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性格缺陷

抗戰時期，有一次，蔣介石在重慶街頭看見一輛軍用摩托車上坐了四個人，其中一個是便衣，他馬上命令把那穿便衣的抓起來。他的隨從副官立即照辦了，然後回來報告經過。蔣即批示：“將那個搭三輪車的槍斃”。時張治中將軍為蔣的侍從室主任，批示“此人無死罪，應交軍法總監部依法審訊”，並打電話告訴軍法總監，蔣是因為一輛軍用摩托車不該坐四人，而搭車的又是普通人，一時動了氣才作的批示，將此人關幾天算了，如果蔣問起來由他負責。到第三天，宋美齡來找張治中，道：“文白兄，聽說委員長要槍斃一個人，這個人是遺族學校的學生，並沒有犯罪呀！你想想辦法，好吧？”張得意地告訴她已經如何如何處理了，宋表示滿意，蔣亦未再過問，此事遂了。（事見《張治中回憶錄》上冊第303-304頁）

這是小事一樁，卻很見蔣介石的性格。蔣介石領導中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並最終取得勝利。他能夠成就這樣的豐功偉業得益於他的性格：剛毅執着，不屈不撓，有血性。然而他這種充滿男子氣的性格後面隱藏着一樣很不好的東西：對生命的輕視。前文提到的那個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位遺族學校的學生，也就是烈士遺孤，固然有錯，但蔣一來氣就要槍斃人家，也太不把人命當回事了。

蔣的這種輕視人命的性格缺陷—或許該說是人格缺陷—貫穿於他一生的行事中，也成為他失去民心的一個重要因素。他一貫好用暗殺手段來對付敵手。被他暗殺的固然有該死的漢奸，但也包括許多民族的精英如陶成章，楊杏佛，李公朴，聞一多等。他傾向於從肉體上消滅對手。1927年清黨，大殺共產黨，導致兩黨仇恨無法化解。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為了黨的權力不被共產黨攫取，清除黨內的共產黨勢力或許是必要措施，這是連蔡元培那樣的正人君子都贊成的。然而清就清吧，有很多方法的，何必一定要大開殺戒呢？對於普通百姓的性命，他也不是很在乎。花園口決堤，淹死了五十多萬（一說八十多萬）百姓。長沙大火燒死二萬多人（蔣的部下提前縱火是死亡人數眾多的重要原因）。一寸山河一寸血，誠然！

有人或許會說，無毒不丈夫，如果太顧惜人命就不足以成大事。這話似是而非。成就偉大的事業固然需要有犧牲，但那必須是不得已的犧牲。那些手握重權的人尤其要敬畏生命，不輕易地讓別人去犧牲。蔣介石就缺少一點對生命的敬畏和愛惜，一點菩薩心腸。他殺人雖然有他的目的，但他的許多目的本來是可以通過不殺人或少殺人來達到的。他逃去台灣之前，下令處死楊虎城全家，則完全沒有目的。只是為了泄憤而戮及對手的婦孺，這樣的胸襟，這樣的心腸，不能不說是有重大缺陷的。

孔孟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仁字。然而中國歷史上殘暴之事比比皆是。我不知道蔣介石性格中的這種殘暴是中國歷史文化薰陶出來的，日本士官學校訓練出來的，聖經啟示出來的，時勢逼迫出來的，還是他血脈裡面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