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鮮戰爭的起因

在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場上，美日爭戰的殘酷使得美國青年遭受了慘重的傷亡，戰後美國的統計，陣亡人數超過了30萬人。美國也因此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戰鬥力和捍衛天皇的決心，而且當原子武器還沒有研製成功之前，也不可能預計到它巨大威力足以使日本魂飛魄散。因此美國在評估徹底戰勝日本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上出現了相當悲觀的結論：陣亡將士超過100萬人，大概還有日本平民的死亡人數，具體的數字已經記不太清了。對於中國和蘇聯來說，這樣的代價也許不會讓領導人眨一下眼皮，但對於美國的領導人和美國人民來說，這絕對是一個無法面對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領導人面前大概只有兩條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提前結束戰爭，這樣無疑可以大大地降低人命損失，但是這與美國人的正義觀念，這個支持他們加入戰爭的原始動力，是格格不入的，第二條路就是尋找夾擊日本的支援力量。而美國人選的，正是這第二條路，很不幸，被美國人選中的夾擊日本的支援是蘇聯。

美國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實也是不得以而為之，本來他們可以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中國。令人遺憾的是，那時的中國，無論是正面戰場的國軍，還是號稱深入敵後的共軍，對日本都是消極免戰，自己人的磨擦卻接連不斷。雖然向緬甸派出了遠征軍，但除了孫立仁一部退進印度，保持完好建制外，其餘基本上覆沒於熱帶叢林之中，戴安瀾將軍就在此役陣亡，緬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這次保衛緬甸，中國軍隊根本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還因主將杜律明拒絕退入印度（據說他猜老蔣不會願意見到他的部隊退入印度，而他又不敢得罪老蔣），將十餘萬大軍帶入了罕無人跡的熱帶叢林，致使全軍近於覆沒。更為要命的是，統率這支遠征軍的美國將軍驚異地發現，中國軍隊並不聽他的指揮，他不過是名義上的指揮官，他當然不可能理解中國軍隊從來都是私家軍這個傳統，於是便認定了中國軍隊的無能，而且無視紀律。這種前線指揮官的觀念對身處後方的美國政府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中國軍隊無能的景象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深種在美國政府的腦海里。

而在中國大陸，更是毫無建樹，甚至還不如當年獨力對抗日本時有作為，當年獨力對抗日本時，還有過台兒莊那樣振奮人心的大捷，還有武漢保衛戰這樣成功的撤退。甚至到了1944年，面對強弩之末的日軍，國軍表演的居然是一出全線大崩潰的醜劇。美國由於失望於中國，轉而求助於蘇聯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件了。

那麼，當年的中國，是否有能力表現得積極一點呢？我想，應該是可以的。在太平洋戰爭暴發後，特別是中途島戰役之後，日軍的主力，實際上已經大部分用在了太平洋戰場，而在中國大陸，日本依靠的多是被稱作偽軍的投降了的中國人。而這些偽軍對日本的忠誠，實際上是和國軍的戰場形勢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國軍的形勢越好，他們對日本的忠誠度就越低，而戰鬥力也就越低，反正的機會就越大。此時國軍越是採取積極主動的作戰態勢，就越會讓他們相信國軍的形勢在好轉，日軍的形勢在惡化，他們反正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大。反之，國軍越是消極免戰，就越會使他們相信日軍的強盛，從而更死心踏地為日軍賣命，日本也就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戰場，這樣惡性循環，形勢也就越加不容樂觀，中國對太平洋戰爭的支持就越輕微。太平洋戰爭暴發之後，特別是中途島一役，日軍精銳以及海空主力已完全被美軍所牽制，中國趁機反擊，收復失地，不但可以更有效地支援正面作戰的美軍，還完全有可能奪回出海口，從而避免那場徒勞的緬甸遠征。當時李宗仁先生就曾經提議，由廣西東進湛江，再以雷州半島為基地，對日本與南洋的海上運輸線實施空中打擊，從而有效抑制日本的海上運輸能力，削弱它的作戰能力，有效支持美軍的海上作戰。可惜，蔣介石的眼中，對共軍的提防遠甚於對日本，李宗仁先生的提議沒有被採納。

正因為中國人如此不爭氣，才使得美國人將希望轉向蘇聯，直到1945年初，美國才完全放棄對中國的指望而轉向蘇聯求援。從而給了蘇聯插手亞洲的機會，同時還將犧牲中國利益的雅爾塔協議作為對蘇聯的回報，這樣才有了後來的以三八線為界，分別接受日軍投降的勢力範圍劃分，接下來，就跟歐洲一樣，凡蘇聯占領的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政權勝利的局面。而這個機會同時也間接引發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終結，從而將世界的格局從另一個方面引向這場朝鮮戰爭。歷史就是這樣無情，這場犧牲了幾十萬中華兒女，讓中國隔離於世界二十多年的朝鮮戰爭的苦果，其實是中國人自己有份種下的。

