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2002年12月，當時的《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馬立誠在《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上發表了《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作者通過年初對日本的首次訪問，實際接觸日本各界人士，並親眼看到日本的經濟繁榮，聯繫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和網上出現的一些針對日本和日本人的狂熱、偏激的非理性言動，批判了在中國社會中日益蔓延的、以一些“小農思想家”和狂熱的網友為代表的無視全球化潮流，動輒危言聳聽、煽動與日對立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指出：中國“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刻”；“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日本的崛起，是“亞洲的驕傲”；對於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訴求，“不必大驚小怪”……並援引歐盟的例子，主張作為“亞洲的樞紐的中國與日本”，“都應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克服狹隘觀念，爭取向一體化邁進”：“今天，歐洲人在化敵為友實現一體化方面的探索已經遠遠走在亞洲的前面……我們亞洲人的小農觀念要保持到什麼時候？”

文章一出，旋即在中日兩國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其主張和結論的合理與否另當別論，馬文提出的問題畢竟太重要了，加上正值中日建交30周年、兩國關係面臨全新調整的微妙時期，一時間，各方面的反應完全可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

2003年4月，《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又推出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問題學者時殷弘的題為《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的文章，從外交戰略，特別是對美戰略的高度，對馬文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理論詮釋。時文強調，營造良好的中日關係，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為了“儘可能避免或緩解中日之間‘安全兩難’”，謀求“中日接近”的“迂迴戰略”，他具體提出了擱置歷史問題、擴大日本對華投資、不公開擔憂日本的“軍事化大國”問題、強化日中兩國在東亞的政經合作、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6點主張，並將這種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眾預期的政策改變，稱為“一場代價並不高昂的‘外交革命’。”

時氏其人的國際關係學者身份及其文章中明顯的為政府的外交思路建言的姿態，很快引起社會各界反響，尤其在日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輿論漩渦。時氏本人也因此受到日本外務省等機構的邀請，一年中兩度出訪日本。

接着，同一家媒體（《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期）又於2003年8月一口氣推出了4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對“對日新思維”進行了理論的包裝。著名日本經濟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對於對日關繫到底需不需要新思維的問題不但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總結了“對日新思維”的5條原則和10個特色，從專業角度指出中日經濟合作是兩國國家利益的主要交匯點，是雙邊關係的長遠、堅固、真實的基礎。作者不惜連發三彈（《論對日關係新思維》、《再論對日關係新思維》和《三論對日關係新思維》分別刊載於《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第5和第6期），以超大篇幅進一步強化了“新思維”的理論架構，筆鋒所向，幾乎涉及了中日關係的所有問題。並且，把“對日新思維”的思路推而廣之，提出了所謂“對亞新思維”和“新思維外交”的概念。馮的加入，使一些此前認為馬、時二人“根本不懂日本”，其立論“過於幼稚”、“不值一駁”，故暫且作壁上觀的從事日本研究的學者和實際從事對日外交實務的“圈內人”也被捲入，論戰開始升級。

“新思維”之辨

何謂“對日新思維”？“新思維”究竟“新”在何處？

其實，所謂“新思維”，本質上並沒有那麼“新”。其之所以會在這個時期出台並吸引輿論關注，根本原因是由於中日兩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角色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引發的兩國關係的調整使然。一些激賞“新思維”的日本學者和媒體人士，動輒在中國的對日外交政策上劃線，把“新思維”出台前的對日政策稱為“對日舊思維”的做法，如果不是故意的，也是不了解中國國情和缺乏常識的表現。

如果拋開那些煽情描寫的段落，馬立誠文章的主旨簡單明了：讓一個戰敗的日本永遠不能恢復到正常國家狀態，是不可能的；面對日本未來成為一個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趨勢，中國應該把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的軍事訴求，同重新走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區別對待——這就是作為“新思維”首倡者馬立誠的理論核心。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馬文的這個理論框架，其實正是華東理工大學戰爭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樂雄教授在《南方周末》發表的論文——《日本會重走軍國主義道路嗎？》中的內核，而時間是在2002年的年初。就是說，馬文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理論淵源上說，都難以稱得上像日本媒體炒作的那樣“劃時代”。

時殷弘無論在其關於“外交革命”的論文、講演中，還是在接受兩國媒體的採訪時，始終儘量避免使用“新思維”的詞彙，在維護一個學者只就事論事、不搬弄名詞的嚴肅態度的同時，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與“新思維”的學術距離。

