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四章 第五節下 天鵝絨手套裡面要有鐵掌

第五節 天鵝絨手套裡面要有鐵掌

　　除了海軍力量外，另外一項中國應該集中力量發展的無疑是空中力量，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先進的遠程作戰飛機和偵察技術，取得絕對的制空權，這樣才能有效的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沒有制空權，就沒有制海權，航空母艦隻是一個搭載平台，它的打擊力量是一個由戰鬥機和預警機組成的空戰系統，沒有這個系統航空母艦和客輪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就台灣的地理位置而言不需要花費這麼大的經濟代價，而且建航母會引起周邊局勢的緊張；潛艇想要發揮打擊能力沒有空中優勢損失會大的驚人（二戰時德國潛艇損失超過百分之五十），沒有空中優勢解放軍想渡海也是非常困難的。有空中優勢不一定能贏得戰爭，但是沒有空中優勢一定不能贏得戰爭，從二戰到海灣戰爭再到科索沃戰爭我們清楚的看到了這點。

　　根據美軍在科索沃戰爭中以高科技現代化的戰術空軍來實施其在“中強烈度戰爭”的高強度、大力度的戰略打擊的表現，在未來戰爭中，空軍要“首當其衝，全程使用”，要準備當主角，進行“相對獨立的戰爭”。

　　現在空軍的遠程打擊能力，要比航空母艦更有威力，打個比方說，以一艘中型航母載機30架來說，其全部的戰略打擊能力，甚至比不上一駕B-52，如果我們有能力發展出具有隱身性能的如B-2類的戰略轟炸機，則一架B-2的威脅，要遠大於一艘航母，發展出關鍵武器，可以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獲得戰略上的有利地位，比如說冷戰時期的蘇聯，雖然經濟發展遲緩，但由於在核武器方面的龐大數量，搞得美國人非常難受，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長期以來，美國之所以敢於四處干預別國內政，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它的領土沒有與任何一個有威脅的軍事強國接壤，沒什麼後顧之憂，而一旦它的國土處於敵對一方的戰略打擊範圍之內（排除核武器的因素以外），它就必須冷靜地考慮一下干預別國內政的後果——如果薩達姆擁有B-2，難保不對美國本土進行打擊。如果在戰術戰鬥機方面能夠發展出F-22這樣的飛機，那麼可以肯定的是，5到10架F-22就可以控制整個台海上空，即使陳水扁有700架戰機，如果全部升空作戰，相信不用一天功夫，就會全部被擊落，這是軍事技術優勢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還是以B-2為例，它從美國本土起飛，飛行了數千公里，橫跨大西洋轟炸了中國大使館，這樣長的打擊距離，對於中國來說，威懾亞太地區綽綽有餘，也不象航母那樣脆弱和目標過大，容易遭到來自海面上下和空中各方面的打擊，而且一旦航母被擊沉，它上面所有的飛機也就一起同歸於盡了。[216]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後的戰爭，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即進行作戰的任何一方如果擁有制空權，則己方部隊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如果擁有的是壓倒性的制空權，則戰局也很可能呈現一面倒的態勢，這一點，與杜黑等老一派戰略家的空中炮兵觀念實際上是不謀而合的。

　　面對一個火力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敵人，如果靠單純防禦和拚火力的方法，其結果往往是以失敗而告終。中國軍隊現在必須大力發展的，主要是空軍，空軍強大了，有了制空權，同樣也就有了制海權，以中國的軍事發展趨勢來看，並不是以侵略他國為目標，而是以拒敵於國門之外為主要假想，那麼，只要發展出必要的中程轟炸機和先進戰鬥機，覆蓋中國領土和領海的制空優勢還是可以獲得的，關鍵在於空軍的發展不能亦步亦趨，老是跟在別人後面搞裝備，而是必須設計出真正的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戰機。

　　俄羅斯已經正式把米格—19、米格—21和米格—23分別定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戰鬥機，將蘇—27和米格—29視為第四代戰鬥機。而蘇—37和米格—1． 44戰鬥機只能算作“第4．5代”戰鬥機。[217]

　　空中力量二十年超俄趕美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不加大力度去追趕只會使差距更大。集中力量搞一兩個機型，關鍵性的技術自己做不出就去買，買不到就去偷，偷不到就再集中全國科研院所一起搞，一個五年計劃不行就兩個、三個五年計劃。軍備競賽不可避免。

　　有學者說，前蘇聯是被軍備競賽壓垮的，我們不應該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其實這種觀點是非常片面和浮淺的。前蘇聯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體制不合理：即在經濟上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軍備競賽所引起的負面影響是很次要的。[218]

　　從古今中外和世界各國發展軍備的情況來看，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說“軍備競賽是經濟發展的累贅”，關鍵是有關的體制是否合理，是否能夠使軍事科技和軍工生產同整個國民經濟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關係，從而使國防現代化轉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

　　軍事競賽的壓力是美國科學技術超常規發展的根本動因。這種關繫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壓力和緊迫性是其他任何力量都無法比擬的。

　　美國的一貫國策是通過在尖端防務技術領域內的競爭性發展帶動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整體科研能力和科學家的經驗都不能算作是第一流的。然而到二戰結束時，美國的防禦技術在軍事體制的強有力的推動下，已經雄居世界之首。在戰爭的推動下，美國的科學研究水平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令人難以想象的超常規發展，整體上遙遙領先於世界。

　　在和以前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的軍事對峙和軍備競賽的年代，美國建立起了一整套以政府和軍方為主導的科研機制。這套機制採用工程式的項目研究體制，由國家提供經費和一切必要的條件供應，在研究層次上實行分工。基礎研究和技術儲備研究由國家實驗室和大學來完成，應用技術和開發型號研究一律交給企業去完成。在這個特殊的利益機制中，政府是主要的科研組織者和財政支持者，軍方是項目研究的監督者，而私人企業則是主要的項目承擔者。

　　在發達的信息共享制度的推動下，科研資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雄厚的基礎成果的支持下，創新活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正是在政府的直接組織下，美國的科學技術才在冷戰期間獲得了領先世界的長足進展。

　　正是冷戰期間的技術開發和科學儲備，才使得美國今天的知識經濟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迅速形成。