有份將亞洲局勢引向朝鮮戰爭的另外一個大國其實就是美國，雖然它在45年初放棄中國轉向蘇聯求援是無可指責的，但到了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還在向蘇聯求援，就不得不說明它的短視。這個時候的杜魯門總統不可能不知道原子武器已經製作完成，而原子威脅將使美軍無敵於全球，這個時候還在向蘇聯求援無疑是一個極其愚蠢的引狼入室的行為。

除此之外，過早地放棄中華民國，也是美國本不應犯的過失，49年春，李宗仁先生代理總統職務時就曾預言道：如果現在美國幫助中國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只需要10億美元，但如果今天拒絕這10億美元，今後它要在遠東做同樣的事，就要多花100億美元，而且不會有什麼效果，還使美國青年不得不流血。以後的事實，充分證明了李宗仁先生的先見之明。美國果然在朝鮮付出了遠超過100億美元的代價，還附帶上近3萬8千名美國青年的生命。

當年是否有10億美元就可以助李宗仁守將軍住長江，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但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之爭戰火再燃的時候，斷絕了對華的軍火供應，由於中國本身是沒有製造這些美式彈藥的能力，而這些軍火的消耗又是必須及時補給的，否則，再先進的槍炮，也形同一堆廢鐵，所以美國這一舉動，對於正在戰場上為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漫延的國軍將士，無疑是災難性的。很顯然，當時的美國並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峻，他們大概真的相信中國的共產黨人是一群要求土地改革的農民。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那麼令人遺憾，當國內民眾普遍認為中共比國民黨更好的時候，政治家是沒有人敢堅持說“不”的，而民眾的觀念又往往受傳媒引導，由於傳媒天生就喜歡標新立異，所以非常容易受中共宣傳的欺騙。

雖然10億美元是否真的能夠幫助李宗仁將軍守住長江將永遠是一個未知之數，但李的失敗決非僅在於軍事上，蔣介石的牽制甚至拆台也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完全有證據顯示蔣在下野後已經決心放棄大陸經營台灣，並將大量的黃金和外匯運往台灣，給以後在台灣的統治創造了一個寬鬆的財政環境，但此舉對岌岌可危的大陸局勢，無疑是雪上加霜。此時，若有10億美元的雪中送碳，對抵消這些消極因素肯定會有巨大作用的，以李宗仁在抗戰中表現出的善於團結各方勢力的才幹和魅力來看，他也許真的有可能即穩定後方經濟，又穩定前方軍心，很多的“起義”事件也許就不會發生，特別是海軍的“起義”，海軍的艦隊可以說是守住長江的唯一王牌，失去海軍的艦隊，江防無疑已經洞開。

美國放棄了中國大陸，局勢向朝鮮戰爭又邁出了一大步，到這個時候，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的也只有美國人，唯一可能的辦法就是迅速地將壯大南韓的實力，使之足以與北韓對抗。但是，美國又一次錯失了機會，不單沒有及時充實韓國的軍力，還將南韓和台灣排除到戰略防禦圈之外。1950年的1月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發表了一則聲明，其中就有“不打算運用武力干涉目前（台灣）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導致其介入中國內部衝突的道路。美國同樣不會給福爾摩薩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或出謀劃策”這樣的句子。一周之後，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又向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另一則聲明，明確地將台灣和南韓排除在其防卸體系之外。至此，亞洲的局勢便無可避免地走向朝鮮戰爭了。

還有美國對中共的挑釁也很有可能是將中共引向朝鮮戰爭的原因之一，雖然很多人可能不承認這一點的，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如果注意到以下的事實，我相信至少有部份人會轉變原來的觀念。

在50年的6月27日，也就是朝鮮戰爭開火後的第三天，杜魯門總統就公開宣布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隔離台灣和大陸。當時，沒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中共與北朝鮮的進攻有關，此舉無疑向中共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在美國的眼裡，中共是北朝鮮的同夥。當然，這也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姿態，一種安撫國內民意的姿態，當國內民眾普遍認為中共是北韓的同夥，那麼美國的政治家也只能認同這種民意。但這樣的姿態在中共心目中造成怎樣的影響，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種先入為主的影響將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美國日後所做的避免挑釁中共的一切努力。同時也向中共表明，美國已經違背了自己在年初發表的兩則聲明的承諾。這在中共眼裡，美國幾乎就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國際騙子。

幾乎是與此同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此事對中共的刺激我認為甚至超過了第七艦隊事件。當時麥克阿瑟將軍請求華盛頓批准他派一個調查組到台灣調查台灣的防務情況，在得到批准後，卻做出了令各方都瞠目結舌的舉動：親自來到台灣並刻意讓傳媒大肆宣揚。

