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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的長遠趨勢
送交者: 於時語 2004年02月12日19:29:5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南開大學龐中英教授大文《“未來的震盪”:展望東亞的趨勢》(《聯合早報·言論》版1月9日)對東亞的未來作出不少預測。這確實是個極為重要的課題,但是龐文的不少看法值得商榷,尤其是關於東北亞未來長遠趨勢的下引斷言:“日本完成其國家戰略的轉型,攜雄厚經濟實力以成名副其實的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朝鮮半島最終實現民族統一,統一後的韓國因為開發朝鮮而經濟升級的歷史機會,成為東北亞地區僅次於日中的經濟大國,在外交上則竭力維護與周邊大國(美、中、日、俄)的良好關係……”

  這裡關於日、韓的預測,筆者無法苟同。不遄冒昧,以上下兩篇加以分析。

  毫無疑問,日本目前正處在逐步廢棄“和平憲法”的重新武裝過程中。但是這後面到處可以看到軍力日漸捉襟見肘的華盛頓的影子。日本的重新武裝,難以超越“日美安全保障”的架構。換言之,無論其“國家戰略轉型”達到何種程度,日本仍將是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附庸,無法按照自己獨立的政治意志行事,更不能發起損害華盛頓利益的軍事行動。這怎麼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呢?

  對中國崛起,除了別有用心,國際上一個比較理性的擔憂是中國仍然具有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的“受害者”心態。連《紐約時報》大牌記者紀思道這類對中華文化相當友善的論客,也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失控。

  從這一角度,日本根深蒂固的“二戰受害者情結”有過之而無不及。何況中國是在外族侵略下受害,日本卻是主動侵略別國而“受害”,其危險性可想而知。這種二戰復仇心理指向亞洲鄰國尚可,問題是日本最刻骨的“受害者”傷痕是廣島和長崎,靖國神社裡供養的甲級戰犯,大多死於山姆大叔之手。

  日本人口萎縮

  經過徹底非納粹化過程的德國支配歐洲,美國都不放心要拆台,日本真要成為自主的“軍事大國”,再擁有獨立的核武,會是華盛頓的噩夢。尼遜早就說過美國駐軍日本並不僅為了保護日本。最近解密的白宮文件透露,尼遜甚至私下告誡周恩來:以日本人的本質驅動力和對戰敗的記憶等等,可以很容易又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如果我們與日本沒有軍事協議,我們就壓制不了他們。”

  總之,日本無法成為真正獨立於美國的政治大國,遑論軍事大國。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全球特別是亞洲激烈的經濟競爭中,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還能維持多久?龐教授預言日本未來成為“攜雄厚經濟實力的政治軍事大國”,而無視它面臨的一個百年衰落危機,實在難以理解。尤其湊巧,權威的倫敦《經濟學家》周刊恰好比龐教授早一天刊登專文討論此事。

  這便是日本的人口萎縮。1950年,日本婦女生育率是3.65,遠超其他西方國家,為日本此後的高速經濟發展保證了充足的勞動力。可是到了199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39,幾乎落到發達國家榜尾,遠遠低於維持人口平衡所需的臨界生育率2.08。日本工作年齡人口在1995年就已經越過巔峰而開始急速下降,是日本近年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經濟學家》,日本人口在2003年已經基本不增不長(死103萬,生112萬),全面的人口萎縮幾年之內即將開始。另外有人估計百年之後,日本人口會不到6000萬,至多只能算是中等國家。

  人口萎縮特別是工作年齡人口急劇減少,不僅會在亞洲其他經濟體繼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大大限制日本的經濟發展,人口的迅速老化,還迫使更多的經濟資源轉向社會福利需求,抑制生活水平,成為國力的重大負擔。不說長遠趨向,就是在近期內,也會在人力物力上給日本“軍事大國”夢澆冷水。

  成為“真正日本人”難於上青天

  當然,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萎縮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但是日本人口危機有兩個特殊性,成為發達國家中眼看唯一的無藥可救個例。

  首先是日本社會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這種無法改變的文化傳統,使得承受不公平家庭和社會負擔的日本婦女更加不願意生育,還進一步造成大量年輕職業婦女外流出國。