　　明確的目標、競賽性的組織管理和充裕的經費供給是保證美國國際科研計劃結出碩果的重要原因。雖然國防科學研究並不是美國科學工作的全部內容，但這種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國家行為卻為其他非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營造了適宜科技進步的優越條件。正是因為聯邦政府的投資完成了那些耗資巨大而風險性也很大的開創性和基礎性科學研究，美國經濟才能將有限的資金集中用於能夠帶來具體經濟效益的發展研究中去。國家提供前瞻性的科學成果，而私人企業則在此之上進行商業開發，卻不用承擔基礎研究的“痛苦和折磨”——眾所周知，互聯網就誕生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軍方實驗室。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推動美國科學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來自於五角大樓。而整個美國社會的經濟增長也將獲得直接的推動。[219]

　　我們不應該向蘇聯一樣每個領域都和美國競爭，但是該競爭的地方就不能退縮，發展航空工業既是國防安全的需要，又是提升國家工業和科技整體技術水平的需要。飛機會拉動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包括高精度鋁合金，數控機床，電子遙控，計算機，高級空調等安全設備，武器裝備，儀器儀表，發動機，液壓系統，燃油系統等等，與簡單的服裝生產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下決心發展航空工業，等於動員全國工業技術精英，強制性提升本國工業製造水平。[220]

　　航空工業的本質是軍民結合的，而且只有軍民結合才能使航空工業興旺起來，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在發動機和航空電子上我們投入一百億（這只是廈門遠華走私案金額的的一小部分），發動機和航空電子上的進步可以讓我們製造出好的大型民航客機，一百億的回收只是時間問題。這對於擴大內需，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同樣是大有俾益的。更重要的是，發展民用大飛機本身就是潛在的軍力儲備。因為民用大飛機是多種軍用飛機的技術平台(軍事運輸、加油、預警、指揮等），這些類型的飛機正是我國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是不會賣給我們的。

　　人口僅為5700萬的法國擁有完整、獨立和發達的國防科技和工業體系，能夠研製和生產包括核武器和航空母艦在內的各種先進武器。如果法國經濟中沒有軍事科技和軍事工業這一大塊的話，這個國家的經濟反而是要出嚴重問題的。[221]

　　中國的戰爭潛力，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視的。

　　1999年美軍費支2860億美元，據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統計，1999年中國國會（全國人大）批準的軍費支出為100億美元，額外隱性軍費支出為 100億美元，中國1999年度軍費支出合計200億美元，日本國會批準的1999年度日本國防衛費用支出總額為540億美元，雖然從絕對值計算，中國的軍費支出不到日本的二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從國民經濟結構和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簡單來說是指各國貨幣間的匯率等於它們之間以一些基準商品貨幣價格來衡量的價格水平之比，換言之，在任何國家中任意一種貨幣的購買力相等。）的角度來看，中國和美、日實力差距並沒有那麼大。

　　據世界銀行統計，1999年，美國社會消費服務業產值，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同年日本的社會消費服務業產值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而中國的社會消費服務業產值僅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

　　這就是說，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與美日的差距的主要表現，在於不決定國家戰爭實力的社會服務業。換言之，美國的各大城市夜總會的消費收入、美國從新州大西洋賭城到加州拉斯維加斯賭城的消費收入、日本的夜總會收入、日本的其他娛樂場所消費收入等等，雖然可以為美、日社會創造出鈔票，在戰時卻無法轉換為戰爭能力。

　　實際上，這些專家認為，在決定國家實力的工業能源、原材料、加工製造業等能力方面，美、日並不比中國占多少優勢，有些項目中國已與美、日並駕齊驅或者超越了後者。

　　例如，中國鋼產量、造船頓位、重型卡車生產能力、化工材料等，與美國不相上下，而中國的水泥產量，是美國的六倍！更重要的是，中國絕大部份戰略資源，都在中國境內，而美日則有許多戰略資源仰賴進口。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的國民經濟一旦轉入戰時軌道，其“撐下去”的巨大自持力。

　　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據1999年度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勞動力價格遠低於美日。同樣是一美元，在中國的實際購買力是在美、日的五倍。

　　如果世界銀行這一統計是準確的話，那就意味着，按照美國技術標準，建造由一艘中型航母、四艘驅護艦、兩艘核潛艦、一艘補給艦所組成的一個航母戰鬥群，美國需耗資200億美元，而中國僅需耗資40億美元。

　　不過，這絕不等於說，中國的200億美元軍費，實際上等於1000億美元，因為有不少尖端武器，中國需向外國購買。而中國對外軍購時，其購買力平價不但對美、日沒有優勢，反而處於劣勢。西方國家仍然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技術武器裝備，外國武器商因此可對中國漫天要價。因此，中國要想真正享受購買力平價的優勢，唯一的途徑就是走自己武裝自己的道路。[222]

　　採用軍事手段解決一項利害衝突問題，必須把握火候，掌握適當的時機動手。正如孫子說的，“靜如處子，動如狡兔”。即使大陸是被迫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何掌握適當的時機，對決定衝突演變的結果，也是至關重要的。

　　總的說來，既然稱為適當的時機，就是不能過早，也不能過晚，否則會使手段和目的南轅北轍，適得其反。如果大陸軍方操之過急，師出無名，不但會在國際上陷於困境，甚至難以說服、動員大陸民眾；假若反應過遲，也會使稍縱即逝的良機失之交臂，反而會造成台灣在相當長時期內在法律上脫離中國的結局。如果在台灣民意機構或其他類似權威機構正式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即獨立)之後，再訴諸武力，則極有可能無法改變台灣最終走向獨立的結局。由此可見，在有足以使世界各國和大陸民眾信服的跡象，證明台灣正在滑向獨立的終點之後，而在台灣民意機構或其他類似權威機構正式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即獨立)之前，這一段時期是大陸軍方訴諸武力的合適時機，在使用武力之後有可能改變局面，挽狂瀾於既倒。並且這一時間宜早不宜晚。[223]

　　不管我們怎樣反對，美日都會干涉台海戰事，唯一值得去考慮的是美日會不會直接出兵台海，但是美日是否會出兵將取決於我們。

　　如果我們能在發起攻擊後的一個月內（最遲三個月）解決掉台灣的話，美日武裝干涉的可能性為零。這並不是說它們心慈手軟，而是它們來不及進行武裝干涉。美國雖然有強大的空運能力和第七艦隊的護衛，但在短期內要運送兩個以上的師是困難的，而且光是對台灣戰事是否採取干涉政策，在其領導層內恐怕也不是一下子就決定得了的。同樣，日本人也必須是確信美國人採取行動後才會考慮怎樣跟進，畢竟中國的報復力不可小視。