這兩起事件，究競在多大程序上影響了北京對韓鮮問題的態度，外界是無從得知的，但如果完全否認這種影響，則無疑是不願正視歷史事實的態度。當時如果能夠通過英國這樣與中共保持接觸的盟國向中共傳達一下美國政府的真正意圖，解釋一下民主政府對民意的無奈，以及麥帥的行為只能代表他個人，與政府沒有關係，甚至還可以就此事表一個聲明，如果這些都做了，也許中共日後的反應不至於那麼激烈和義無反顧，至少現在於我們都會承認，美國沒有挑釁中共的意圖。

二戰之後，世界的局勢走向了朝鮮戰爭，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中國和美國都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而美國的民意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不得不說是民主政體的一個天生的遺憾，正如有位偉人說過，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壞的制度。民主雖然不能造就遠見灼識的政治家，但也排除了以“遠見灼識”為名的對社會的傷害，雖然會造成暫時的困難和痛苦，卻不會造成長久的災難和浩劫，關於這一點，中國人的教訓應該是最深刻的。

二、關於北朝鮮軍中的中國官兵

有很多資料都能夠證實在朝鮮戰爭開戰之時，北朝鮮軍中有大量的曾在中共軍隊服役的官兵，根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的《朝鮮戰爭》，韓戰初開時北韓軍中共有10個師和2個獨立團，1個裝甲旅，1個裝甲團還有一些炮兵的建制，其中第1師和第4師均有一個保留了原中共軍隊建制的團；第2師也有很多從中國回國的官兵，但沒有保留原中共軍隊建制的單位；第3師是北韓軍的主力，裝備最完整，戰鬥力也最強，是南進的主攻部隊，而這個師中很少中國回國的人員；第5師和第6師基本上就是原中共軍隊的建制，第7師也是由中共軍隊中的朝鮮人編制而成，這個師人員最多，但由於在開戰前兩個月才編成，人員雖多，但戰鬥力卻不強，開戰後不久就被整編為第12師；第10和第13師也是有原中共軍隊為主編製成師，但缺額較大，兩個師實際上只有一個師的人員和戰鬥力；第15師也是在開戰前不久才編製成師，軍官有部份來自中共軍隊，但人數不多；2個獨立團基本沒有中共軍隊人員；裝甲部隊基本上是從蘇聯回國的，其中部份人員還不會說朝鮮話，在軍中被稱作蘇聯人。

而這些官兵的來源，資料中基本上都沒有講述，所以我在此也只能做些推測，是否可信，各位網友可根據自己的理智來評判。

我以人這些官兵的來源大致為四類。

第一類是那些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朝鮮族人，這些人是由中共軍隊在東北期間招募的，包括在日本占領期間的中共游擊隊和內戰期間正式招募的士兵，這一類，而且只有這一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

第二類應該是在中國境內的朝鮮志士，他們人在中國，圖謀的是朝鮮的利益，象擊斃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就是這類志士的代表。他們分散在中國的東北進行抗日活動，也有部份在中國其它地方（這是網友們提醒我的，在此表示感謝），大多是當時的抗日游擊隊員，由於共同的目的，這些朝鮮人有的與中國的抗日游擊隊是互相溶合的，也有的基本維持朝鮮人為主的組織機構，後來成了朝鮮領袖的金日成當時也是中國境內的抗日游擊隊的首領，據說當時他那游擊隊的規模只有幾百人，實力並不大。

第三類是中共改編的滿州國軍，占據中國東北的除日軍外，還有一支並不為太多人所知曉的滿州國軍，而我個人認為這支軍隊的官兵主要來自朝鮮。這其實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因為作為征服者的日本，對於早被征服的人的信任度總是要超過晚被征服的，所以當滿州國建立自己的軍隊時，日本人是不太可能會放心全都由中國人來組成這支軍隊，而讓朝鮮人摻進來，側會讓日本人放心得多，畢竟朝鮮人此時臣服日本已有幾十年的時間了，已經有一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成長起來了。

這支軍隊後來與駐東北的關東軍一起被蘇聯人消滅，但其人員死亡的肯定只是少數，大量的是放下武器了，其中有的當時就回國了，在那些人當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後來讓北朝鮮軍隊包括中國軍隊都吃了不少苦頭的韓國第一師師長白善燁將軍。也有的會繼續選擇吃糧當兵，這時要繼續當兵也就只有中共的兵可以繼續當。

第四類是日本關東軍中的朝鮮人，有資料顯示，日本關東軍中也有大量的朝鮮人，這些朝鮮人是日本軍人，當時日本已經吞併朝鮮，日軍在朝鮮組織兵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軍中甚至可能還有東北人，記得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就有這樣的描寫：有個拉車的拉了個日本兵，到目的地後不肯給錢，讓那個拉車的找了個偏僻的地方痛打了一頓，結果打出中國話來了，原來是個東北的兵。當然文學作品是不可以作為證據的，但作者這種描寫應該不會是憑空想象的，日本這麼一個小國家，兵源終究會枯竭，找些朝鮮人和東北人充數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這四類人中，真正應該屬於中國人的只有第一類，而我認為屬於第一類的人數是不會很多的，因為這類人，在中國已經過了幾輩子，早已經是安居樂業了，特別是在日本占領期間，他們總體上講缺乏需要當兵的理由，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缺少生活資料，用不着吃糧當兵，而且更不太可能成長成高級軍官。

