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日關係中有一個台灣問題一樣，台海事務中也有一個日本問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比起常常發作、引發兩國陣痛的歷史問題的癰疽來，更具有實質性，直接關繫到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戰略。相比之下，歷史問題有時倒像是道具和擺設，雙方動輒拿它來說事，但在心底里誰都沒有太當真。

而台海事務中的日本問題，從法理上來說是一個偽問題。與釣魚島不同，戰後日本把台灣歸還中國不但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國際公約所明確了的，而且作為政治條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日建交時曾得到過後者的鄭重表態和承諾。

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前三次台海危機中，日本色彩還不是十分濃重的話，那麼，在最近的第四次台海危機中，日本因素好像突然變得重要起來了。究其原因，筆者以為主要有三點：首先，第二屆小泉內閣剛剛發足，這個成色保守的政權正躊躇滿志地要把日本改造為“普通國家”。而與此同時，日本經濟也走出了谷底，開始呈現緩慢上升的跡象，旁騖台海事務不至於被國內問題搞得措手不及；其次，“有事法制”三法案剛出台不久，日本插手台海似乎合情合理，有“法律依據”；再次，伊拉克戰爭硝煙散去，亟待戰後重建。出錢又出兵的日本自恃“勞苦功高”，此時在台灣問題上過招中國，不僅不會招致美國的不滿，反而有可能得到小布的評價和鼓勵。

因此，2003年底，日本明顯加快了廁身台海事務的步伐：12月12日，不顧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彈，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公然在台北舉辦明仁天皇誕辰招待會，邀請台灣當局“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政要出席；12月15日，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會長阿川弘之表示，“非常推崇李登輝對促進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和對日本的理解”，對於此前李因簽證被拒，而未能應邀赴日本慶應大學學生社團發表演講一事評論道，拒簽乃“日本外交的污點”。李登輝本人則通過會場的屏幕發表了題為“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的演講，稱“日本人士應發揚‘武士道’精神，重拾戰後失去的自信心，並在亞洲發揮領導力”；12月25日，曾於兩年前獨排眾議，核發籤證讓李登輝赴日本大阪“就醫”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小泉政府的默許下“因私”訪台，短短3天的行程，不但辦完了為亡友掃墓和與台經濟、體育團體交流等私用，還撥冗出席了台當局的授勳儀式，而且“摟草打兔子”——“抽暇”會見了現任總統陳水扁和前總統李登輝，其“馬不停蹄”的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如果說，在上個世紀90年代，隨着國民黨的式微和台獨勢力的抬頭，台灣問題已經演變為中美問題的話，那麼，在90年代末，隨着日本因素的逐漸凸現，台灣問題實際上正朝着成為中、美、日三方問題的方向上發展。有一天，當兩岸做最後攤牌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坐在談判桌上的不僅有美國，還有日本。中國也許會對日本的參與感到不悅，但卻無奈。就像朝核危機一樣，依朝鮮的本意，跟美國“單挑”，日本是不帶玩的。但它卻像一塊嚼過的橡皮糖，甩也甩不掉，無論是基於地緣政治的平衡還是歷史文化的糾葛，最終你還得容忍它坐到談判桌上來。這個類比也許不甚準確，但是，中日關係中台灣問題的比重正在加大，台灣問題正在蛻變為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則是不爭的事實。

毋庸諱言，由於歷史原因，日本對台灣向來有某種“情結”。而且，由於戰後從蔣介石一直到陳水扁一脈相承的長期對日“溫存”政策的緣故（雖然其對日溫存的初衷各不相同，但對日本來說結果都一樣），這種情結之深、之重，已經超越了歷史上的宗主國—殖民地的關係，而進入到了一種從文化“血脈”上心有戚戚、聲氣相求，從地緣戰略上相互需要、互為幫襯的境界。讀過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對談錄》或者其描寫日本人心中的台灣的著作《台灣紀行》的人，很難面對那種濃得有點化不開的“鄉愁”而無動於衷——他甚至稱自己為“老台北”。

反之，台灣對日本也可謂“恩重如山”，從蔣介石庇護日本戰犯（岡村寧次等）、承諾保留日本國體（雖然一般認為“天皇制”在戰後的存續是麥克阿瑟的“功績”，但作為對日主戰場的最高實力人物，蔣介石的作用不可低估），到留用日本舊軍官組建“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放棄戰爭索賠等等，絕對稱得上是“以德報怨”。陳水扁上台後，出於“據統謀獨”的目的，提升台日關係，以增大“安全係數”。其在接受日本《世界》雜誌採訪時曾公開表示：“台灣的存在對日本只有好處。一旦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全立即受到威脅，台日應當加強軍事交流，才能確保亞太安全。”

其實，對日本來說，道理是明擺着的，根本犯不着聽阿扁饒舌。如果說“挺台灣遏大陸”在1972年之前，還是基於美國的戰略調整和“冷戰”需要的某種選擇的話，在1972年之後，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則是日本基於地政學上的考慮而精心炮製的“國策”。從這時起，客觀上隨着中國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威脅論”開始伴隨和攪動着日本，如影隨形，漸行漸大，叫日本好生煩惱。

