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8月兩顆原子彈分別投在廣島、長崎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人類至少面臨了12次核危機，其中直接針對中國的就有5次。

　　第一次：1950-1953年朝鮮危機

　　1950年10月25日，我志願軍入朝參戰。在中朝軍隊凌厲的攻勢面前，美軍節節敗退，一直退到三八進制線以南，美國部分高級官員甚至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是蘇聯大規模入侵歐洲的前兆。“聯合國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為挽救敗局，乞靈於原子彈的巨大威力，親自建議杜魯門總統動用原子彈，企圖遏制中朝軍隊的進攻。杜魯門於7月1日下令秘密在關東地區部署原子彈部件，後因顧忌蘇聯的力量，杜魯門拒絕了麥克阿瑟的請求。

　　1951年4月，志願軍發動了一場大規模攻勢後，杜魯門下令向關島地區緊急運送核部件，9月-10月，美軍舉行了核戰演習，且公開報道。一時間，核戰爭的陰雲密布朝鮮三千里江山。對此，中國方面已有所估計並作出了相應的準備，同時通過輿論加以揭露。核戰爭在杜魯門時代終於未敢在朝鮮戰場上使用。1953年3月，剛剛入主白宮的艾森豪威爾又揚言要在“韓戰”中使用核武器。然而懾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核實力，這位前盟軍總司令最終未敢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1953年7月27日，中朝與美方終於達成了停戰協定。

　　第二次：1955年金門馬祖危機

　　1955年1月18日，我軍解放一江山島，2月8日-12日，國民黨軍隊全部撤逃大陳島等島嶼，美國認為中共將對金門、馬祖發起總攻，擔心美國可能會捲入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之中。對此，美國採取了兩手策略，首先向中國發出核威脅，3月12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被問及美國在亞洲的全面戰爭中是否會使用核武器時說：“我認為沒有理由不能使用原子彈。”3月15日，杜勒斯又一次發出了核威脅，說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美國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

　　另一方面，美國又試圖說服蔣介石主動撤出金門、馬祖而固守台灣。4月20日，美方向蔣提出後，蔣堅決反對。艾森豪威爾深感沮喪地說：“我們仍然進退兩難。”

　　關鍵時刻，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的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和遠東局勢。”這個聲明給緩和台海局勢帶來了轉機。4月26日，杜勒斯表示將與北京就停火舉行會談，解放軍對金馬炮擊立即減少，至5月中旬炮擊完全停止，台灣海峽恢復平靜。

　　第三次：1958年炮擊金門危機

　　為打擊國民黨自1957年以來不斷叫嚷“反攻大陸”的囂張氣焰，1958年8月23日晚6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猛烈炮火轟擊大小金門等島嶼，2小時內向金門密集發射炮彈4.5萬枚，島上國民黨三位副司令當即被炸死。此時，美國又一位次舉起了“核大棒”。

　　8月23日，艾森豪威爾主持會議，決定向台灣提供導彈、登陸艇，準備承擔台灣空防，並作好打擊中國大陸目標的準備，由駐關島的戰略空軍B-47轟炸機負責投彈。據不久前解密的《1945年7月至1977年9月：核武器部署與監護歷史》透露：一是在1958年台海危機一觸即發時，美參聯會曾計劃對中國實施有限的核打擊。二是美參聯會主席特文寧在9月2日的會議上提出了核打擊策略：“向大陸沿岸地區的5個機場先各投一枚當量為7千噸-1萬噸的小型原子彈，看看中國的反應，原子彈的殺傷範圍約約為5-6千米，放射性污染也不很多。”三是美國1958年在台灣部署兩種核武器，分別是帶核彈頭的巡航導彈和核炸彈。四是從1958年起，美空軍不斷派出具有核打擊能力的F100戰鬥機到台灣輪換。

　　1958年9月4日，美國務卿杜勒斯又一次力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同日，參聯會主席向總統建議，授權第七艦隊司令認為必要時可下令向中共方面投擲原子彈。

　　面對威脅，中國不吃這一套，9月8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美國侵略者的這一套，只能去征服那些時刻準備向美國原子彈、氫彈投降的機會主義者。”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猶豫不決，態度先硬後軟，藉口會招致蘇聯的報復，稱“對任何地區問題都不想使用核武器”，轉而反對使用核武器。

　　9月6日，周恩來總理在《關於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中，除表達了中國維護主權完整的決心外，倡議中美恢復大使級會談。9月11日晚，艾森豪威爾發表講話，歡迎這一倡議。英、日、加、澳等盟國也公開表示不願意捲入台海衝突。這次危機得以化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9月底10月初毛澤東和中央意識到美國迫蔣介石放棄金馬的意圖是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局面，於是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得失，做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決策。以後金門炮擊打打停停，或暫停炮擊一周，或暫停炮擊兩周，或逢雙日不炮擊，逐步降溫，至10月25日，歷時64天的金門炮戰終於告一段落。