第二類人中的大部份應該在中國的內戰期間就已經返回朝鮮了，因為這時的朝鮮剛剛復國，需要大量的幹部，所以他們是不太可能會留在中國幫中共打內戰的。原因很簡單，回國可以當官，留下卻要冒生命危險打戰，人本能的選擇必定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所以我相信，第二類人中留在中共軍隊中服役的肯定不會有太多。

留下來為中共賣命的多是第三類和第四類人，也就是原滿州國的軍隊和原日軍中的朝鮮官兵。這類人本來的數量就最多，而且由於其在東北的經歷，回北朝鮮後當官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回南朝鮮當官的可能性雖然很大，但去南朝鮮的路途畢竟遠的多，更重要的是還要路經北朝鮮，而在北朝鮮當權的人中，有許多曾在中國打游擊，所以或多或少都會和他們結下仇恨，途經時自然就會擔心受到他們的刁難，所以他們選擇留下的可能性要比第二類人大的多。正是基本這樣的分析，我認為在中共軍隊中服役的朝鮮人中，以第三和第四類人占決大多數。至於後來為什麼又讓他們回國，我想應該是經過在中國三年的內戰考驗，在共產黨的眼裡，他們已經被改造得可靠了，而且又經過實戰的洗禮，他們的戰鬥力肯定要比北韓原有的軍隊高。他們回國一方面可以加強北韓的總兵力，又可以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攻擊力，而且還有奇兵的作用，因為沒有人能夠預計到北韓會突然間冒出一支那麼強大的攻擊力。

如果將那些曾在中共軍隊中服役，韓戰暴發後又在北韓軍中服役的朝鮮人算作中國人，我個人以為不免有強加於人之嫌。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國籍往往並不清晰，如果本人認為自己是朝鮮人，別人是不能硬要將他當作中國人的，如果只因為他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就認定他是中國人，這個依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太子毛岸英也在蘇聯軍隊中服過役，難道他會因此就成了蘇聯人不成？更何況他們大多本來就是日本人安插在滿州國軍中的，按他們自己的意願，我相信不會將自己當中國人。所以那些因曾在中共軍隊服役的人出現在北韓軍隊中就認定中國在韓戰初期就已經介入的觀點其實是沒有令人信服的根據的。

至於這些曾經在中共軍隊服役的官兵，在韓戰初期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我認為不可否認他們是起到很大作用，但這作用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不是人，而是坦克。

在韓戰初期，北韓勢如破竹的決定性力量就是北韓擁有的150輛T34中型坦克（這也是網友指正的，感謝），可是南韓的軍隊根本就沒有任何武器可以對付它。造成這個局面其實也要歸咎於美國，因為正是美國拒絕了南韓的坦克請求，理由是朝鮮的地形不適合坦克優勢的發揮。的確，朝鮮平地少，山地多，道路狹窄，而且有很多橋梁是不能承受坦克的重量的。因此，美國拒絕南韓的坦克請求似乎理由充分。但他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認定蘇聯人也持與他們相同的觀點，所以連反坦克的武器也沒有配備給南韓軍隊。可是事實又一次教訓了自以為是的美國人，蘇聯人偏偏就將坦克武裝給了北韓。正是由於T34坦克無可抗拒的突擊能力，不但使南韓軍隊兵敗如山倒，即使美軍親自出馬，也只能是一觸即潰，最先參戰的史密斯特遣隊和緊接着投入戰鬥的24師，均被北韓大軍輕易擊潰，連師長迪安少將也成了北韓的俘虜。直到後來美軍將新式的3.5英寸的反坦克火箭筒運到朝鮮，北韓的坦克的優勢才受到抑制。

至於這部份曾在中共軍隊中服役的官兵的下落，我也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資料，但我猜測他們大多淪陷在南韓，或戰死，或被俘，能夠活着回到北韓而且在北韓生活下去的人應該不多，而這部份人當中，可能有許多人後來又心甘情願回來當中國人。

就我所知，曾滿膛熱情地回去當朝鮮人，後來又心甘情願地回來當中國人的確實不少，我父親就曾有過一位這樣的同事，我應該是見過此人的，但實在記不得她的模樣了，因為過去的年頭實在太久遠了，而她其實在前幾年才去世，病重期間，我父親還去探望過她。還有就是蓍名的曲作家鄭律成，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延安頌》這首歌，這其實是一首旋律很優美的歌，它的曲作者就是鄭律成。

這些歸去又歸來的朝鮮人，歸去時肯定是認定自己為朝鮮人，而在歸來時，也肯定不再認自己為朝鮮人了，他們在朝鮮有過怎樣的經歷，如果我們能夠見得到中共當年是怎樣對待那些滿膛熱情的歸國華僑，就可以大致想象出來。