　　最不好的方式是象美國人長期干的那樣，先轟炸個十天半個月，慢慢地再開戰局，這種做法，對一個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的敵人是現實的，但不適合解放軍，也不符合速戰速決的原理。台海之戰拖得越久，對中國就越不利，最低限度也要讓台灣軍隊變成阿里山上的游擊隊，才符合作戰原理。[224]

　　孫子云：“兵貴速，不貴久”。台海大戰的結局事關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如若有失，後果不堪設想。“台獨”勢力會順勢引外國勢力入台，將台灣獨立變成事實。台海大戰將是世界兩棲登陸作戰史上規模空前的戰役，必須傾盡全力，精心策劃，細緻準備。力爭戰役發起的突然性（包括戰役發起時機和戰役發起的地點），搶占先機，把握戰爭主動權，初戰決勝，速戰速決。一旦戰爭呈膠着狀態，將為台灣當局提供引狼入室之機，使戰局複雜化。唯有集中優勢兵力、火力，立足於大打，拋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顧慮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必投鼠忌器，搶占先機，初戰決勝，速戰速決。實在不行，即使是用戰術核武器作火力準備，然後用輕步兵快速占領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考慮，雖然這種方法在政治上比較被動。

　　歷史經驗證明，對己方兵力、火力使用的不必要限制和顧慮，經常把敵人打成頑敵。只有對敵使用強大的火力，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方可在精神上打垮敵人，造成其心理上的震憾和畏懼，加速敵人的潰敗。換言之，局部戰鬥中打得越狠，全局戰場上才會取得更快的勝利，從而減少流血和戰爭的破壞。台軍守島作戰，無路可退，解放軍唯有以強大的火力給予守軍毀滅性打擊，方可摧垮其鬥志，加速其崩潰。如若由於台灣經濟目標較多而對作戰和火力使用加以限制，則有可能將守敵打成頑敵，不僅增加傷亡，而且還會造成戰局膠着的被動局面。現在不是“戰上海”的年代，人死無法復生，物損可以重建。為了幾座樓房而使戰場指戰員增加流血犧牲的事再也不應發生了。[225]

　　如果真的發生台海軍事衝突，肯定不僅僅是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單向衝突。它是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亞太盟國對華遏制戰略走向最後收縮階段的前兆。是中國東部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政治風暴即將來臨的前峰雲系。從應付挑戰的角度講，未來中國與美國代理人的戰爭，是一場只能勝不能敗的戰爭。與上世紀末的中日戰爭一樣，中國一旦戰敗，就會由此引發國內政治動亂、繼而國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國家”進入中國進行所謂的“國際調停”；屆時，中國政府還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樣，被迫以吸引“投資”的“文明”形式，向打擊和肢解中國的強盜們進行變相“賠償”。 [226]

　　因此在台灣問題上必須設立明確的底線，決不能在領土問題上自己給自己搞模糊政策，台灣問題的底線要通過寫入憲法形式公布天下，並明確的告訴外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惜亡國滅種，也不能輸。

　　兵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雖然“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軍事上就完全不同，軍事上妥協就是投降，軍事靠的是實力，在台灣統一這個領土問題上，中國應着眼未來即將到來的中美軍事衝突儘早進行相應的軍事布署。首先政府高層要做最壞的打算，要加強軍人隨時準備打仗的緊迫感和使命感，同時消除軍隊中“唯武器論”和“恐美、懼美主義”思想，提高軍隊對台海戰爭的認識，認識到中美一戰即是大戰，又是惡戰，還有可能是核戰。而且一定要有全民參戰和持久戰的心理準備，以及抗惡劣打擊下的軍民士氣的心理準備，南聯盟在北約轟炸中，軍事設施沒有被擊跨，北約就轟炸其民用目標，從而摧毀了南聯盟軍民的抗戰意志，有時戰爭打的就是心理。

　　其次以2005年為限，制定解放台灣的對台作戰方案（以後每2年一次重大調整），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並在2005年前完成對台軍事布署。為什麼要選擇2005年前，因為此時正值台灣政權與美國政權交替的動盪之時，在美國還沒有大規模布置NMD，和台灣大量先進攻擊性武器到貨之前。在做出軍事布署的同時，視台海局勢的發展及美國出兵介入的程度制定多種戰略軍事作戰方案，大可大打，小可小打，直到核戰爭也在所不惜。[227]

　　解決台灣需要作大量實質性工作，還要選準時機，最重要的是，一旦決定要打，就要下定決心，不畏犧牲，切忌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那樣只能導致失敗。最終結果可能不僅僅是永遠失去台灣，很可能國家四分五裂，即使沒有分裂的剩餘地區，也會被劃個三塊五塊的禁飛區，禁航區之類的地方。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將是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強國的標誌。古今中外有無數的事例都證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必然是軍事大國，一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大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還會成為列強魚肉的對象，如中國歷史上的清王朝。相反，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大國還會成為不少國家競相爭取，希望獲得它保護的國家。例如，現在的東南亞國家就希望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應付本地區的“不確定因素”。

　　如果我們擁有速戰速決地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力量和對美國的戰略威懾力量，美國肯定不敢在軍事上介入台海戰爭；反之，中美之間不僅必然會發生戰爭，而且戰爭的進程必然是：我們越弱，越是沒有反擊美國軍事介入的有效手段，美國對我們的軍事打擊越是殘酷無情。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所謂 “故意模糊政策”的實質，是要把是否在軍事上介入的最後決定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美國的本性就是欺軟怕硬。同樣是內戰，南聯盟鎮壓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裝，美國就大打出手；俄羅斯鎮壓車臣分裂勢力，美國人只敢口頭批評，因為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毀滅美國的軍事大國。因此，避免中美之間發生戰爭唯一途徑是實現國防現代化。我們對此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我們只有在軍事上陷台灣於絕境，同時使西方反華勢力懾於我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強大實力和堅定決心而不敢輕舉妄動，才有可能最終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228]

　　萬一發生戰爭，戰爭的損失會有多大

　　除了野心家和瘋子，善良的人民誰都不希望爆發台海大戰，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爆發戰爭，正所謂和平不到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戰爭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啟戰端，然而，我們又必須作最壞的打算，考慮萬一發生戰爭（排除核戰爭），戰爭的損失會有多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楊帆研究員曾詳細研究了這一問題。楊文現錄如下。

