死於非命。[182]

　　(2)使用方便，隱蔽性強。基因武器可以利用特務組織、飛機、導彈等等手段在敵國主要水系的上游、大城市上空布灑，只有大規模發病後才會被發現。它既可作為戰略武器攻擊敵人廣大的後方目標、戰略要地，又可做為戰術武器攻擊、殺傷敵方的戰場目標。前蘇聯就設計過這樣的方案：平時派特務以旅遊者的身份在敵國某些地區埋藏基因武器容器，戰時通過衛星遙控引爆散布。只要戰場上需要，隨時都可以使用。[183]

　　(3)難以防禦和救治，具有強大的心理震撼力。如果將基因病毒投入戰場，是很難進行有效防禦的。因為經過改造的病毒和病菌基因，只有製造者才知道它的遺傳密碼，敵方很難在短時期內破譯和控制。即使最終能夠破解，也會由於缺乏時效性而導致重大損失。在敵對雙方種族差異較大的情況下，這種基因武器的效果尤其明顯。如果交戰雙方的科學技術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科學技術落後的一方就更難以應付基因武器的傷害。戰時，基因武器在敵方防不勝防的情況下突然使用，既能給敵方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同時也能摧垮敵方的心理防線，使之驚慌失措，精神崩潰，自動喪失戰鬥力。[184]

　　正因為基因武器具有以上特點，由此驅使一些國家競相研製。據報道，英國化學及生物防疫中心正在運用基因工程探索製造“基因殺人蟲”的可行性。美軍已完成了具有抗四環素作用的大腸桿菌的遺傳基因和具有抗青黴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的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腸桿菌中，培養出具有抗上述兩種殺菌素的新大腸桿菌。俄羅斯也早就着手研究劇毒的眼鏡蛇的毒素基因和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試圖培育出具有眼鏡蛇病毒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既出現流感症狀，同時又出現蛇毒中毒症狀，導致患者癱瘓和死亡。克隆技術取得的突破，對基因武器的發展，無疑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85]

　生物武器又被稱為“窮人的核武器”，因為它製造方便，成本低廉，殺傷力大。

　　據世界衛生組織測算，1架戰略轟炸機對完全沒有防護的人群進行襲擊所造成的殺傷面積是：100萬噸ＴＮＴ當量的核武器為300平方千米，10噸生物戰劑可達10萬平方千米，而基因武器的殺傷力還遠遠超過生物戰劑的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將“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０１５７病毒”製作成基因武器，這些“生物原子彈”足以毀滅人類。科學家們曾稱基因武器為“世界末日武器”，絲毫不是誇張。

　　上世紀80年代處於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政府，企圖研究只針對某些人群的生物武器，據當年擔任南非化學和生物戰研究中心主任的古津披露，他曾命令研製一種針對黑人的武器，通過啤酒、玉米甚至防禦針來傳播疾病，只是由於技術的限制而沒能如願。

　　據媒體披露，以色列已經化了數年時間潛心研究只會傷害阿拉伯人而不會傷害以色列人的基因武器，即所謂的種族炸彈，製造能攻擊阿拉伯人特定的基因而對以色列人沒有危害的細菌或者病毒，這些病菌可以通過空氣噴灑，或者污染水源的辦法來傳播。[186]

　　據稱，美國現在已完成了利用細胞中的DNA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種病毒DNA分離出來，再與另一種病毒相結合，拼接成一種具有具毒的“熱毒素”基因毒劑，只要萬分之一毫克就可以毒死100隻貓；20克就可以使地球60億人死於一旦。由此，美國塞萊拉公司董事長雷活·文特爾警告說：“人類掌握了能夠對自身進行設計的基因草圖後，人類也就走到了自身命運的最後邊界。”[187]

