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有某種類似，這就是：不後悔戰爭，但懊惱戰敗；不承認自己以前曾對別人不公，卻埋怨別人現在對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戰後廣為瀰漫的德國民眾對戰敗的憤懣、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對戰後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對種族優越性的狂熱而成為獨裁者的，這一切在二戰後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來愈公開化、普遍化。日本政要從以個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頻繁參拜供奉着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三番五次製造宣揚皇國史觀、美化侵略戰爭、否定戰爭責任的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日本積極謀求成為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日本千方百計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實現海外派兵、干預周邊事態並狂刮修憲風，這與希特勒上台前後德國的環境氣氛極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們警惕。

所謂中國人以德報怨，所謂日本軍國主義只是一小撮，所謂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所謂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論調，其實無非是軟弱可欺者的精神勝利法而已。不錯，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國就是軟弱可欺的，美國人占領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國，中國人原諒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國。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

中國一直注重於區分所謂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這是徒勞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與在民間都不孤立，中國人沒有必要招惹日本民眾，但也沒有必要為日本大眾塗脂抹粉。在日本，願意正視歷史的人是極少數，東史郎之類人士正如德國二戰前的反納粹人士一樣，雖然可貴但亦可憐，背離日本主流，被大眾當作叛逆，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

中國人、亞洲人不能從日本討回公道，而廣大日本人要求奪回他們失去的“榮譽”的欲望卻在持續。現在的日本與納粹德國的前夜相比，他們只缺一樣東西，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一個“民族英雄”，可以說，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儘管看起來日本的現行民主體制比魏瑪共和國的民主體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大日本主義和歷史翻案風，能否最終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懷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進入萊茵蘭非軍事區以挑釁法國，他後來承認這是他一生中最緊張的時刻，一旦英法反擊則德國必敗無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縱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擴軍備戰、窮兵黷武的不歸路。2003年日本租借釣魚島試探中國，正象1936年希特勒試探法國一樣，中國也支持和縱容了日本的領土野心。這是一個糟糕的先例，這是一種鼓勵和暗示，嘗到了甜頭的日本只會得寸進尺，進而在伊拉克、朝鮮問題上尋求更多突破戰後和平體制的機會。中國人在釣魚島問題上示人以弱，以為此等小事不足以壞大局，以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塊島嶼重要得多，以為除了打台灣別的地方都不可強求，但是，日本卻不以為中日友好是什麼大局，比起釣魚島主權來，日本實在沒有把中日關係放在眼裡。

日本比任何國家都更不希望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日本政要數十年來一直在挑動台灣與大陸分裂，以便插手中國內戰、干預“周邊事態”，台灣獨立和大陸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賜良機。日本自然也希望從朝鮮半島的緊張狀態中獲得重新武裝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鮮成為有核國家，日本極可能提出加強戰備甚至加入核大國的要求，中國就將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這是中國不得不嚴防死守的。

我們對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認賊作父，也可以認父作賊；日本人可以做強者的附庸，但絕不做弱者的朋友；作為最東方的亞洲國家，他們早已自認是“西方人”，“東方”和亞洲在日本人眼裡就等同於劣等種族；作為中華文化圈的一員，作為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國家，他們以怨報德、以輕蔑報真誠。對於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國家，友善會被當作軟弱，軟弱只能招來欺侮。

要獲得日本的尊重，必須讓他受到徹底的懲罰。忘記這一點，既對不起中國的抗日先烈，也無異於鼓勵日本向中國逞威。中國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財富，但為了日本不走回軍國主義老路，為了徹底扭轉中日關係的危險局面，必須從戰略的高度認真對待日本的各種小動作，以無比的勇氣和決心處理釣魚島一類的日本挑釁。只有讓日本感覺到痛，日本才知道別人的痛，只有讓日本受到懲罰，日本才不會蔑視中國。二十一世紀，日本仍然是中國的大患，中國人切勿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