　　中國內政外交，都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國家安全形勢是改革開放22年以來最緊張的，而且將繼續緊張下去，甚至發生台海戰爭。無論能否避免戰爭，保證國家安全比起經濟發展更為重要，顯然應該成為我國第一位戰略目標。這與發展經濟並不矛盾，因為發展國防和戰略產業，整治國土與農村城鎮化，這些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措施，同時就是啟動內需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

　　但是，國家安全目標非常廣泛，不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屬品，更不能被經濟主義自由的目標，比如加入WTO ，申辦奧運，擴大出口，提高消費等所限制，美國就是利用我們這些目標來吊我們的胃口，迫使我們在國家利益方面讓步。

　　我們絕對不可能排除未來台灣悍然宣布獨立，美國大兵壓境，與日本聯合圍堵遏制，甚至分裂中國的可能性。我們與其被動參戰，不如主動備戰，中國要衝破美日聯合封鎖，保持國家完整，或許早晚要有一戰，戰則必勝。同時我也認為，戰爭未必不可避免，關鍵是我們能夠在此5-10年內，堅決進行國內經濟戰略和文化戰略的調整，在經濟上降低對外依存度，在文化上消除恐美崇美病。如果成功，中國國力將空前強大，加以政治外交鬥爭，避免戰爭破壞，和平統一祖國是有可能的；即使需要使用軍事手段，也未必規模很大，勝利當有把握。

　　反之，如果按照目前經濟主義自由路線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在經濟和文化上將更加依靠美國，最終在經濟上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相當的中國人懼怕美國，深受西方價值觀念影響。如此下去，5 年以後，我們恐怕就沒有打仗的意志和可能了。即使我們不害怕美國的武器，也會害怕西方的經濟制裁。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硬道理：5 年之後，不是我們屈美日台之兵，就是美日台屈我們之兵。真正的戰爭不在軍事，而在軍事之外。在“軟戰爭”中失利，硬戰爭就難以取勝。硬戰爭或者很短，或者打不起來，關鍵是看誰能夠在軟戰爭中，奠定戰爭勝利的思想經濟基礎，把握戰爭先機，贏得主動權。

　　（一）

　　我國對外開放度，需要以國家安全為目標進行調整。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包括：

　　1.投資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比利，工業對於進口的依存度等）。

　　2.科技依存度（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產業控制，關鍵部件，新技術開發能力等）。

　　3.資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圓化程度，外匯市場，股票市場，外債）。

　　5.外貿依存度：進出口占GNP 的比重。

　　對外開放度過高，對於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不可忽視：

　　第一，新經濟發展過快，受制於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技術標準和關鍵零部件。

　　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絕大部分是美國生產的，這是電腦的核心部件，如果我們在普及網絡以後許多年仍不能獨立生產，恐怕就不僅僅是讓外國人多賺錢的問題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主要依靠設備進口，工業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0% ，甚至更高。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進口依賴度增加，中國將成為能夠左右國際市場的大國。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 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 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 ；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90 年代以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機電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

　　目前中國鐵礦石自給率為80% 左右，氧化鋁為70% 左右，銅精礦為40% 左右，鉻鐵礦為40% 左右，鉀鹽僅為6%.2010 年14億人口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包括29億噸原油），8 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 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 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3 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 種。鐵、銅、錳、鉻等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1世紀中葉除煤外，絕大部分礦產品均需國外資源補充。國內年木材缺口6000萬立方米，進口糧食進口 5 千萬噸。大量進口需要大量出口，出口年增長率不能低於12% ，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從3%上升到18% ，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

　　能源礦產結構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氣資源家底不清，後備資源嚴重不足，1993年成為能源淨進口國，其中每年石油進口量迅增1000萬噸左右，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缺口將會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 ，2020年50% 以上。

　　2001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200 億美圓。到2005年將缺口1 億噸左右。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1.5 億噸。要生產3.5 億噸鋼，需要進口8 億噸原油和3 億噸鐵礦石。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國內經濟運行會受制於國際市場，超過一億噸要考慮採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證石油安全。國際石油跨國公司壟斷國際石油市場，商業利益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利益一致，我國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是47% ，5 年以後可能達到65---70%，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又影響國際市場，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國家主權的原因。

　　《二00一年世界發展指標》中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各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占世界出口比重達一至三成，但高技術產品出口卻不到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

　　第三，國家安全因過多引進外資受到影響。

　以高關稅特別是提高關稅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保護國內產業，其結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比如到2006年我國按照WTO 規定，將轎車的關稅從100%降低到20% ，但是轎車零件的進口關稅為10% ，這就是以提高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促使外國資本進入，以合資企業產品代替進口整車。因此，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就成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7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4201億美元，占全國20% ；工業產值17696 億元，占工業產值的27.7% ；涉外稅收1648億元，占全國15%.未來5 年以國內市場為代價，每年可以吸收600 億美圓，但外商直接投資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難通過合資方式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外國設備過多會衝垮國內機器製造業。

　　其次，國內關鍵產業如飛機製造，數控機床，電腦芯片等，會被跨國公司整合和控制難以獨立發展。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主導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跨國合併，收購和合資形式向全球投資，往往是內部分工的結果，海外合資企業仍然受總公司指揮。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是德國的巴斯夫，在中國有9 家化工企業，從尼龍，地毯，醇，塗料，維生素，乙烯，染料，乳膠，到分散體，形成系列產品分工體系。國內企業受到行政系統（條條塊塊）的分割，缺乏內在的技術和生產聯繫，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難敵得過跨國公司的技術，商業和金融控制。

　　第三，“國內市場”也不是輕易可以讓得出來的。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占領市場意味着最終得到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我們讓出國內市場，就要承諾外商人民幣利潤的自由兌換。目前外商投資的國內人民幣利潤每年大約2000億人民幣，只有10% 左右兌換成外匯匯出，其餘留在國內再投資了。數年之後，利潤總額將積累到20000 億人民幣，相當於2000億美圓，等於國家外匯儲備。如果在突發事件下集中要求兌換，就難免誘發外匯金融貨幣危機。

　　未來5 年，我國仍舊可以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度，特別是金融方面；同時積極準備戰爭期間，西方全面封鎖以後的補償措施。