　　中國在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生物戰，曾經給中國造成重大的危害。基因武器的出現，使原有的生物戰防禦體系難以應付。由於基因武器隱蔽性極強的特點，和平時期正常的安全保衛手段不能有效阻止敵方在我國境內散布基因武器；另外基因武器的使用和發現可能存在時間差，並且難以追查來源，我國有限的核威懾能力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能有效抑制以高技術的基因武器為手段的新型生物戰。事實上沒有一種看家法寶可以永遠有效，原子彈也不例外。從破壞戰略平衡的角度看，基因武器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具有相同的效果，結果有可能導致我國戰略環境惡化。

　　基因武器研究的關鍵是破解遺傳密碼。研究傳統武器的過程中，製造長矛和製造盾牌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然而基因武器與其他武器不同，在基因工程領域，醫學研究和武器研究都必須從破解遺傳密碼入手。只要破解了遺傳密碼，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決定其成果的用途。破解遺傳密碼的工作需要普及的，長期的，大量反覆的試驗。特別是那些針對特定人群的研究，精心選擇試驗對象可以縮短研究周期，加快進度。

　　從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很多美中合作的人體試驗項目在中國國內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留學生回國做題目，或者直接同中國的醫學院校和其他衛生機構合作，在中國人中間進行人體試驗，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者DNA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在中國安徽地區的基因研究項目，引起了國內媒介和公眾的關注。《南方周末》對此曾作過專門報道。

　　之所以選擇安徽安慶地區的農村，因為該地區人口流動性小，血緣關係相對穩定，服用藥物較少。從村民的家譜推斷，當地人在本地有千餘年的定居歷史，所以美方研究機構認為他們的基因沒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國人的基因特徵，是非常理想的破解東方人群基因密碼的試驗場。

　　血液是人體供氧和排毒的途徑，血液中可以了解人體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缺陷，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的情況，可以針對中國人種的特點來製造相應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碼的突破口，既可以用來防病，同時也可以用來害人。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安慶的基因研究涉及大量的血樣採集，人數動輒上萬人，這樣做的目的是可以偷偷做協議之外的試驗。關於抽血的量，正常人做體檢和疾病化驗只要2毫升就足夠了，某些研究中從每個受試者身上抽取超過正常標準3-6倍的量，這是為了在已授權的研究項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報的項目。

　　目前類似的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還有很多，不僅局限於安慶地區，有些至今仍在進行中。90年代初期美國還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研究。還有專門研究漢族與藏族的基因差異性項目，不僅獲取了漢族，藏族的基因，而且發現了東亞人種同西方人種的不同之處。

　　從90年代初至今，十幾年的時間裡，僅目前曝光的少數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就在我國境內進行了幾十萬例，其中對“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一項，批准招募的受試者為2000人，但實際招募的達16686人。其“工作效率”之高，“運行成本”之低，遠遠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些外國研究機構以“科學研究”為名，只花了少數幾個美圓就輕易拿走了寶貴的中國人的遺傳密碼。

　　美國為什麼對我中華民族基因密碼如此感興趣呢？它會允許中國的研究機構到美國去抽取血樣做類似的研究嗎？[188]

　　早在一九九五年在美國舊金山就舉行過一個集合全球五百名經濟界、政治界精英的會議。討論將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多餘人口圈養還是消滅（其中就有美國策士布熱津斯基參加）。因此，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肯定是這種陰謀算計的最大對象。在獲得絕對的霸權和絕對的安全之後，美國是僅僅安於保持它的優越地位，還是要利用基因技術以及其他大規模的毀滅武器對全世界進行人口清洗，以徹底消除全球過剩人口，作這樣的區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並沒有什麼重要性，重要的在於美國具備這個能力而其他國家不具備反制的措施與能力。[189]

　　雖然我們不主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而，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應該高度警惕那些以“科學研究”、“國際合作”為名，暗中進行破解中華民族基因密碼的研究。因為只要破解了遺傳密碼，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決定其成果的用途，而將其作為基因武器研究的可能性並不是危言聳聽。基因武器實質上是一種種族滅絕的殘酷手段。面對基因武器的威脅，根本的對策是積極開展基因工程的研究，力爭早日取得突破性進展，建立可靠的防禦能力和威懾能力。[190]