眾所周知，日本政壇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台灣幫”。其構成頗為複雜，從右翼組織“青嵐會”，到主要由政治家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日台議員聯盟”，到政治家的外圍組織“李登輝之友會”、“陳水扁之友會”等，不一而足。其中，日本與台灣“斷交”僅半年後（1973年3月）成立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成員據說有超過300人，多為少壯、鷹派的實力人物，且不乏“鐵杆”。與通常的議員組織不同，“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帶有封閉性和機密性，其花名冊從未對外公開過。這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員的日本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樁怪事。

正是這些“台灣幫”少壯政治家，在強化日美安保體制和制定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而剛剛登場的第二屆小泉內閣，使這種經過長年的苦心經營、本來就已經十分了得的勢力再次得到了強化。現任自民黨幹事長、小泉內閣副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就是“台灣幫”第一代“教父”、戰後的甲級戰犯、後成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的外孫。有跡象表明，親台日本政治勢力甚至準備搞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而一旦將所謂“日台交流協定”付諸國會表決的話，在為數甚眾的親台議員的策動下，很可能會一次通過。

相比之下，被認為“親華”的政治團體“日中友好議員聯盟”，雖然表面上也擁有300名以上的成員，但其中相當多的人卻“腳踩兩隻船”——同時也在“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註冊。隨着日本政壇的幾次重新洗牌和當初傾力推進對華關係正常化的“1972年世代”的集體謝幕，純粹的親華政治家幾乎已經絕跡。

過去，迫於中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科級以上官員的訪台都很難實現。小泉上台後，已基本打破了這些限制。現在，在東京—台北間往來穿梭的，已經遠不止民間財界人士，甚至不乏軍界高官。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來說，日台之間可謂“暗流洶湧”。

而更為微妙的是，最近的一些情況表明，一些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和法律基礎、此前我們認為絕對不可能改變的原則和框架正在被不斷地挑戰。從中日政府間的“政治三原則”，到復交談判被提上日程後的“復交三原則”，以及建交後中日之間簽署的三個基本文件（即《聯合聲明》、《和平友好條約》和《聯合宣言》）中始終明確的“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等原則立場，其邊界正在變得“模糊”起來。而在那些經締約雙方再三確認、原本清晰規範的法律概念重新“模糊化”的過程中，日本式的曖昧思維（其實更多的時候是一種韜略）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早在1972年9月，田中內閣的龐大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國政府進行復交前談判的時候，日方談判代表、法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拿舊金山對日片面媾和後、日台間簽署的《日華條約》說事，反對在《聯合聲明》中寫進“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由”是，中國政府的統治權實際上並沒有到達台灣。日本已經通過“舊金山和約”放棄了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不能“兩次放棄”。不過，對中國這一立場，（日本政府）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云云。言外之意，就是不能“承認”。對日本玩弄法律條文、企圖用“法律”來迴避政治責任的做法，周恩來當場予以駁斥：中日邦交正常化首先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高島本人被也斥為“法匪”。

然而20多年後，類似當年高島的論調又開始被日本的一些政治家重唱，日本屢屢在台灣問題上“試水”，試探中方的容忍度。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以後，日本外務省亞洲局長加藤公然在國會說，對中方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日本表示“理解與尊重”，但卻不是承認。聲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那是中國的說法，而不是日本的說法。

事實上，對某些日本政治家在原則性問題上的曖昧表演和所謂“風見雞”（日語，見風使舵，兩面性）習性，中國早有領教，這方面也有過許多慘痛的歷史教訓。去年12月24日剛剛解密的日本外務省外交文檔證實，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雖然公開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方針，但是卻一直在暗中摸索“兩個中國”的政策。

1964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的佐藤榮作在首相官邸接見英國駐日大使時說：“日本雖然表示‘中國只有一個’，但這只是照搬中共（大陸）以及國府（台灣）兩個當事人強烈主張的一個中國詞彙而已。”“我們知道事實上有兩個政權。”

不僅是佐藤榮作這樣的“反華派”，連一向被我們看成是鐵杆“親華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也很曖昧。同年5月，在於東京舉行的第二屆日英雙邊定期會談的席間，時任外相的大平表示，即使中國加入聯合國，也會努力幫助台灣保持議席。對此，早在1950年就率先承認新中國政權的英國外交大臣理查德（Richard Austen Butler）強調：絕對要相當秘密地加以應對。英國也覺得有必要把台灣作為不同於中共的存在而加以存留。為此，台灣政府有必要首先放棄自己應該成為中國全境的支配者的非現實態度。”大平的回答多少有些無奈，透着一絲被夾在兩岸之間的“艱難”：“日本政府的想法歸根結底是一樣的。但是，在現階段將這種認識作為政策公布還為時尚早。”

而此時，中日關係已經突破民間交流層次，以“積累方式”進入到了“半官半民”的階段。雙方互設官方辦事處，互派記者，“LT貿易”（1962年中方廖承志與日方高碕達之助達成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協議）的順利實施為邦交正常化的實現鋪設着道路……所以，1972年9月，當艱難的復交談判終於塵埃落定，雙方馬上就要簽署為世界矚目的《中日聯合公報》、喝香檳酒的時候，周恩來書贈田中角榮的《論語》六字格言——“言必信，行必果”，與其說是一個紀念，不如說是一個約束。作為回應，激動的田中當場揮毫題寫了日本飛鳥時代執政者聖德太子的格言“信為萬世之本”，回贈給周恩來，同樣是六個字，不多不少。

這一切，現在想來，真有點“三十年河東河西”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