馮昭奎在論文中坦言，“‘對日關係新思維’決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早在1999年，在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界、特別是日本研究界，圍繞對日關係問題就展開了空前熱烈的討論，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對日關係新思維’就開始醞釀了。”“有幾位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曾對作者說，在‘對日關係新思維’文章中提出的不少政策建議，其實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我國老一代領導人制定的長期對日方針的‘傳統思維’。這個評論應該說是很有道理的。”

客觀地說，“對日新思維”，作為對當前停滯不前的中日政治關係和在兩國國民中間日益滋生的“互厭”情緒的反省、思考，確實有其合理性。但看得出病症並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准病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開准處方，藥到病除。畢竟，“新思維”本身，其出台雖非偶然，但作為一種為政府的外交政策建言性質的理論，其體系欠完整，缺乏內在邏輯，有些論據太隨意，難以站得住腳，立論過程也不乏“話語泡沫”。

馬文基本上是一篇抒情遊記。作者初次的扶桑之旅，走馬觀花似的一路看下來，將行旅的見聞和對史料的回顧、對現狀中問題的反思結合在一起，多少有點“發思古之幽情”的況味。雖然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但煽情的描述過多，似是而非的地方不少，使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結論）的可信度反而大打折扣，難圓其說（諸如看到“東京銀座和新宿燈火如海，應有盡有，比紐約曼哈頓還要繁華，一對對青年男女衣着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便感嘆道：“他們怎能期盼戰火”；看到“農民開着豐田小轎車……日子過得比東京市民還舒服”，又感嘆道：他們“有什麼理由到戰場送死”等等）。就連時殷弘在談到他的論文與馬文的區別時都說，“馬是以一名記者充滿感情的眼光和筆觸，來探討對日關係問題，不免摻雜主觀情緒。”

相比之下，時殷弘和馮昭奎既以學者身份介入爭論，不煽情，不批判，迴避道德判斷，力求以理服人。其結論的正確與否不在話下，但立論之謹嚴，文風之不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別是針對日本媒體利用某些中國學者的身份，差強人意地把“新思維”附會成是第四代領導核心“對日政策調整和轉向的信號”的炒作，以及某些學者明知是惡意炒作，但卻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作出一副仿佛口銜天憲，“天機不可泄漏”的神秘姿態的做法，馮昭奎指出：“無論是贊成‘新思維’還是反對‘新思維’，持有各種觀點的學者們的文章都不是‘官方的文件’，他們的觀點都不等於官方的見解，他們的主張都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中國的媒體上出現所謂‘對日新思維’並不意味着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發生了什麼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轉折。”“作為嚴肅認真的學者……既不應該、也無權將自己裝扮成‘政府內部意向’的透露者和‘代言人’。”

“新思維”流變

“對日新思維”，分別被中日兩國的權威傳媒人士評選為“2003年中日（日中）關係十大新聞”，其在兩國學界、輿論界掀起的波瀾，遠遠沒有退潮。就中國而言，從2002年底開始一直持續至今的關於“對日新思維”的大辯論，在改革開放以降的歷史上，恐怕只有“文化熱”可以媲美。據不完全統計，短短一年的時間，暫且不算網上板磚、唾沫式的“文章”，正式發表於國內外各種出版物上的爭論文章已達數百篇，結集成冊在中日兩國出版的書籍至少有5種。與“非典”一樣，“新思維”是2003年的關鍵詞。不僅是對日關係，“對……新思維”儼然成了中國外交界和國際關係學界的時髦用語（如“對美新思維”、“對印新思維”等）。

事實上，正如馮昭奎在其論文中所說的那樣，1999年前後，中國在對日問題的應對上開始呈現出一種前所未見的務實姿態，這種姿態在黨的“十六大”以後逐漸定型。所謂“政冷經熱”、“官退民進”——吵架不耽誤做買賣即是明證。2003年，儘管中日之間發生了那麼多的不愉快，雙邊經貿依然創下了新高。實際上，不是“新思維”的提出使中國的對日政策發生了“轉向”，在某種意義上，倒像是被命名為“新思維”的對日靈活外交影響和炮製了“新思維”理論似的。

日本的《中文導報》，從中方對新年伊始小泉第4次參拜靖國神社及隨後的日本政界為其擦屁股的對華“解釋”外交的應對中注意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越到高層，話題越寬泛，越不涉及具體問題。讓分管實務的負責人把具體問題談清、談透，高層領導人則從大處、高處着眼，少談甚至不談具體問題，避免雙方在細節上結下“死結”，留下充分的迴旋和討論餘地，同時也使雙方在其它方面的交往不至於受到具體問題的牽涉和影響——他們把這種“分層次對應”的外交藝術稱為“中國外交新手段”。