　　（二）

　　如果2005年發生台海戰爭，西方全面封鎖，我國經濟損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83000 億人民幣，按照1 ：8.3 匯率，為10000億美圓，外貿4743億美圓，增加31.5% ；出口2492億美圓，增加27.8% ；進口2251億美圓，增加35.8%.順差241 億美圓。其中一般貿易出口1052億美圓，增加32.9%；進口1001億美圓，增加49.3%.加工貿易出口1377億美圓，增加24.1% ，進口926 億美圓，增加25.8%.機電產品出口1053億美圓，增加36.9% ，高新技術出口370 億美圓，增加50% ；進口初級產品467 億美圓，增加74% ，原油，大豆；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增加30%.外貿依存度是以外貿總額除以GNP ，為47%.如果扣除加工貿易的重複計算，外貿依存度為35% ，全部扣除加工貿易，外貿依存度為2 3.5%.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匯率假設為1 ：5 ，國民生產總值為16600億美圓，外貿依存度為28.6%.扣除加工貿易為14.3%.

　　（二）假設中國沿着經濟主義自由路線繼續發展，不進行重大利益格局調整，國內外資源狀況仍舊可以支持5 年左右經濟增長。假設國內生產總值年增8%，2004 年為111553億人民幣，按照1 ：8.3 匯率，為13604 億美圓。外貿總額9196億美圓，外貿依存度達到67.5%.如果扣除加工貿易為39%.

　　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1 ：5 匯率，國民生產總值為22311 億美圓，外貿依存度為41.2%.扣除加工貿易為21%。

　　如果人民幣名義匯率貶值到1 ：10，國民生產總值為11155 億美圓，外貿依存度達到82.4% 的歷史最高水平。扣除加工貿易為41.2%.國內通貨膨脹，按照購買力平價1 ：7 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為15936 億美圓，外貿依存度為57.7% ，扣除加工貿易為26%.可以預見，2005年是中國經濟主義自由路線的頂峰。

　　2005年出口年增加15% ，為4358億美圓，進口年增加20% ，為4668億美圓，外貿逆差達到310 億美圓。加工貿易年增加15% ，出口2408億美圓，工繳費500億美圓。

　　外商直接投資保持年600 億美圓水平，使國際收支保持順差。國家外匯儲備保持2000億美圓。股票市場對外資開放，金融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三）國家外匯儲備在2005年超過2000億美圓。

　　如果在2001-2004 年突擊進口戰略物資，年增加進口200 億美圓。在2004年底，我國進口總額將增加600 億美圓，為5268億美圓，外貿逆差擴大到1000億美圓。國家外匯儲備下降到1400億美圓。

　　（四）假設2005年出現西方全面封鎖。加工貿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貿易出口1377億美圓，占出口總額2492億美圓的55.2% ，加工貿易進口1001億美圓，占進口總額2251億美圓的44.5%.加工貿易總額2478億美圓，占進出口總額4743億美圓的52.2%.

　　2004年，加工貿易按照年15% 增長率，可以達到2400億美圓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斷，損失是：

　　（1 ）外貿總額降低4500億美圓，出口降低2800億美圓，外貿依存度降低50%；

　　（2 ）4000萬人失業；　　（3 ）國家外匯收入降低500 億美圓；

　　（4 ）加工貿易全部使用進口原材料再出口，對國內產業沒有帶動效應，全部中斷以後國內只損失20% 左右的工繳費，2004年為500 億美圓左右，假設乘數效應，損失1000億美圓。

　　（5 ）2004年的GNP 是13604 億美圓，2005年如果繼續增長8%，應該是14693億美圓，現在減少到13693 億美圓，只增長0.6-1%，增長率降低7 個百分點。

　　（五）從美日歐出口大部分中斷。

　　2004年我國出口4358億美圓，其中一般出口2000億美圓左右，其中向美日歐出口占60% ，1200億美圓。

　　美國是我第二大貿易夥伴，我對美出口占出口總量20% 以上，按照美國統計達到30%.我在美國出口份額中僅維持在2%左右。我對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也有依賴，從美國進口最多的是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1998 年為94.18 億美元，占自美國進口總量的55% ），有些難以替代。

　　日本是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1998年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7.9% ，日本的資金技術對我也極為重要。

　　歐盟是我第三大貿易夥伴。1998年占我對外貿易總額的15.1%.

　　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場，1998年占我對外貿易總額的14.1%.

　　1998年我國外貿的64.3% 、約2071億美元，是與美日歐的貿易（含內地與香港的貿易），我們獲得的貿易順差629 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塊，外貿將有逆差193 億美元。

　　假設2005年對美國日本出口全部中斷，對歐洲出口部分中斷，影響是：

　　（1 ）出口減少1000億美圓。2005年出口在和平環境下可以達到5012億美圓，減去加工貿易2770億美圓，一般貿易1000億美圓，只剩下1242億美圓，考慮到向其他地區增加出口，估計為1500億美圓，降低75% ，大約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 年。

　　（2 ）一般貿易出口的減少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比加工貿易大得多，因為大部分原材料來自國內，有連鎖性收縮效應。假設有3 倍的收縮效應，即3000億美圓，相當於24000 億人民幣。用3000億美圓除以2004年的GNP13604億美圓，經濟增長率降低22%.

　　（3 ）加上加工貿易中斷的影響7 個百分點，共29個百分點。這就是加工貿易中斷和出口下降對於國內經濟的影響：第一年GNP 下降29% ，第二年下降更大一些，假設3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復。

　　（4 ）出口產品國內收購額占全國商品零售總額的40% 左右，如果降低75% ，將使國內總需求降低30% ，加上乘數效應，將使國內通貨緊縮和企業破產更加嚴重，失業再增加4000萬，共增加8000萬。

　　（六）關鍵進口供應基本中斷

　　2000年我國進口大類產品是：礦產品245 億美圓，化學品181 億美圓，塑料橡膠164 億美圓，紡織原料和製品166 億美圓，賤金屬206 億美圓，機器電器852億美圓，光學醫療設備82億美圓。

　　由於大量引進外國設備，我國工業最先進的部分，設備，原材料和零配件對於進口的依賴程度相當高，在1994年，工業對進口的依存就達到30% ，現在可能超過50%.特別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數控機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關鍵部分依靠進口，影響更大。

　　（七）能源供應受到影響。

　　（八）沿海地區損失嚴重。

　　1989---1991 年西方對我國經濟制裁，停止對華軍品貿易和國際貸款。1989年，我國的外貿增長率下降15.7% ；1990年又下降3.3%，其中進口下降16.8%.我國經濟連續3 年低速增長，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對於沿海地區的影響尤其大。東南沿海地區指華東華南，福建、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南部，香港、澳門。

　　不含港澳，1999年有2 億多人口，耕地面積1000萬公頃，占全國7%；國內生產總值近3 萬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37% ；新增固定資產投資9000億元人民幣，占全國32%.鋼產量2800萬噸，占全國23% ；汽車36萬輛，占全國20% ；塑料324 萬噸，占全國40% ；化纖385 萬噸，占全國60% ；紗184 萬噸，占全國32%；冰箱530 萬台，占全國40% ；洗衣機635 萬台，占全國50% ；彩電2770萬台，占全國60%.