其實，這些曾經的中共軍人，他們的命運也是很悲慘的，先是替日本人賣命，後又替中共賣命，再替金氏王朝賣命。經過這麼多年殘酷的戰爭，從來就沒有機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僥倖保住性命的人不是被遺忘在朝鮮，就是在中國撞上文革等災難，其中最幸運的，大概就是當了俘虜後選擇留在韓國的了。現在，這樣的人大概已經所剩無幾了，願尚存者老有依靠，安渡晚年，願歸天者靈魂安息。

歷史就是這樣，不斷地淘汰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作為一個群體，能夠為人們所了解，也算是清史留痕了。歷史還將不斷前行。

三、長津湖的戰鬥

在中國的內戰結束後，中共元帥之一的名將劉伯承在南京組建了一所高級軍官學校，那些已居高位但完全沒有接觸過正規現代軍事理論的高級將領因此也有了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但是當時所能使用的教官多是前國軍的高級將領和高級參謀人員。於是那些過去戰場上的對手便成了此時的老師和學生，只是教師即使不是學生的階下囚，也曾是學生的手下敗將，所以教學雙方的關係是比較緊張的，老師基本上都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針對這種情況，劉伯承對這些傲慢的高級學生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特別是對那種普遍存在的自以為是的勝利者的傲氣和以常勝將軍自居的，對現代軍事理論不屑一顧的輕狂。在這樣的批評中，劉伯承提到了長津湖的戰鬥，話語中有這樣的字句“長津湖一戰，一個兵團的兵力圍住美國陸戰第1師，沒有能夠殲滅，也沒有能夠擊潰，付出了10倍於敵人的代價，讓美軍全建制地撤出戰鬥，還帶走了所有的傷員和武器裝備（大意如此）”。

劉伯承這些批評無疑擊中了朝鮮戰爭的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痛腳，1958年彭德懷在軍中大搞反對教條主義，將“軍中教條主義的大本營”的大帽子扣在了劉伯承任校長兼政委的南京軍事學院，狠狠地報復了劉伯承一把，蕭克、李達兩名大將為此被解除了軍職，劉伯承元帥更是以66歲的年齡，近乎失明的雙眼，被人攙扶着在幾千人的大會上做了極為痛苦的“深刻”檢討，並從此離開了一手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那位赫赫有名的彭大將軍，整起人來也是毫不手軟。所以我對他後來的經歷，並雖有同情，更多的是遺憾。一年之後，這位彭大元帥廬山落難，就在他挨整的時候，不知道是否會想起那些挨過他整的人，是否會產生某種愧疚。我在此提起這一故事，只是想說明，即使是在中共軍中，對長津湖的失敗也是一個共識。

說起這位劉伯承元帥，是我比較敬重的中共人物之一，他雖然是一個共產黨人，但更多的還是一個軍人，終其一生，都保留着一個職業軍人的光榮品格，在中共，這樣的職業軍人實在太少了。其它的中共將軍，流氓的本質遠多於軍人素質。

長津湖靠近朝鮮的中部偏東一點，在50年的冬天，為了配合西海岸的聖誕節攻勢（中方的說法是第二次戰役），美軍派出第10軍在元山港登陸北進，側擊中朝軍隊，以圖徹底解決朝鮮危機，而第10軍的主力，就是陸戰第一師。當時美軍上、下，都沒有能夠正確地估計中國介入的目的和深度，即使是在受到過中國軍隊強有力的打擊（中方說法是第一次戰役）之後，也還是如此。作為這個錯誤的後果，西海岸的第八集團;軍被中朝聯軍的突擊打成了驚弓之鳥，一口氣撤到了三八線以南，後來甚至連漢城都放棄了。而集團軍司令官沃克將軍也在忙亂中遭車禍身亡；而東線的陸戰第1師，則陷入中共第9兵團三個軍約12萬大軍的包圍之中。這是朝鮮戰爭暴發之後，聯合國軍一方空前的危機，如果陸戰第1師在長津湖被殲，聯合國軍必將放棄南韓。此後的近1個月的時間裡，雙方將士進行了殊死的戰鬥，最後的結局就如劉伯承將軍所說的那樣，圍攻的中共9兵團遭到近半的傷亡，而陸戰第1師則是全建制地突圍南撤。

陸戰第一師其實並不是一個長期的編制，是為了朝鮮戰爭由海軍陸戰隊臨時組建而成的。美國的海軍陸戰隊是志願兵，所有的隊員都是職業軍人，這大概也是它能夠成為美軍的王牌精銳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支部隊。

在整個朝鮮戰爭中，美軍有兩次戰役是表現得最為出色的，第一次是仁川登陸，第二次就是長津湖的戰鬥。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這兩次戰役的主力都是陸戰第一師，特別是長津湖的戰鬥，以2萬多人的兵力，對抗近12萬大軍的圍攻，不但自己全身而退，還讓對方傷亡慘重，更重要的是整個聯合國軍，甚至東亞局勢也由於他們的出色表現渡過了這次空前的危機。陸戰第一師無疑是韓戰中最光榮的一支部隊。