　　我們譴責一切形式的生物恐怖活動。然而，在一場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權的戰爭中，我們又不得不將生物武器作為最後的自衛手段，這與生物恐怖活動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碼事，況且，生物武器你不研究別人照樣研究，到時候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如果能研究出一種對黑人無毒而對白人致命的基因武器，一旦需要，將其投放到美國，立馬就會讓美國癱瘓，因為美國政府和軍隊中有許多黑人雇員，讓其彼此之間避之猶恐不及，就可兵不血刃達到目的。

　　冷戰期間的和平是建立在確保相互摧毀的恐怖均勢上的，今天，要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必須建立某種形式的恐怖均勢。不管是太空武器，信息網絡戰還是基因武器，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手段，引而不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就不敢胡作非為。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和平統一台灣有百利而無一弊，中國人民以及海內外炎黃子孫都希望台灣能夠和平回歸祖國，避免生靈塗炭的民族悲劇的發生，然而，統一台灣僅僅靠善良的願望是遠遠不夠的，當台海局勢演進到臨界點時，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手段與資源及時制止“台獨”的發生，這就是我們關於台灣問題的底線：不惜一戰，戰則必勝。

　　中國政府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明確指出，如果出現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如果出現外國侵占台灣，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來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全體中國人民對“台獨”決不容忍、決不姑息、決不坐視不管。

　　95年以前，兩岸基本沒有軍事對峙，當時連福州軍區都解散了。95年後，台灣謀求走出去的策略，引起兩岸軍事對峙持續升溫。

　　李登輝在下台前拋出的“兩國論”，把海峽兩岸關係帶入一個新的緊張的狀態：對抗代替了對話，鬥爭代替了交流與合作。它再一次顯示，台灣問題的發展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實現國家統一的形勢非常嚴峻。

　　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只是孤立的個人言論，它不僅受到民進黨的支持，也被國民黨用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方式，明確作為它今後的大陸政策。“兩國論”使國民黨內的分裂勢力和民進黨在力圖從中國分裂出去上合流，找到一個可以相互接受的目標，並在政治過程中相互配合。

　　經過李登輝多年的苦心經營，“台獨”如今已經成為台灣島內的主流政治心態。“兩國論”發表後，新黨立院黨團召集人鄭龍水委託民意調查基金會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55.2%的受訪者贊成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23.4%的人反對。同時，82.5%的受訪者認為，大陸不可能接受“兩國論”；49%的人擔心中共會強烈反彈。

　　這一數據說明，至少就目前的實際心態而言，台灣公眾的多數並非心向統一，而是希望“台獨”。這既是李登輝長期以來執行扶持“台獨”方針的結果，反過來看也是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後盾。

　　如果說大勢，那麼我們得承認，至少在台灣島內，“台獨”是大勢，是民心所向。

　　也就是說，在大陸對台灣二十年的呼籲、接觸、交流和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感訴求以後，在幾乎無條件出讓大陸市場給台灣商人以後，在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長期居高不下以後，台灣當局不是更願意統一了，而是更願意獨立了，台灣公眾的回歸心態不是增強了，而是減弱了。統一祖國不得不更加依靠武力，而不是民心。這才是中國需要直面的殘酷現實。

　　李登輝已經為台灣走“國家化”道路確立了一套制度，只是還沒有能把它“合法化”。民進黨上台後，台灣在“國家化”的道路上變本加厲地往前走。

　　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後，積極奉行“漸進台獨”政策，大搞“實質台獨”，2002年8月3日更是拋出“一邊一國”論，徹底扯下了“四不一沒有”的遮羞布，鐵了心要在他手中以推動公民投票立法為開端，通過修憲的途徑，實現“台灣法理上的獨立”，即公開“台獨”，李登輝則首次明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而且以2008年為限，具體提出了台灣獨立時間表。扁李狼狽為奸，大大縮短了兩岸可能和平共存的時間與機會，台灣分裂的可能性以月計。