　　第四次：1963年欲對中國核設施的“絕育手術”

　　中國決心研製原子彈始於1955年初，也就是在第 一次金門馬祖危機期間，美國多次威脅要對中國實施 原子彈攻擊之後。1月14日，周恩來召集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地質部負責人劉傑、著名科學家李四光等，詳 細詢問了我國核科學研究情況，核材料、核反應堆、原子彈原理等。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了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正式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

　　隨後，有關機構相繼成立，各項工作協調進展迅 速，原子反應堆、回旋加速器、鈾礦選冶提煉、生產裂變 材料濃縮鈾的氣體擴散工廠、引爆裝置、原子彈“內爆” 法樣彈設計、羅布泊試驗場區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繼展開並取得突破。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彈圖紙設計，1963年12月24日成功進行了聚合爆轟中子試驗。

　　冷戰時期一貫敵視中國的美國一直密切注視中國研製原子彈的情況。從1961年開始，美國利用從台灣起飛的U—2高空偵察機多次飛臨蘭州等西北地區，還利用間諜衛星拍攝了多處核工廠及核設施照片。1961年1月，美軍太平洋總部呈報華盛頓的報告中稱：中國可能在1962年底試爆原子彈，將在1965年擁有小型原子彈。曾擔任過肯尼迪顧問的羅斯回憶說：“中國將擁有核武器的消息把大家嚇壞了。”肯尼迪說：“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許是中國試爆核武器。”1961年10月，肯尼迪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中國一定會製成原子彈”。同時又無中生有地說中國有了核彈後“整個東南亞將被中國吃掉”。

　　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國家安全會議上強 調，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重點就是對付中國。那麼，怎麼樣才能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呢?當時 正值中蘇關係破裂，美國覺得可以利用，最好蘇美聯 手，甚至採取軍事行動，迫使中國簽署核禁試條約，放棄原子彈計劃。一個巨大的陰謀行動開始了。1963年 7月14日，美國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帶來了肯尼迪 對付中國原子彈的計劃。哈里曼問赫魯曉夫：是否願 意採取“美國行動”或“蘇聯行動”，阻止中國發展核武 器。但是哈里曼碰了一鼻子灰。赫魯曉夫拒絕把中國原子彈問題當做一個威脅，對與美國聯手的計劃也不 感興趣。

　　美國人歷來準備兩手。在企圖與蘇聯聯手對付中 國核武器的同時，也研究了單獨破壞中國核武器計劃 的行動計劃，其中包括對羅布泊試驗場等目標由美國 實施公開的常規空中轟炸，或由蔣軍實施空中轟炸， 或實施秘密的地面襲擊，或空投特種兵破壞。在制定 的美蘇聯手行動計劃中，據透露，就有這樣一種建議： 一架美國轟炸機和一架蘇聯轟炸機，一起飛到羅布泊 上空各自投下一枚炸彈，其中一枚是核彈。

　　與蘇聯聯手計劃告吹，單獨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風 險和軍事風險，美國無可奈何，終於沒有採取軍事行 動。

　　中國的核武器計劃高速向前推進。1964年8月26 日，美國發布了中國原子彈研製情況的特別預估，其中 卻有兩個關鍵失誤：一是認為中國原子彈不會在1964 年，而會在1965年爆炸，所謂依據是：在包頭的一座鈈 反應堆最快也要到1965年才能生產出足夠的供裝配原子彈所需要的鈈；二是中國首顆原子彈將用鈈並且是相對較為簡單的“槍式”核彈，而實際上中國用的是技術先進、更為複雜的鈾235“內爆式”核彈。

　　1964年9 月29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在新聞發布會上突然宣布：“中國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進行原子彈試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位於塔高103米處 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終於爆炸成功(題圖)。中國的歷史，從此增添了濃重而光輝的一頁。 10月20日，美國情報官員說：“從中國核試驗的放射性雲的顆粒來看，中國原子彈的裝料是鈾，不是鈈。這種原子彈的設計，比我們廣島原子彈還複雜。”

　　第五次：1969年中國面臨“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先後在珍寶島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這是中蘇兩國矛盾長期摩擦並由蘇方挑起的一個衝撞點。由於中方預先有準備，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17輛，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數字，蘇軍死58人，傷94人。顯然，蘇方“吃了虧”。