關於長津湖戰役的過程，有很多書都有描述，即使是中方的著作對這場戰役也有所描述，雖然在這些描述中基本都不承認戰役的失敗，但還是大致看得出戰鬥的結果遠遠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在此，我不打算再過多地敘述這場戰鬥的過程，對此有興趣的朋友請閱讀相應的書籍，只想就長津湖戰役中共失敗的原因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長津湖戰役的失敗，中共在韓軍隊的最高統率用兵不當是主要原因。9兵團無疑是中共軍中的精銳部隊，但它是3野的部隊，其骨幹中多有是原活動於江南的新四軍，內戰中也大多數時間在山東一帶作戰，根本就沒有在嚴寒地區作戰的經驗，所以開戰以後，軍中大量士兵因凍傷而失去作戰能力，嚴寒成了他們面對的最為兇惡的敵人。

如果當時彭德懷能夠有一點先見之明，將4野的13兵團用於長津湖，而將9兵團用來對付第8集團軍的話，情況也許會有利得多，當然，這裡有個時間差的問題，13兵團先入朝，當時也已經部署在西線了，但我認為9兵團入朝不可能是臨時的決定，如果彭德懷能夠意識到他將13兵團調往東部更好一點，他完全有時間做出這樣的部署。當然，美軍在東線的入侵，可能在他的預料之外，所以他一直將部隊部署在西線，突然得知美第10軍在元山登陸時，13兵團可能已經完成部署了，所以只好將剛入朝的9兵團派往本不應該去的嚴寒地區。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他的失策也是這次戰役失敗的主要原因。

雖然13兵團也很可能無法徹底改變失敗的戰果，但斷不至於付出10：1的代價，最後什麼也得不到。13兵團曾經長期轉戰在東北這樣的嚴寒地帶，所以嚴寒對他們已經不再是兇惡的敵人，還有可能是能夠幫助他們的朋友，此消彼長，有難的可能是美軍的海軍陸戰隊也說不定。其中的38軍，是在整個朝鮮戰場上中共軍隊表現最為出色的王牌，曾孤軍奮戰在漢江南岸的陣地上，為二月攻勢（中共的說法是第4次戰役）保住了一個橋頭堡。可惜的是，中共的統率沒有意識到隨着戰局的變化，在這個橋頭堡即失去了存在價值，更沒有保住的希望，不知他們基什麼不切實際的妄想，還讓這支光榮的軍隊堅守在漢江南岸，在苦苦掙扎，幾乎全軍覆沒，但他們頑強的鬥志也贏得對手的稱讚。在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的《朝鮮戰爭》中有這樣的話：“中國第38軍的英勇奮鬥精神，非常‘令人欽佩’，因為是背水之戰，所以拼命進行戰鬥。只因斷絕了補給，才大部被殲。可謂彈盡糧絕。這次戰鬥後，該軍的番號再也沒有出現在第一線上。”在38年之後的1989年，這支部隊再一次揚名世界，這一次是由於它拒絕執行前往北京，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的行動。據說當時的軍長稱病住進了醫院，後來副軍長還是帶隊進入了北京。

其次，當時的前敵指揮官，即9兵團司令員宋時輪也要為此次失敗負一定的責任。如果當時9兵團能夠審時度勢，將主攻方向放在只有一個步兵團戰鬥群把守的下碣隅里而不是有兩個步兵團戰鬥群把守的柳潭裡，還是有可能取得勝利的。

此戰中共的優勢，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戰場上形成分割包圍敵軍的有利態勢，不利的因素除嚴寒天氣之外，補給困難也是致命的弱點。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共一方只有速戰取勝，如果時間一拖，就必敗無疑。在這種局勢下，先打力量較小之敵應是上策，而令人很費解的是中共卻平均使用兵力，分別進攻柳潭裡和下碣隅里，結果兩處攻擊均傷亡慘重，無功而返。更不可思議的是，對下碣隅里的進攻中，對美軍陣地上的堆積如山的補給物資視而不見，致使整個戰役中，美軍基本沒有出現補給困難的局面。美軍由於火力極為強大，所以也需求巨額的補給，如果在進攻中摧毀他們的補給物資，戰場上的形勢是完全有可能逆轉。對這一軍事行為的唯一解釋就是中共對這些物資的渴望，致使他們對戰鬥失敗的風險也不在話下，對士兵的生命更毫不在惜，結果不但士兵的生命犧牲空前，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物資反而為成為自身失敗的一個重大因素。所以宋時輪對這次失敗的責任應該還在彭德懷之上。

當然，當事後諸葛亮總是最容易的，何況還是紙上談兵。不過對中共來說，這次機會的錯失以後，再也沒有爭取戰爭徹底勝利的機會了。可以做的只是爭取一個更有體面的休戰，不過最後的停戰並不十分體面。

