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當局企圖從文化上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但遭到廣大台灣人民的決反對。

　　關於“民主化”問題

　　台灣當局大肆宣稱：台灣創造了“政治民主和經濟繁榮兩個奇蹟”；台灣的“民主成就”對大陸具有“示範”作用；民進黨上台是“民主的勝利”；“大陸民主化是中國統一的關鍵”；“兩岸政府必須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公投”意味着“台灣人民對未來前途擁有最終的選擇權”等等。台灣當局大打“民主牌”的目的，一是為國際反華勢力干涉我國內政製造藉口，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二是為日後伺機在島內舉行“統獨公投”製造輿論，給“暗獨”路線罩上一道“尊重民意”的光環；三是把兩岸的“統獨之爭”攪和為兩種社會制度之爭，藉此否認和淡化一個中國原則；四是與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相呼應。在台灣當局看來，只要把“民主”這張王牌打好用足，就能在兩岸鬥爭中贏得主動，置我於被動。

　　中國共產黨不僅從來不害怕民主，而且一直在追求民主、實踐民主、發展民主。不同的是，對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我們有自己的標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讓全世界都採取一種民主模式，是絕對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這種要求本身就不民主。我們考慮民主，首先要考慮和面對的是13億人口。這些年，我們在推進民主法制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舉世公認。美國前駐華大使尚慕傑說：“美國許多人認為民主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答案，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具有眾多的農村人口和文盲人口，而且封建制度統治時間長。民主會慢慢從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制度下發展起來，但中國不願看到像原蘇聯那樣因快速發展民主從而導致解體的後果，而是希望走比較謹慎的步子。”這位大使能有這種見地，說明他在中國沒有白待。

　　鄧小平指出：“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台灣當局根本沒有資格對大陸的社會制度說三道四，連台灣上層都有人承認：“我們台灣的民主化，也還有待提高。民主化不是一定要台灣版本。”我們堅信，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是符合我國國情、能夠帶來穩定和公正的制度。就國家統一而言，我們與台灣的政治分歧，不是所謂要不要民主的問題，更不是民主形式之爭，而是要不要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是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我們反過來要問：如果大陸推行了美國式的“民主”，美國就會希望並促成中國統一嗎？如果大陸實行了台灣式的“民主”，台灣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順利解決嗎？這豈不是太天真了。

　　當然，對大陸目前存在的問題，我們從不避諱。應該說，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為了中國的繁榮與富強，中國共產黨人明確表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人類文明成果，要以博大的胸懷和積極的態度去借鑑學習。我們認為，美國也好，台灣也好，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但絕不能脫離實際盲目照抄照搬。在世界形勢相對穩定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既有和平競爭的一面，也有互相借鑑的一面。我們一向不排斥資本主義制度的文明成果，也希望別人不要排斥我們的優勢及長處。

　　關於“中華民國”的地位問題

　　台灣當局宣稱，兩岸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地位問題不解決，兩岸政治對話就無法進行。這就必須回答如下三個問題：一是中國與台灣到底是什麼關係；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關係；三是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世界是什麼關係。

　　首先，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古稱夷洲、流求的台灣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歷代王朝都在這裡行使了管轄權。儘管台灣曾先後被荷蘭、日本侵占過，但最終都收回來了。國際社會也一直公認台灣屬於中國的領土。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不得不根據《開羅宣言》等國際協議，把在“甲午戰爭”中侵占的台灣歸還中國。就是說，無論歷史上的中國版圖還是現實國際社會，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因而只能將其置於中國的主權管轄之下。兩者從來都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其次，“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從歷史上說兩者是“改朝換代”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祖國本來不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台灣問題的產生，完全是由國共內戰和美國插手造成的。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親自赴重慶談判，想通過建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來避免爆發內戰。但是，蔣介石按照“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維與共產党進行決戰。他沒有想到的是，由美國裝備起來的800萬國民黨軍隊竟然輸掉了這場戰爭，他的“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他的國民黨也只好以“光復大陸”的名義退踞台灣。中國人民解放軍本來想“宜將剩勇追窮寇”，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依據《共同防禦條約》把台灣全面置於它的保護之下，使台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但不管怎樣，美國政府也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台灣當局“斷交”。道理很簡單，國際社會不能接受失敗一方的地區政權作為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主權代表。正像歷史上政權更迭一樣，“中華民國”在中華大地上已經不存在了。