　　（三）

　　損失是巨大的，但是並沒有象某些人宣傳的那樣，經濟倒退20年。不計戰爭打到中國本土，只計2005年西方全面封鎖的損失，中國將在兩年之內，每年經濟下降30% 左右，經濟水平倒退到2000年的水平。這樣的經濟損失，如果突然到來，我們沒有準備，顯然不能承受。如果有準備，則不難承受。

　　目前美國經濟的調整，已經影響中國的出口。加入WTO 將使中國社會受到全面的國際衝擊。國內社會結構與制度，將與國際發生劇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單一經濟思維，又不能夠把個人，企業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與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統一起來，不能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與安全戰略統一起來，甚至嚴重忽視後者。按照目前經濟路線發展下去，中國在突然遭到西方全面封鎖的時候，將措手不及，喪失與美國抗衡的能力。到時候，“不戰而屈人之兵”只不過是人家屈我們之兵。眼爭爭看着台灣獨立，因為懼怕西方封鎖而不敢開戰。

　　因此，目前5 年的利益格局，經濟戰略和價值取向的調整，比未來的軍事戰爭更加重要。如果在經濟方面過分依賴西方，在文化方面過分崇拜西方，等於自我瓦解，軍事戰爭難以取勝，甚至不戰而降。

　　目前的補償措施包括：啟動內需，勞動積累，清除腐敗，擴大重要物資進口，發展戰略產業，調整收入分配等等。關鍵問題不在技術的可行性，而在於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發揮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

　　21世紀中國將以大國身份參與國際競爭，和美國形成又合作又競爭的關係。美國在謀求全球單一霸權，中國在亞洲的力量也有明顯的增長。亞洲的未來，取決於中，美，日，東南亞幾方的利益角逐，中國的力量處於上升時期是毫無疑問的，為了衝破未必束縛，即使一戰也再所不惜。特別是關係我國出口3/4 航道和石油運輸線的馬六甲海峽，不能被“台獨”勢力所控制，“台獨”勢力背後就是美國和日本的勢力。中國在全球化中應該以大國姿態，提出獨立的見解，努力爭取自己的利益。

　　總體來說，西方的封鎖沒有那麼可怕，即使我國沒有補救措施，只不過把中國經濟水平從2005年拉回到2000年。受損失的主要是沿海地區和高消費這部分。如果我們能夠及時甚至提前進行經濟文化戰略調整，那麼中國將在備戰的原則下，解決許多和平時期不好解決的問題，反而使中國更加強大。

　　以備戰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則和平亡；以戰爭求統一則統一在，以退讓求統一則統一亡。真正能夠保持國家統一，衝破美、日、台灣、印度封鎖的，軍事力量是重要的，但是目前的經濟文化調整更為關鍵。不可能設想在一個嚴重依賴西方的經濟體系，和文化傾向的背景下，能夠真正取得軍事戰爭的勝利。反之，經濟文化調整到位，到有可能制止戰爭，取得和平統一。

　　戰爭也沒有那麼可怕。我們是在家門口打仗，只要控制住美國在亞洲的盟國和軍事基地，美國從關島和航空母艦上支持台灣，成本太高，無法保護台灣。關鍵是我們能夠有效清理內部的問題，萬眾一心，一定能夠取得全面勝利。[229]

　　楊帆先生同時指出，西部應該“強迫現代化”。

　　中國的經濟重心目前在東南沿海一帶，而這一地區被公認是中國安全最薄弱的地方，是公認的中國軟腹部。一旦戰爭爆發，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產生嚴重的危害。

　　在外部環境半緊張半不緊張的情況下，只有靠國家有意識地立足於戰備，改變戰略思想，增加國防投資，在西部大力發展國防產業帶動相關產業投資。

　　從1999年開始，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受到通貨緊縮的困擾，著名經濟學家希奇曾指出，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占財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家有計劃地“強迫現代化”，對民用科技和人力資源進行投資，所產生的作用要比發達國家更為明顯。同時，國防投資也可以使私人企業從中獲得高額利潤。

　　楊帆認為中國經濟要安全，只有向西部轉移。他建議：

　　第一，兩個股市要分流。在重慶設上海股市的一個分部，在西安設深圳股市分部，用2到3年把它們搞起來。一旦局勢緊張，就可以把上海深圳股市全部遷往重慶西安。

　　搬遷上海深圳股市也許需要花費20億，但可以讓台北的股市掉下來上千點甚至更多，只要台灣經濟持續低迷3～5年，台灣也可能就真的統一了。

　　第二，國家要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加速這些地區的基礎實施建設。

　　第三，國家要加大扶持西部的國防產業。我國目前的軍費每年增加200億，這還不夠，還必須增加。中西部地區有大量的三線產業，國家應該把從前三線工業的底子集中起來，能挽救的要挽救，特別是其技術和人才要保留。[230]

　　國防利器豈可假人

　　隨着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現代戰爭形態已經從過去的近距離對抗演變成遠距離精確打擊為主，戰爭中取勝的關鍵在於武器裝備的優劣，高技術武器裝備已成為致勝的前提條件。冷戰結束後，世界上一些強國在規模裁軍的同時加快了質量建軍的步伐，一個以現代經濟實力為基礎、在高新技術推動下的新軍事變革正在重塑國際軍事實力對比，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未來國家安全的走勢。