而與中方的“軟着陸”對策相比，日本對“新思維”的回應似乎僅僅停留在媒體的炒作上，至今未超出學界—傳媒的層面。2002年底，馬文在北京發表。甭管作者本人是以何種心態和心情撰寫，這篇讓日本人一見就愛的抒情遊記立馬被頗有影響的兩家月刊——《中央公論》和《文藝春秋》發現，爭相譯介。超大篇幅的“特輯”配以大字、煽情的標題，大炒特炒，其影響與後果恐怕遠非作者本人所能想象。

比如，《文藝春秋》的標題是：“我的中國啊，請克制反日行動”；《中央公論》的標題是：“民族主義的反日言論有害無益”，副標題為：“動搖江澤民——胡錦濤政權的衝擊性報告”。並且，利用作者黨報評論員的特殊“身份”，對文章出台的所謂“背景”妄加猜測，試圖告訴日本讀者：北京已經發出“信號”，認識到到目前為止的對日政策是錯誤的，隨着領導層的新老交替，中共的對日政策將出現根本性的調整、轉向……對此，新加坡資深日本問題專家、《聯合早報》編委、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卓南生評論說：“這種‘新思維’，說句不客氣的話，其實一點都不新，而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維。”

在大力炒作“新思維”的同時，日本明顯加快了向“普通國家”邁進的步伐，在政治上越走越遠。馬文剛剛發表，在各種評論鋪天蓋地的時候，2003年1月1日，日本第一大報《讀賣新聞》披露了日本政府向某位聲稱“擁有所有權”的國民長期“租借”釣魚島及其附近的南小島和北小島的“猛料”，小泉旋即第3次參拜靖國神社（1月14日）；2003年4月，時文發表，日本外務省馬上出面力邀作者時殷弘訪日演講，同時放出信號，要通過“有事法制”。6月，40年懸而未決的“有事法制”相關法案果然在國會以高票通過；12月，由日本民間團體“日中傳播研究會”（JCC）主辦，旨在促進中日兩國學界、媒體之間相互理解的題為“面向未來的日中關係”的國際研討會在東京召開。時殷弘和馮昭奎應邀做了演講，具體闡述中國的“對日關係新思維”。而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反對，派前首相森喜朗“私訪”台灣，並正式做出了派兵伊拉克的決定；接着，2004年1月1日，小泉第4次參拜了靖國神社，並聲稱此舉會得到中方的“理解”……

無論是否有意，日本的一面大肆炒作（“新思維”），一面“埋頭苦幹”的做法在客觀上已陷“新思維”論者於不義之中，可謂“一點面子也不給”，令人遺憾地聯想起現代歷史上，因日本的一些不甚光明的做法，使一些深愛日本並一向珍視兩國關係的中國人（其中不乏極其優秀的中國人）的命運發生逆轉，最終陷入泥淖的悲劇。從最近在網上散播的馬立誠在香港被“愛國青年”群毆的傳言，就可以感受到“新思維”論者們所面對的壓力。有跡象表明，正是這種傳媒一味熱炒，而政府驚人沉默、響應政策完全缺席的局面，才使“新思維”論者陷入茫然、失語乃至憤怒，“對日新思維”本身也備受挫折，大幅後退，頗有陷入到死胡同中去的危險。

尤其是進入2004年以來，除了馬立誠拒絕公開評論小泉的靖國神社參拜之外，馮昭奎接連撰文批評日本：“一個巴掌拍不響”。“2003年中國的‘新思維外交’幾乎從所有的對象國那裡都獲得了肯定的評價和響應，惟獨在對日外交方面仍困難重重。中國對日開展‘新思維外交’，並非中國單方面‘有求於日本’。”“由於小泉一意孤行，表示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可以預料今後兩三年中日間‘政治冷’局面將難以改變。”而日本《中文導報》的記者發現，“時殷弘對日本的說法已經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甚至比外交部更加嚴厲。”

至此，“新思維”論者們一直試圖用“國家利益最大化”等理念來顛覆的對日外交中“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這一命題，又重新回到了主流話語中。正是由於對“新思維”需求最切、炒作最力的日本的“作為”和“不作為”，出台僅一年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也許將不得不面臨被重新“洗牌”的命運？

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