　　最後，當今世界沒有“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台灣當局只是一個地方政權。國際法規定，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表。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僅先後獲得了160多個國家的正式承認，而且還作為全中國的惟一合法代表成為聯合國的一員。這就清楚地表明，當今世界已沒有“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台灣當局只是割據一方的地區性政權。為了形象地說明這一點，當時國民黨政權退出聯合國的見證人陸以正，在《回憶1971年聯合國席位的最後一戰》一文中這樣寫道：“10月25日的第1976次大會，從下午3點多開始，直到深夜11點半才結束，長達8個小時。到此時，所有可能補救的途徑都用完了。中華民國代表團於是以程序問題要求發言，周部長（指當時的台灣“外交部長”周書楷）走上講台，以沉重心情宣布我國退出聯合國。我們出來後，主席繼續把阿爾巴尼亞提案交付表決，結果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獲得通過，成為聯大第2758號決議。這些年來，朋友們有時問我，假如當年美國所提的雙重代表權案獲得多數支持，今日我國仍可留在聯合國內，豈不省掉很多麻煩？我回答說，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競技場，大家玩的是實力政治。假如當年雙重代表權案獲得通過，中共肯定拒絕加入。頂多再拖個一兩年，我國仍然會被趕出聯合國。”

　　關於“打壓國際空間”問題

　　中國政府一再重申，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無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不能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和發展具有官方性質的關係。但考慮到台灣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台灣同胞的實際利益，對台灣與外國的民間經濟文化往來，我國政府不持異議。依據國家主權不能分割與分享的“主權完整性”原則，台灣不能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但台灣可以以“中國台北”的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奧運會等非政治性國際組織及區域性組織。在徵得中國政府同意後，有關國家的民間航空公司可以與台灣的私營航空公司通航。我們黨和政府還曾要求我駐外機構加強與台灣同胞的聯繫，傾聽他們的意見與心聲，關心並照顧他們的利益，儘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這表明，台灣同胞不僅有着充分的國際生存空間，而且在世界各地可以像所有大陸人一樣，得到自己祖國的關懷與照顧。如果說台灣今天沒有國際生存空間，顯然不符合事實。

　　很明顯，台灣當局並不是要這樣的國際生存空間，它是要國際上“台獨”的空間，要為分裂祖國尋求“國際承認”的空間。陳水扁上台後，提出要突破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外交思維”，力求多元化、全方位地拓展“國際生存空間”，聲稱要把“外交工作”納入國際人權體系，重點推動以“人權外交”為主題的對話，爭取獲得國際上更多的同情與支持，增加台灣與大陸對抗的籌碼。台灣當局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推行“務實外交”、“金援外交”、“度假外交”和“過境外交”等，目的就是為重返聯合國和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鳴鑼開道。

　　這種“國際生存空間”，顯然與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背道而馳，與一個中國原則背道而馳，與海峽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目標背道而馳，與維護亞洲穩定及世界和平背道而馳。這樣的“國際生存空間”，當然是不能允許的，必須堅決反對。我們要明明白白地告訴台灣當局，你們所要的分裂祖國的“生存空間”、製造“兩個中國”的“生存空間”、走向“台灣獨立”的“生存空間”是絕對辦不到的。這樣的“國際生存空間”，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既違反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不僅中國人民不允許，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也不會允許。只有共同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才能使台灣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充分享有更加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今天，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的尊嚴和榮譽，是以往任何時候所沒有的；偉大祖國的繁榮富強，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光榮與依靠。我們熱切盼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早日實現，使台灣同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充分享受到偉大祖國的尊嚴與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