　　美國在90年代初發動的打擊伊拉克的“沙漠風暴”行動中，使用遠程、精確制導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而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中這一比例已上升到70%，空襲南聯盟為90%，阿富汗戰爭則高達95%以上，這一方面顯示了美國近年來在增強高技術軍事實力方面的迅猛進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冒險和更富於干涉性的原因。

　　美國最近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今後五年的國防預算，加緊研製高精尖武器，力圖牢固控制軍事科技制高點。目前我軍的高技術武器裝備與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無論是為了應對可能的台海戰爭還是保衛國土安全，我們都必須未雨綢繆，積極縮小與軍事強國的差距，而要作到這一點，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唯一可依賴的是我們自己。

　　1982年春天，英國與阿根廷爆發了著名的馬爾維納斯（英國稱福克蘭）群島之戰，戰爭歷時74天，這是自二戰保衛倫敦空戰以來，英國海空軍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該年5月4日，阿根廷海軍的法制“超級軍旗”攻擊機用法制“飛魚”導彈（單價20萬美元），擊沉了英國皇家海軍的主力驅逐艦“謝菲爾德”號（“謝菲”於 1975年建成服役，當時耗費了1．5億美元），隨後又用“飛魚”導彈擊沉“大西洋運輸者”號運輸船，擊傷了“格拉摩根“號巡洋艦，此戰令全球震驚，也令 “飛魚”導彈名聲大振。由於英國是法國二戰中的鐵杆盟友，為了感謝過去英國對法國的支持，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法國拒絕供應阿根廷“飛魚”導彈（這種導彈，阿根廷總共只有五枚[231]），終於導致阿根廷輸掉了馬島戰爭，也直接導致了當時的阿根廷加爾鐵里軍政府的倒台。

　　阿根廷雖然輸掉了馬島戰爭，但阿空軍的英勇精神給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以近70架飛機的損失，一共擊沉了英海軍7艘戰艦，重創了5艘。打掉了英特混艦隊45%的戰鬥力，使其差一點潰不成軍。[232]

　　英國特混艦隊航行萬里（8000海里）勞師遠征，後勤保障困難，如果阿根廷有50枚“飛魚”導彈，戰爭的結果會怎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阿根廷在馬島之戰中的教訓與悲劇值得每一個關心國防安全的中國人深思與借鑑。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小，國防經費很少，卻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除去人頭費外，真正能用到研發和更新武器裝備的經費只有很小一部分，即使這樣，近幾年國家還是咬牙拿出不少錢購買國外的先進武器，然而，即使用金錢也不一定能買來頂尖武器，這一點中、以“法爾康”事件已給我們上了殘酷的一課。

　　法爾康(Phalcon)是以色列自行研製的、先進的飛機預警控制系統，該系統可以安裝在很多類型的飛行平台上，比如波音707系列、波音747系列、波音767系列、空中客車系列、C-130大力士運輸機系列等等。以色列賣給中國的預警機則是把以色列的法爾康系統安裝在俄羅斯製造的伊爾-76運輸機上。俄羅斯在把這類飛機交給以色列時都預留了安裝法爾康系統的空間。

　　法爾康的性能包括兩部分：空中偵測系統和雷達引導系統。運輸機在安裝AWACS後，這架飛機實際上就變成了遠程空戰協調指揮中心，也就是空中指揮部。它可以在任何天氣條件下(全天候)有效偵測400公里範圍里的目標。必須指出的是，偵測400公里是其設計範圍，在必要時還可以額外延長其有效偵測範圍。該預警機可同時鎖定60個目標，並在同一時間內指揮12批次飛機作戰，其在空中所表現出的能力將會大大牽制敵方地面力量。其最大續航能力可達12小時。

　　法爾康的性能還包括，其雷達系統可以 360度全方位偵測(陸海空)，並具有很強的俯視能力，這種俯視能力就是指該飛機具有很強的攻擊地面的指揮能力。此外，法爾康還有自動敵我識別系統。從純軍事的角度來說，對於防範敵方導彈的襲擊就必須有早期的預警系統，誰掌握了預警系統，誰就能獲得十幾分鐘的預警時間，誰就可以預防災難性的打擊，誰就能在戰爭中占得先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高技術戰爭中的偵測系統和指揮系統是戰爭勝利的關鍵。[233]

　　預警飛機到底有多重要呢，讓我們來看一個實例吧。

　　2000年10月，中俄曾在中國東北展開一次小規模的空演，俄羅斯空軍出動Su-27、Mig-29、Mig-31、Su-35及A-50預警機 ，飛越中俄邊界，中國空軍出動Su-27、殲7、殲8乙及轟6等一線作戰軍機起飛交鋒。

　　由於中國空軍無預警機，所以在演習空域內，俄方允許中國空軍地面雷達開機已彌補管制能量的不足。

　　短短45分鐘的仿真空戰，演習結果大出中國方面所料，中國空軍引已為傲的Su-27，竟然在第一波交手中就被擊落了9架，其中有6架是飛行員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俄羅斯的長程飛彈“擊落”。

　　據美軍情報單位的說法，俄羅斯空軍在執行“深入支持攻擊（DAS）”、敵方防空制壓（SEAD）課目時，曾遭到中國空軍殲7及殲8乙的強烈反擊，但由於俄羅斯的電戰反制，中國空軍只“擊落”了3架俄羅斯空軍的Su-35戰機。

　　這次空演是應中國方面提出來的，俄羅斯空軍扮演美軍的角色，因此在執行任務時，每波攻擊都有電戰機伴隨執行電戰反制。

　　因此，中國的跑道被Su-35炸的面目全非，而中國空軍的轟6在大批殲7的掩護下還是沒有逃脫A-50預警機的搜索，全部被“擊落”！45分鐘的空戰以中國空軍的慘敗而告結束。[234]

　　俄羅斯前防空司令雅可夫列夫有一句名言：“誰想成為天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利劍，而在於擁有多遠的耳目。”他所說的“耳目”，就是指預警機部隊。[235]

　　預警機不僅提供接近的敵機的預警，而且將為現有先進戰機的編隊提供指揮與控制。沒有高技術水平的預警飛機，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空軍戰力提升的重要制肘因素。

　　目前，美、俄、英、法、以色列均能製造飛機預警系統，但由於以色列研製的法爾康有自己的很多長處，因此，技術水平自然要高一籌。有專家計算，法爾康的性能要高出俄羅斯A-50預警機4倍，甚至可以說，以色列的法爾康預警機就是世界目前最先進的預警機。