　　珍寶島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徵求美方的意見。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在中美關係當時也很尖銳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動手，讓美國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宮時，發現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說吧，亨利，碰上了什麼麻煩事？”基辛格拿出十幾張寫滿字的紙放到桌上說：“看看吧，蘇聯想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寧先生同我深談了一夜。克里姆林宮的幾個傢伙決定用核導彈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現在他們來徵求我們的意見。”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後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25萬美軍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讓他們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面前。到那時，美國也會舉起白旗的。“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經過磋商，美國認為：一是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設法將蘇聯意圖儘早通知中國，但做到這一點很難，美中30年來積怨甚深，直接告訴中國，他們非但不會相信，反而會以為我們在玩弄什麼花招。最後決定“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

　　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則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勃列日涅夫氣得發瘋。中國當然更不會像基辛格所說的“但願中共領導看到了這則消息，千萬不要隨後扔掉”。毛澤東聽取了周恩來的匯報後說：“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同時果斷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全國很快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國民經濟開始轉向臨戰狀態，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開挖地下工事。

　　當中蘇兩國已進入戰爭邊緣的時刻，蘇聯領導人出於全球主要戰略對手是美國、戰略重點在歐洲、難免在襲擊中國後遭報復等多方面考慮，突然採取了緩和措施，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弔唁胡志明之機，向同時去弔唁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提出要在回國途中途經北京同中國總理會談。經反覆考慮，毛主席同意了這一要求。9月11日，雙方在機場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會談。這次會談表明中蘇關係略有緩和，但危機依舊。柯西金回國後，蘇聯又改變了態度，趨於強硬，反映蘇領導層內對華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對柯西金緩和對華政策的意見，繼續對中國保持高壓政策。

　　9月16日，倫敦《星期六郵報》登載了蘇聯自由撰稿記者、實為克格勃新聞代言人的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陰雲又一次籠罩中華大地。美國明白，維克多的文章是對美國的一個試探！更是對中國的示警。

　　出於美國全球戰略利益和發生大規模核戰爭的嚴重後果，在尼克松召集緊急國防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副總統阿格紐、國防部長萊爾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後認為：“對於眼前這場中蘇一觸即發的戰爭，我們當然應當阻止。如果他們執意要打，那是他們的事情。”為此，美國實施了三步曲：一是由於中美政府之間沒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級官員會晤，要費很多周折，時間也來不及，我們可以把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揀起來，華沙會談延續了15年，現在已經中斷了兩年，此時恢復，意義自然非比尋常。可以安排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馬上去辦。這就出現了斯托塞爾尾追中國駐波大使的戲劇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齊奧塞斯庫和葉海亞與中國的親密關係，頻頻傳遞我們期望和解的誠意。三是為了遠水解近渴立竿見影，美國亮出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尚保留未及動用的一張牌——“用蘇聯已被破譯的密碼，發出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進行準備核打擊的總統指令。”

　　1969年10月15日晚7時許，心慌意亂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報告：“剛才國家安全委員會報來兩個消息，一個是中國的導彈基地已經進入臨戰狀態，所有的地面導引站都已開通，這一點我們衛星收到的信號和拍攝的照片都已經證實。另一個是美國已經明確表示中國的利益與他們有關，而且已經擬定了同我們進行核戰的具體計劃。因為情況十萬火急，他們只是通報了消息，正式報告還要稍晚些送來。”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國會站到中國一邊？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請馬上撥通駐美使館電話。”幾分鐘後，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寧大使向勃列日涅夫報告：“情況屬實，兩小時前我同基辛格會晤過，他明確表達了尼克松總統認為中國利益同美國利益密切相關，美國不會坐視不管。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他們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他們將首先參戰。基辛格還透露，總統已簽署了一份準備對我國130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核報復的密令。一旦我們有一枚中程導彈離開發射架，他們的報復計劃便告開始。”聽完後，勃列日涅夫憤怒地喊道“美國出賣了我們”。

　　至於中國，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為平靜後說的：“也許美國的所謂核報復計劃是恐嚇，但中國的反擊決心是堅決的。雖然他們的核彈頭不多，但我們不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就剝奪他們反擊的能力。更何況他們在四年前就進行過導彈負載核彈頭的爆炸試驗，其命中目標的精度是相當驚人的。而且他們有了防備，現在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們應該和中國談判。”

　　柯西金談話中的爆炸試驗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國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為2萬～2.5萬噸的原子彈，從數百千米外的雙城子發射到羅布泊的一次實彈實戰性原子彈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前夕，中國先後進行了當量為2萬～2.5萬噸當量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和轟炸機空投的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號，尤其是蘇聯，十分清楚中國核爆炸的含意。美聯社播發的一篇評論頗具代表性，“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由珍寶島事件引發的緊張對峙局勢開始緩和。20世紀中國的最後一次核危機隨之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