　　眼下台海局勢惡化，“台獨”勢力甚囂塵上，台灣當權者已擺出不回頭的態勢。在某種意義上，台海兩岸主、客異勢，台灣問題的主動權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或明或暗的“台獨”勢力這一邊，大陸多半是在被動地應付“台獨”勢力接二連三的挑戰。情勢發展到今天，台灣局勢已非我們的善意所能左右的，正如美國前駐華大使恆安石說，要中國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等於是給“台獨”勢力發一張免費通行證。[191]

　　除非出現奇蹟，兩岸正在走向戰爭。

　　善良的中國人誰不願意中國和平統一？誰不願意看到炎黃子孫免於同室操戈？億萬中國人期盼着祖國和平統一，而“台獨”勢力則企圖毀滅和平統一的前景。我們歷來主張和平統一，但僅憑我們善良的願望無法達成和平統一。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廉價的和平，和平統一的主張必須要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正確的戰略設計來保證。為了防止戰爭，必須準備戰爭；為了和平統一，不能放棄武力。戰爭的辯證法歷來如此。“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國人民必將以生命和鮮血來捍衛祖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192]

　　中華民族歷經滄桑，飽經磨難，中國人民決不允許歷史的悲劇重演。香港淪入“大英帝國”150餘年，中國尚且收回；澳門淪為葡萄牙殖民地400餘年，中國尚且收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可謂風頭正健，但當其染指烏蘇里江一小小沙洲時，中國軍隊平地驚雷，毅然與之交火，繼而在長達數千公里的戰線上劍拔弩張。台灣問題是中國大戰略棋局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關繫到13億中國人的生存和興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決不會作任何妥協、讓步，“寧失千軍，不喪寸土”。

　　中國政府目前已無退路，為了全民族的利益，那怕前面有萬丈深淵，也只能義無反顧地前進，因為中國已經不起分裂（台灣的獨立將直接導至中國的大分裂、大動亂）；中國收回台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國際協議的形式召示全球，中國政府以武力平息分裂分子的武裝叛亂是天經地義之事，會受到全世界主權國家的支持，因此中國政府決不會放棄台灣，當和平統一無望時，武力統一便成為唯一現實、有效的選擇。

　　中國人絕不願自相殘殺，但是從戰略上看，日益強盛的中國大陸決不會讓台灣成為美日插在自己腹部的“匕首”，為洋鬼子所用！要麼刀入鞘（“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要麼“拿掉匕首”（武力統一台灣），別無選擇。台灣若長期在戰略上與美日為伍，只會成為犧牲品。這是兩岸關係真真切切的戰略實質。

　　解決台灣問題的緊迫性與複雜性與日俱增，兩岸“統”與“獨”的較量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很難避免。沒有一場較量，台灣社會不會真正理解祖國大陸人民和政府在捍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追求國家統一上的決心，也不會明白要分裂的話，他們必須付出什麼代價。

　　沒有在軍事上戰勝台灣的分裂主義、抗衡外國勢力干預的能力，和平統一隻能是痴人說夢，而且只能受制於人。在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下，無論是想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抑或是想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還是想對台灣實現和平統一，都不能一廂情願。但是，只要充分估計發生不利情況的可能性，動員一切資源與台灣的分裂勢力和國際的干涉進行一番較量，我們仍然有條件取得對台灣問題的主導權。

　　現在的問題是，一旦中國被迫對台灣採取武力加以解決的話，美國和周邊國家將會採取何種手段應對。

　　有一點是肯定的，美國人在傳統上更加同情台灣的國民政府，而日本人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至於亞洲其他國家的想法，就比較次要了。從理論上講，俄羅斯是希望中國在台海發動攻擊的，這有幾個方面的好處，一可以牽制美國的擴張勢頭，二可以大賣軍火，三可以以斡旋者的姿態撈取政治好處。

　　中國只有脊梁強硬，和平的機會才會更多；只有做好準備，才有可能爭取到和平。對一個國家而言，在國際鬥爭中至少應有可以還手的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