　　1996年3月份的台灣大選期間，為了防止台獨勢力上台，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進行了導彈試射。不管這次導彈試射的結果如何，但試射給美國向台灣提供新的軍售授以口實。美國以台灣受到大陸的導彈威脅為藉口，提高美國對台灣軍售的水平。當時，台灣還沒有這種防範導彈襲擊的預警能力。因此，就在中國試射導彈開始的幾周內，美國就做出了向台灣出售4架預警機的決定。這4架預警機的型號是E-2T(“T”是指專門給台灣的)。E-2T是美國在E-2C型預警機的基礎上改裝的(改裝的並不等於就是技術最先進的，美國不可能把最先進的預警機賣給他人)，並在當年就向台灣陸續交貨。台灣拿到E-2T後聲稱，“對於共軍在長江以南的一舉一動，包括導彈襲擊，它們都能偵測到。台灣增加了十幾分鐘的預警能力。”

　　這樣一來，中國大陸就出現了空防問題：台灣的預警能力大大超過了大陸的預警能力。本來，在台灣海峽兩邊，台灣的空中優勢就大於大陸。美國所謂的在台灣海峽地區的戰略平衡實際上就是確保台灣在台灣海峽的空中優勢。如果台灣海峽爆發戰爭，如果中國擁有預警系統，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取勝。遺憾的是，大陸沒有，而且自己還不能研製和生產。如果沒有，大陸就始終處於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很難斷定自己就處於戰爭中的進攻態勢，自己的一舉一動也都處於對方的監測之下，而對於對方的反擊卻無法很快覺察。

　　如果引進這種先進的飛機預警系統，中國的空防能力就會有所改善。台灣一家研究所的一名軍事專家說，除了偵查美國在日本沖繩空軍基地的一舉一動外，以色列的預警機還將使中國可以刺探到台灣飛機的部署，從而威脅東亞的安全。他說，以色列取消該交易將允許台灣保持空中優勢直到2005年，對中國的任何攻擊都具有阻嚇作用。基於此，中國大陸的結論必然是：台灣沒有這種預警能力時，大陸也可以沒有，但如果台灣有，大陸就必須有。 　　

　　面對這種不利形勢，就在美國做出向台灣出售預警機決定後很短的時間內(也許是幾天，也許是幾周)，中國就決定向外界尋求購買這種系統。

　　理論上，中國可以向世界所有能夠製造預警機的國家購買。現實則是，中國只能從以色列或俄羅斯尋求這方面的技術，俄羅斯的A-50技術與以色列的法爾康相比要差。由於受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冷戰時專門對蘇聯、中國等進行禁運的組織)等多方面的限制，英法等國對華軍售照樣受到美國的嚴格控制，因此，中國不可能從這兩個國家獲得技術，美國更是如此。

　　1996年6月，中國與以色列秘密達成由以色列幫助中國建造預警機法爾康系統的合同。以色列幫助中國在俄羅斯伊爾-76飛機上安裝法爾康系統，每套售價2.5億美元。以色列到底賣給中國多少套，外電眾說紛紜，總之是在4-8套之間。有軍事專家認為，只有在引進至少4套預警系統之後，中國才有能力在24小時內進行不間斷的空中預警偵測。另有專家分析指出，中國購買7套法爾康屬於比較合適的(對付中國周邊兩大威脅──台灣和印度，它們連備用系統都有了)數目，而中國對付台灣有4架就足夠了。

　　第一套法爾康系統1999年就安裝安裝好了，在此之前，中國也早已支付了第一架預警機2.5億美元的款項。

　　以色列在1996年和中國洽談這筆軍售時，早就向美國打過招呼，說明出售的自產預警系統並沒有牽涉到美國明文禁止向第三國轉讓的秘密技術；3年多來，美國國防部也從來沒有對這點有所質疑。1998年，美國國會眾議院也知道了這項交易，國會內外都沒有反對的聲音。可是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美國政府卻努力勸說以色列毀約。在美國不斷向以色列施加壓力的情況下，2001年8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宣布取消這筆交易，而且，以色列方面至今仍未拿出一個賠償計劃。

　　以色列曾經把同樣的預警系統安裝在一架波音767飛機上並賣給遭受美國禁運的智利，華盛頓對此並無異議。以色列在80年代向中美洲，又在90年代向土耳其出售過美國出於人權考慮而禁運的軍火，美國從未阻撓。另據報道，美國的盟友英國、意大利也曾向中國出售過敏感雷達裝備，美國都沒有反對。為什麼這次卻極力反對？

　　美國人根本擔心是：一旦台灣海峽爆發戰爭，一旦美國捲入戰爭，中國預警機首先引導攻擊的目標可能就是美國的軍事設施，比如飛機、航空母艦等。只是，目前並不知道美國到底要在台海戰爭中捲入多深。中國擁有預警機後就可以嚴密偵測到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艦的一舉一動。一旦美國比較深地介入台海戰爭，這種飛機肯定會對美國的軍艦造成威脅。法爾康會指揮中國的進攻性武器去打擊美國的軍艦等。有傳言說，如果中美開戰，中國就必須擊沉美國至少一艘航空母艦。毀掉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就意味着美國要死掉兩千人，這是美國選民所無法承受的。這樣，美國能否繼續呆在台灣海峽打仗就是個未知數。因此，中國擁有預警機就意味着中國具有成功打擊美國目標的可能性和潛在的能力。[236]

以色列取消軍售後，中國轉而向俄國採購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預警機，以色列的預警機性能優於俄國飛機，以色列製造的雷達可以偵測到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外的戰機，但是俄制雷達的偵測範圍只有三百五十公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雷達可以同時追蹤一百個目標，但俄制雷達只能同時追蹤五十到六十個目標。所以以色列取消這項合約，事實上對中國建立早期預警能力已造成嚴重傷害。

　　從常規來看，一架飛機從簽合同到交貨大約需要4年的時間，另外還要進行飛行員的培訓等，總共至少需要5年的時間。中國原本期待以色列的四架法爾康能在二○○六年或二○○七年就能服役。現在，人民解放軍的空軍至少要到二○一○年才能成熟地使用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預警機執行任務，除了在金錢上的損失外，中國實際具備空中預警能力的時間被大大耽擱。由此可見中國在此事件上損失之慘重。[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