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的興起，已經成為一種令全球矚目的熱點現象。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直接關涉到兩大強國－－中美之間的關係及其未來走向，關繫到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未來的國際社會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幾次台海危機在全球所引起的強烈震動和西藏問題在國際間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們特別的關切，也是非常自然的。

近幾年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然首先是一種與官方意識形態進一步衰落相伴隨的現象。在這種意義上，它對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無疑具有某種代償或替代的作用。這一點顯而易見，無需贅言。那麼，其所針對的國際背景是什麼？它是否可看作一種短暫的“泡沫”現象？中國大陸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與所謂亞洲價值論的關係又如何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先來分析一下，與以前諸時代相比，國際政治的軸心問題在後冷戰時期發生了哪些變化。

後冷戰時代的特點

所謂冷戰時代，其實就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爭奪勢力範圍的霸權主義時代。與之相比，後冷戰時代似可稱作新霸權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體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原來的美蘇兩極霸權正在被以美國為龍頭的發達國家之“共和霸權結構”所代替；核武器雖然仍具有相當大的威懾力量，但其研製、生產、使用和輸出（擴散）等等，已在保證西方國家享有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高尖技術的常規武器日益上升為構成發達國家之軍事優勢的最重要的因素。

與此同時，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的自顧不暇和中國大陸的孤掌難鳴，使得發達國家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國際關係領域的政治優勢，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運用和發揮其所擁有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擴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們自認為合適的安全政策和經濟政策強加給別國，達到操縱甚至包辦國際安全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目的。

正如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所說：“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實際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縱，世界經濟事務則是美、德、日說了算。這些國家相互間保持密切接觸，排斥較弱小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做所為，反映西方利益的決定，卻披上反映世界社團利益決定的外衣。”局部戰爭當然還是解決國際衝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政治遊戲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貿易，已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賴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為重要的國際角逐方式。

與上述種種變化相對應，各種國際組織和自然資源也越愈成為國際爭奪的“搶手貨”。君不見，不僅日本和德國，甚至連南非都躍躍欲試，想要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嗎？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現在幾乎已無人不曉，“‘世界社團’這個詞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為使反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行動獲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詞藻”（出處同上）。至於由近幾年各國之間，如日本與韓國、希臘與土耳其，南海周邊諸國以及中日之間圍繞領土和海洋經濟專屬區等等而發生的頻繁爭執所顯示出來的資源爭奪在後冷戰時期的特殊重要意義，更是眾所周知的不爭的事實。讀者從下表中不難清楚地看出這些深刻的變化：

以上的分析和對比表明，與冷戰時代相比，後冷戰（後霸權主義）時代的國際關係雖然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霸權仍然存在，這種霸權的特點是：“西方其實是利用國際組織、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掌握世界，藉此保持西方優勢，保護西方利益，並促進西方政治和經濟價值。”（同上）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正在崛起而暫時又處於發展中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即便撇開它在意識形態領域與西方國家的尖銳對立不計，它也不可能不首當其衝地成為西方霸權擠壓和排斥的對象！這在美國斷然拒絕全面銷毀核武器，同時又軟硬兼施，千方百計地誘迫中國政府簽署足以保證美國維持其絕對核武優勢的全面核禁試條約，以及在中國大陸究竟是以發達國家、還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參加世貿組織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得清楚無遺。

美對台政策的用意

而且，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固然對台灣的防務暫時有好處；然而美國的對台戰略原則，卻明顯是基於對中國這一潛在勁敵的遏制。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美國通過延續《日美安保條約》，擴大日美安全體系的防禦圈和在1996年初與澳大利亞簽署《國防合作條約》，已經大體完成了旨在對中國大陸實行遏制的戰略部署。聯想到“圍堵中國”的呼聲突然在英美鵲起，那既不是在1989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處於停滯狀態和國民經濟發生嚴重滑坡現象的1990和1991年，而不遲不早，恰好是在中國大陸因展開新一輪經濟改革而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獲得了令世界震驚的巨大成就，從而顯示出其綜合國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1993年－－兩相對照，實在也迫使人們不得不深長思之！

諸如此類的現象，使許多中國人在關注乃至支持西方國家就人權問題而與大陸當局持續進行激烈爭執的同時，也注意到前者與中國大陸之間實際存在、且更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衝突。這便提示他們，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權主義，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幾年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就其國際背景來說，正可以看成是對這種新霸權主義的一種自然的、幾近於“本能的”反應。

另一方面，冷戰雖已結束，但世界歷史卻並沒有像福山所預言的那樣走向終結，因為今日的世界究竟還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的一統天下！不管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否能夠完全正確地解釋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關係的實質，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國出現的泛斯拉夫主義思潮，中亞、中東猖狂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所謂亞洲價值論等等，相信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冷戰結束以後，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不僅存在，而且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確有上升的趨勢。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近年來在大陸本土躍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義，乃是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由冷戰的結局所引致、且幾乎在90年代初期曾遍及全球的那一波特別強勁的西化浪潮的一種回應。

由以上所說似可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就其國際背景來看，當前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的新霸權主義的威脅和壓迫；而只要這種威脅和壓迫存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就不可能消退。

第二，中國大陸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乃是所有堅持包括“亞洲價值”在內的非西方價值的國家和民族的“天然盟友”。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