  更要命是日本的強烈排外疑外傳統,使其無法仿效其他發達國家,通過大量移民來緩解“後現代”人口萎縮問題,以保持國力的增長。外國人加入日本籍之難,眾所周知,要成為“真正日本人”,更難於上青天。韓國僑民在日本出生居住已達四代以上,仍然是“非我族類”。就連日本近年因勞動力缺乏去南美招募的大量日裔移民後代,儘管是“海歸”大和子孫,卻仍然被視作“別類”,遭到各種歧視,以至暴力兇殺。

  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的移民傳統,自不待言。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是歐洲以孤芳自賞出名的法國,也有吸納外族的優秀習慣。特出的例子是剛剛訪問北京、與中國簽署警務合作協議的法國內政部長薩爾科齊,是第二代匈牙利移民,不僅在法國內閣坐上第二把交椅,據法國《世界報》,還十分可能問津下屆總統大選。孤傲不群的法國人都能有這樣的政治文化氣度,日本人望塵莫及。由此也知為何人口萎縮問題在其他發達國家都可能緩解,唯獨在日本是膏肓之疾。

  不應向日本妥協讓步

  近來,北京“學術界”出現對日本妥協讓步的聲浪,甚至有人主張讓日本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以筆者之見,這一主張有兩大缺陷。

  首先,隨着台海危機的深化,以及台獨運動的日本根源和日本情結,北京如果在此關頭對日本妥協,將是極不明智的決策。特別是在在台海問題解決之前允許日本混入安理會,更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極其危險。

  其次,如果“對日讓步論”出於日本的“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前景不可避免,那麼日本因人口萎縮而成為中等國家的前景更加如此。北京外交界應該看到:中國要抵禦日本大國野心,眼看不需要“長期抗戰”,日本的衰落,其實已見端倪。

  據世界銀行統計,日本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從1986年達到頂峰後就一直下降。二戰後靠大量出口起家的日本,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卻是主要國家中出口貿易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50年代到現在不升反降的唯一例子。日本未來國力走向,由此略見一斑。

  其實文明衝突權威亨廷頓早有深刻的觀察:日本代表一個依附性文明,缺乏真正獨立自主的深度。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日本將繼續成為美國的附庸。在更遠的未來,按照亨廷頓的預言,日本會被迫回到華夏文明附庸的歷史角色。

  順便說,日本面臨的另一長遠挑戰,是朝鮮半島的統一前景。這與龐教授預言兩者將來的“良好關係”大相徑庭。

  以筆者之見,龐中英教授《“未來的震盪”:展望東亞的趨勢》一文對東北亞未來預測的最大不足,是泛泛論及實現統一後的韓國與美、中、日、俄的“良好關係”,而未能看到東北亞最重要的歷史大勢:中韓千年歷史同盟的恢復,以及這一趨勢對日美利益的挑戰。

  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已經被許多欲和日本和解的人士認為無法化解。可是這一情況和朝鮮半島相比,恐怕得引用李商隱的名句“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日韓世仇遠遠超過中日世仇。

  對美國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的《外交事務》雙月刊,幾年前刊登了《紐約時報》大牌記者紀思道的專文,介紹東亞各國百姓對日本的仇恨。紀思道指出,在中國,這一仇恨還只是甲午戰爭以來百年之事;對朝鮮而言,這可是自“壬辰倭亂”起、積累四個世紀之久的深仇大恨。紀思道特別提到埋葬壬辰倭亂十萬被害朝鮮人耳鼻的日本京都“耳冢”。不是朝鮮人,很難感受到這樣的刻骨銘心之恨。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歷史上曾自豪地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民眾對中國的深刻好感。朝鮮和韓國對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東北亞鄰國這種黑白分明的喜惡之別,引起不少西方觀察家的困惑與沮喪。《國際先驅論壇報》2002年5月30日發表評論文章,公開抱怨:“韓國有雙重標準,在韓國人眼裡,日本事事皆錯、中國事事皆對。”

  東北亞的地緣政治改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和韓國儘管表面上有巨大的意識形態差異,在建交以來卻迅速發展了空前的經濟、文化、政治關係,代表東北亞過去十多年來最大的地緣政治改組。

  舉例來說,由於個人經歷,金大中可以說是近代韓國最親日的總統,上台初期曾首次決定參與日美軍事演習,並對日本書籍報章進入韓國解禁。可是到了2002年元旦,金大中在新年致詞中,居然破天荒地使用與外國盟友的“特殊關係”,來指漢城同北京的友好關係,這一詞彙原來一直只是指漢城同華盛頓的長期關係,因此可知中韓關係實在不是政客們的主觀意志所能改變。

