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98年野蠻的南斯拉夫戰爭和在形式上剛結束不久的伊拉克戰爭，無論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弱國不堪一擊、其主權被輕易粉碎的現狀已經以平民的鮮血昭示出這一點：已經沒有什麼力量能制約美國，它已經可以為所欲為。
20世紀8、90年代之交的東歐極權主義政治秩序的崩潰，以及早先一步的龐大的華約集團的解體為美國鞭笞天下提供了天賜良機。力量均衡的被打破呼喚出了霸權主義的魔鬼。失去制約以及威脅的現狀則使強者在擴張和炫耀武力上呼嘯奔突，高歌猛進。從此，具有原教旨主義特徵的新保守主義在高度膨脹的國家利益的指令下為政客的嗜血渴望而塗脂抹粉。而無論是資本財團的利益還是仍然以國家利益、自身利益作為考慮的出發點的“民意”，皆成為戰爭機器的動力。這種以核力量作後盾，以激光制導導彈、戰略轟炸機打頭陣的民族主義狂熱開始了新一輪的遵循極權主義國際政治秩序邏輯演繹的擴張的長征，而自由主義的理念之光則早已被遮蔽。
問題已經不在於野蠻的塔利班政權和罪惡的薩達姆獨裁政權被一舉抹平後的獰笑、狂呼、大哭和悲憤，而在於，平民的鮮血以及聯合國阻止流血發生的無能又一次營造出了特立獨行的弱者無法不在恐懼中生存的情境，整個國際社會又一次被帶回原始叢林。在這個唯蠻力是舉的原始叢林裡強者與弱者本身對內和對外的關係出現了深刻的斷裂，也就是說，用強者國內的政治體制來判斷它的對外政策徹底失去了意義。取消了價值判斷，並且在人種、文明、價值理念上的差異的客觀存在的影響下的利益分野加劇了強者在內外表現上的分裂。一種僅能由國內政治體制所依恃的理念再也無法滲透入政府在國際關係上活躍的機體。它不再發揮制約能力，就像一個有素質的人面對妻兒溫存無比，而對外人則惡眼相向，面目獰猙。
這就意味着，無論一個國家國內政治體制是專制還是民主，都已經不影響國際關係的政治體制中的性質。它們之間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機制，深刻地表現出某種異質異構的特徵。從邏輯上講，以一國的政治體制來判斷它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為出現了一個斷裂，這種斷裂宣告了國內和國際政治體制處於不同的領域和情境，並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國際關係由實力來劃分不同的等級體系、由暫時的利益來劃清暫時的敵友已經表明這種國際政治體制毫無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治秩序。
西哲有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更言：“失去制約的權力將導致專制”。這意味着，自由民主或專制獨裁僅僅出現於各權力之間的關係，與權力背後的“素質”、“修養”之類風馬牛不相及。當某種權力失去制約具有了橫掃一切的力量時，基於“人性惡”（在國際關係上是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排斥價值判斷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假設可以判斷這種權力必然營造出一個極權主義秩序。表現在國際關繫上，美國國內的自由民主和與它主宰的國際極權主義政治秩序毫無關係，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制約它，在國內它可以是一個文明人，在國際上它就可以是一個暴君。
聯合國作為超國家機構似乎是唯一能夠制約美國的有效力量。然而，這個超國家機構離開了超級大國卻根本無法有效地樹立權威。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它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脫不了是超級大國的一個傀儡的嫌疑。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對它的呼聲嗤之以鼻昭示出，它已經可以凌駕於人類經過慘痛的兩次世界大戰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主旨的聯合國之上。它從此只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斷行事，而不必訴諸於在國際上通行的並得到普遍尊重的標準。這個平等的主權國家的共同締約的機構在美國的眼中已經不存在，也即一個應該建立在權力制衡基礎上的、其決定應得到締約的主權國家服從的超國家機構的標準已被在以利益為出發點和最終目的的基礎上置換成美國的標準。這就使國際秩序形成一種單向的權力支配關係，一種極權主義性質的存在狀態。美國已成為一個超霸的、誰也無法對之加以制約的、在國際秩序上發揮極權主義的全部功能的實體。這種可怕的極權主義國際秩序將繼續使災難與人類形影不離。
那麼，還能有誰能制約美國？當歐洲小國紛紛向美國俯首稱臣，當北約在美國的一手操縱下從一個防禦性的軍事集團演變成一個進攻性的軍事集團，並且還在擴張，當美國的駐軍遍布全世界，並且拿下伊拉克後控制了海灣的石油這一戰略資源後，還有什麼力量能阻擋美國以及美國糾合的現代“羅馬軍團”的“東征”？蘇聯的分崩離析讓其繼承者俄羅斯元氣大傷，至今未能恢復。而中國所謂的“崛起”不過是在掩蓋了一系列的國內和國際生態危機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並且即使在和平環境下前進尚需要一長段時間的積累。日本則始終是在美國保護之下看美國的眼色行事的“地痞”，雖有野心但至少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會和美國決裂。歐盟似乎是制約美國的一大力量，但無論是文化、種族，還是利益都使它們之間的合作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印度也許有望在未來崛起為說話很有分量的一種力量，但它和中國一樣，外強中乾，遠遠未能將自身煅造成一個強健的機體。除了這些國家和國家共同體外，其它小國無不是在唯唯諾諾，看着大國眼色行事而苟且偷生。這個趨炎附勢、對利益精打細算的“國際社會”，如何能像自由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權力制衡那樣建立一種對超級大國的權力制衡機制，最終打破這種極權主義國際政治秩序，迎來在相互尊重基礎上所建構的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