四、漫長的和談

1、和談前的戰局

1950年11月，聯合國軍由於錯誤地估計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目的和深度，盲目地發動了聖誕節攻勢，甚至提出了聖誕節讓士兵回家的說法。但清川江一線，第8集團軍遭到了中共軍隊的強有力的反擊，全軍被迫一口氣撤到了三八線以南，20天之內，聯合國軍一舉後退了300公里。與此同時，東線的第10軍也陷入重圍，雖然最後成功突圍而去，但面對中共軍隊強大的攻擊力，聯合國軍內部充滿了悲觀失敗的情緒。關於這一點，只需要聽一聽杜魯門總統那篇關於原子彈的聲明就已經明白無疑了，這個時候的杜魯門總統，如果非要說他不是一條急得要跳牆的狗，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

1950年11月30日，大概是陸戰第一師陷入重圍的第四天，杜魯門總統在會見記者時曾經說到：“關於使用原子彈的問題，是經常在積極地考慮。那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它會連累到同侵略毫不相干的無辜的民眾。我認為，不應該使用原子彈，原子彈要在必要使用時使用。”此時，大概他剛知道陸軍第1師陷入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也很明白，一旦這支光榮的軍隊被殲，對於聯合國軍來說，意味着什麼。雖然杜魯門總統在一天之後即發表聲明，否定了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性，但此舉給世界帶來的卻是實實在在的震驚，美、英首腦在4天后的12月4日進行了第1次會晤，這位英相好象並不是第2天就匆匆趕往美國的，但可以認為他是第1時間來到美國與美國的首腦會談朝鮮問題。這次會晤基本上達成了在朝鮮繼續戰鬥的共識，但英國提請美國注意，中共有變成第二個鐵托的可能。後來局勢的發展，證實了英國的遠見，遺憾的是這一點，美國人並沒有留意。

就在人們滿懷恐懼地注視着朝鮮局勢的時候，中共的軍隊卻出人意料地在三八線上停了下來，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意圖。因此，有人猜測中共的戰略目的就是三八線，因此對中共產生了一定的好感，特別是西歐各國，他們一直擔心朝鮮戰爭會最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擔心美國的力量消耗在朝鮮，使得歐洲的防務出現空檔而被蘇聯所滲透。因此提出了停戰的建議，中共代表伍修權還被邀請到了聯合國。但是中共的反映卻令人十分失望，他們提出了聯合國軍從南韓撤出，美國撤出台灣和中共加入聯合國的條件。

就在人們的失望中，中共的第三波打擊又開始了，1951年元旦，在潛伏的游擊隊的策應下，中共軍隊再次怒濤般卷向聯合國軍，4天后占領漢城，兵進37度線，中共的說法這叫作第三次戰役，而聯合國軍一般稱它為新年攻勢。經過這一波的打擊，美國政府出現了對朝鮮戰爭的絕望情緒，着手計劃撤出南韓。雖然這一次攻勢只持續了6天時間，但對西方世界卻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1月13日，即新年攻勢平靜後的第5天，英、法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一個議案，其中有以下的停戰條款：1、建議立即停戰。但必須保障這種停戰不得用於準備新的進攻和隱蔽下次軍事行動。2、停戰期間，雙方要互相尋求永遠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法。3、外國軍隊要在適當的階段撤兵。4、停戰期間整個朝鮮的管理，由聯合國批準的委員會負責。5、為了解決台灣的將來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等，建立包括中國、蘇聯、英國、美國4個國家在內的特別機構。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到美國對這個提案會持什麼態度？我想是不會有很多人猜到的，在表決中，該方案以7：5的比數通過，而美國投的是贊成票。美國這一票是該提案得以通過的關鍵，如果美國投反對，即便沒有否決權，該提案也會因6：6而不被通過。美國這一票贊成，無疑向世界宣告：為了停戰，美國不惜認輸。如果當時中共發表一個同意該提案的聲明，並主動將軍隊撤回到三八線以北，或者只發一個就地停火的聲明，勝利就是鐵板釘釘一樣不可改變了。可是，中共大概首先還是中國人，是中國人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膨脹的劣根性，非常輕易地就會讓勝利沖昏了頭腦，中共也逃不出這個自我膨脹的圈圈，對暫時的勝利和潛在的危險都不能夠保持清醒的認識。1月17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對這個方案提出了以下回應：1、談判的結果，同意停戰。2、在開始談判的同時，承認中國為聯合國成員。3、參加談判的國家為蘇聯、英國、美國、法國、印度、埃及和中國，地點在中國領土內。

在這個回應中的第1項：“談判的結果，同意停戰”本身就很有意味，它至少有兩個含義：其一是中國對和平缺乏誠意，所以不同意先停戰後和談，為了在和談中取得有力形勢而要求保持軍事壓力；其二是中共根本沒有意識到潛在的危險，還沉浸在先前攻無不克的興奮之中。在這種毫無妥協的咄咄進迫之下，美國被迫打消了即使認輸也要停戰的念頭。到此，我真不知是該為中共感到惋惜，還是該為世界感到僥倖。從此之後，在朝鮮戰場上，中共就開始走下坡路了。自我膨脹的中共就是這樣，輕易地放棄了本已經到手的巨大勝利和輝煌。而那個所謂的偉大的外交家周恩來這次的表現，在後人看來，完全就是一個只知唯命是從的高級奴才。