  如上篇所述,日美同盟是華盛頓東北亞戰略的基石。特別是布什政府上台以來,在新保守主義干將沃爾福威茨等人的主導下,採取了扶日制華、挺日抑韓的外交戰略,放棄了原克林頓政府與朝鮮緩和的政策,從而破壞了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的實施基礎,逆轉了朝鮮半島近年的緩和趨向。

  從國際戰略講,日本實在是韓朝最終統一的最大反對者,而朝鮮半島的分裂對峙局面,是美軍繼續駐韓的口實。在大量韓國民眾眼中,布什政府將朝鮮算在“邪惡軸心”之中,導致朝鮮半島局勢惡化,是華盛頓為私利而損及韓國和朝鮮民族利益,引起韓國朝野極大的反感。曾有韓國議員公開將布什稱為“邪惡化身”,只是這種反美情緒的冰山頂端。

  中國是韓最大外貿夥伴

  與此同時,中韓關係繼續深入發展,最惹人注目的是中國正在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外貿夥伴。按韓國商業部數字,2002年中國大陸加上香港對韓國的貿易額已經超過美國,到2003年9月,韓國光是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已經超過美國。如果注意到中韓貿易僅僅開始於1980年代末期,1992年兩國正式建交後才大規模發展,十年出頭便壓倒全球最大經濟實體和外貿國,趨勢和速度都實在令人咋舌。

  東北亞地緣政治的這種深刻重組,不能不引起美國和西方的嚴重關注。例如倫敦《金融時報》因此以“中韓關係威脅美國影響”為標題發表文章,驚呼中韓關係對美國的影響構成威脅,並結論漢城對於華盛頓的忠誠向北京轉移,將對東北亞的大國勢力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宣傳努力,旨在削弱和逆轉“韓國人眼裡中國事事皆對”的傳統。朝鮮難民問題,經常為這一努力提供了題材。去年12月,香港英文《亞洲時報》駐漢城的西方記者報道高句麗古墓群壁畫歸屬爭議,是另一明顯例子。

  事情的起因是北京為在吉林省發現的高句麗古墓群壁畫,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因為高句麗文化跨越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並被認為是朝鮮族先民建立,《亞洲時報》渲染中國的行動是剝奪朝鮮文化,甚至會引起北京對朝鮮的領土要求。該記者聳人聽聞地聲稱:“朝鮮人到時可能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中國奪走他們的歷史文化遺產,失去朝鮮人民族認同的一根重要支柱,而且將來還可能會面臨來自中國的領土要求。”

  日本是最大輸家

  這是一份極具挑釁性的報道,為了加強效果,該記者還有意將有關考古工作和最近發起振興東北經濟的“東北工程”混淆在一起。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對他這一所謂關乎朝鮮民族根本利益的爭議,朝鮮和韓國都只作出極其低調的反應,和兩者的激烈反日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筆者因此於1月初在《亞洲時報》英文版發表對應的評論,從李唐皇室可能的高麗族血液,今天被億萬中國佛教徒頂禮膜拜的地藏菩薩(傳說前世是九華山化成寺祖師、新羅王子金喬覺),在韓國“世世冠冕不絕”的孔子聖裔(包括了1990年代的韓國外長孔魯明)等許多例子,介紹中韓兩國千年來的友好往來和共同文化傳統,而論證了中韓因壁畫歸屬爭議而導致領土衝突之說的無稽。筆者並指出東北亞近年的重要地緣政治演變,以及美日對這一歷史趨向的不安。

  總之,東北亞未來最重要的歷史大勢,是朝鮮半島的統一和中韓千年歷史同盟的恢復。這一發展會深刻影響統一後的韓國與美、中、日、俄的“良好關係”,其中最大輸家是日本,其次是美國。對這一前景,文明衝突權威亨廷頓若干年前就有過論述。

  但是北京對韓政策仍然應該小心行事,短期目標是防止朝鮮核危機惡化,長期目標是恢復和加強中韓歷史同盟,同時必須警惕在朝鮮難民和古墓群壁畫爭議之類問題上損害中韓感情,授日美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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