12月23日，在朝鮮的聯合國軍失去了他們的前敵總指揮：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將軍因車禍殉職，對於這一起不幸的事件，韓國人不知到是應該感到悲傷還是應該感到慶幸，因為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完全不同的美國將軍，這位將軍不管到哪裡，隨身總是帶着一顆手榴彈，當然誰也不會指望他會親自將這棵手榴彈投向敵人，但這個姿態無疑給了那些受失敗情緒困擾的將士們一種激勵，一種拿出勇氣，停止後退，爭取勝利的激勵。他就是李奇微將軍，他不但洞察到了中共軍隊已成其勢不能穿魯縞的強弩之末，而且還正確的判斷了中共軍隊短期內決無法解決的困境：就是補給的落後。沃克的死其實是一件讓世界得益的不幸，因為這為李奇微將軍讓出了舞台。

新年攻勢平靜下來後，中共軍隊又一次地消失了，情況頗有點象一次戰役那樣，而聯合國軍又一次向北前進，儘管這次進軍比較順利，但是在漢江南岸的南漢山至楊子山一線還是遇到了38軍的頑強抵抗，這一抵抗預示着中共的進攻還在前面。很快，中共的二月攻勢就發動了，這一次進攻很快就擊破正面的南韓軍隊，但在砥平里遭到美軍的頑強阻擊，3個師的兵力對防守的美軍第2師23團無可奈何，最後在美軍的機械化的快速反應部隊增援下放棄了攻勢。砥平里一戰是自中共軍隊參戰以來，聯合國軍首次嬴得的防禦戰勝利，在此之前，中共軍隊簡直可以說鋒芒所向，攻無不克，即使在長津湖的戰鬥中，退卻的也還是美軍。這次戰鬥，其意義，特別是在心理層面上大概僅次於釜山保衛戰了。

中共這一次的攻勢是第一次被迫停止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美軍的頑強和火力的兇猛，導致中共軍隊的傷亡大增，戰鬥減員直接影響到攻擊力的持續。另一方面也在於戰線越往南延伸，中共軍隊的補給線就越長，在制海權和制空權盡在敵方的情況下，補給只能靠陸路並以黑夜作掩護才能夠進行，補給線越長，最終到達的補給量就越少，從而使前線士兵不單缺少火力掩護，甚至還缺少藥物和食品，使得傷寒流行，加上飢餓的困擾，軍隊的戰鬥力大大降低。而三八線基本上就是中共補給所能夠到達的極限。衝過三八線，無疑自取來亡。

此外，中共軍隊多是步兵，北方的山地正好適合他們機動靈活的特長，相反，美軍的優勢火力和機械化長處都會又受到山地的道路和射擊死角的限制，不可能儘量發揮，機械化也只能使逃跑快一點。但到了南方，地勢趨於平緩，機械化所能體現的快速反應得以充分發揮，加上強大的炮火可以無遮無掩地向中朝軍隊的頭上傾瀉。所以在南方的土地上，中共的力量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在朝鮮的北方和南方，戰場上的雙方力量正好處於此消彼長之間，而這種力量的均衡點大致就在三八線附近。所以，戰線最終基本穩定的三八線附近，是有其現實根據的，由此看來，說三八線並不純粹是一條地理上的緯度線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朝鮮南方也多是山地，但總體上看，南方的山地比例比北方要少得多，而且南方山勢也較為平緩。

戰線最終穩定的三八線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聯空軍的援助，其實中共的空軍大量的都是蘇聯的飛行員，由於在北韓境內的機場基本上不能使用，或者不適合噴氣式戰機使用，所以中共的空軍基地都在東北境內，所以飛機的作戰範圍也大致在三八線以北，再往南，空軍的力量就鞭長莫及了，此時，中共的補給線就完全得不到空軍的支援了。

此後，雙方在戰場上雖互有攻守，但戰線總的來說是在不斷地北移，李奇微將軍成功地將聯合國軍從失敗的陰影中帶了出來。到1951年的上半年結束的時候，戰線又一次基本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而就在英法提案遭中共拒絕後的第三個星期，善變的美國人又下定了留在南韓的決心，據說美國人的善變是從立憲會議開始的，在那次著名的會議上，無論誰都可以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大概只需說一句：I　chang　my　mine。聯合國還通過了將中國定為侵略者的決議，並再度確立擊退入侵韓國的侵略者的作戰目的。而當時，李奇微將軍正率領聯合國軍向北搜索進攻，戰場上的聯合國軍已經沒有兩個星期前的令那種恐怖的失敗情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