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320“總統大選”及“公投”之日逼近，國人不鮮為之激越亢奮者，多以為統獨決斷之日將至。際時，叛逆之賊將得以剿伐，裂土之恥將得以申雪，強國之志將得以抒張。然而事之真委，恐與眾望相違。正當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受到空前挑戰，中國政府面臨對國家命運作出決斷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現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率“叄個代表”理論原班人馬，炮製並拋出了“和平崛起”的新鮮口號。緊接着，中國的媒體在官方授意之下，對這個似是而非的命題大肆炒作了起來。其意相當明確，近則為遏止統一戰爭的可能爆發製造輿論，遠則為安內忍外之基本國策奠定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小鷹號航母和旗艦藍陵號也被軍委和外交部特意安排在3-20前夕的“敏感時刻”，“受邀”造訪香港和上海。即刻便有所謂“軍事專家”刊出文章，渲染美國海軍的龐然如何對備戰中的中國軍方形成壓力云云。隨後，上海台灣政策問題“專家”章念馳吐辭閃爍，故弄虛罔、別有用心地鼓吹什麼台灣問題的“新思維”，也不約而同地扯起“和平崛起”的旗幡，拐彎抹角地質疑中國人民的統一訴求及反獨促統的合法性，要求為統一“立法”。章念馳一文拾起台獨勢力和“在港亂港”人物的牙惠，竟然以“兩制”對抗“一國”；以台灣的所謂“本土化”和“民主化”阻撓“統一”；以披着“台灣民意”外衣的民粹主義垃圾詆毀13億中國人民的統一夙願。

　　筆者竊以為，情勢至此已篤，無論台灣島內如何“藍綠”交爭，近在四年之內，台海無硝煙可見；倘若泛藍重新執政，遠及十年之外，兩岸無統一可期。必有人對此判斷不以為然，認為胡溫甫上，中央政府已是新人新政。但是江“主父”不去，繼者雖立而不能專其政，軍政外交依然受制於江澤民時期行之十年、敗之十年的對美外交和兩岸政策。故此四年之內兩岸不得一戰。然機不我待，況且時過境遷，民心移易，十年之外，恐無統一之必要了。此正是台灣“以拖待變”之所期，美國“維持台海穩定”之所求。

一、“和平崛起”的實質是“安內忍外”

“和平崛起”與前些年的“叄個代表”一樣，均為江系人馬之傑作。夫治國之道：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江＊＊無為而治十年有餘，無文治武功之績，好玩洞簫絲竹，內政外交，乏善可陳。可江又是好名無實之人，欲以聖賢自居，立於不朽。故常有一班精於辭飾之文人術士，頻出玄虛之說，以為修禮之功。禮成，江＊＊則凌於為政、取民者之上，而不朽於毛鄧之列。然現時官吏風節日下，為政取民之官難覓，而多聚斂亡敗之類。君身不正，安能禮正？故所能入君聽的多是些辭勝於理、名壯於實、非偽即罔的口號，“和平崛起”自然難出其類。

　　要弄清楚“和平崛起”到底是個什麼貨色，首先要明白“崛起”的含義。我們說“崛起”是對國家民族之實力狀況相對於其他歷史時期（縱向）或其他地區（橫向）所作的對比性描述。崛起應該有具體的內涵和條件。疆土完整，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軍力強大等方面要素構成了崛起的必要條件。國土分裂不可謂崛起，社會動盪不可謂崛起，經濟凋敝不可謂崛起，兵不能戰不可謂崛起。“崛起”又是國家由亂到治、由分到合、由弱變強、由窮變富的歷史過程，而一切歷史過程都是以戰爭與和平為載體來展現的。戰爭與和平，互相對立，互為條件，不可分割，共同構成了所有人類歷史的全部內容。換言之，人類歷史就是戰爭與和平史，沒有戰爭與和平，就沒有歷史，歷史也是通過戰爭與和平的轉換而得以延續的。

　　從邏輯上看，戰爭與和平是所有國家民族其歷史存在的內容與條件，而不是歷史存在的形式。國家民族的歷史過程好比人的生命過程。戰爭與和平之對於歷史，好比呼與吸之對於生命。作為生命跡象的呼與吸是生命存在和延續的兩個互為對立的條件，沒有呼吸就沒有生命。不可能有單獨以“呼”為形式存在的生命，也不可能有單獨以“吸”為形式存在的生命。否定“吸”或否定“呼”都是對生命的否定。同樣，不可能有單獨以“和平”為形式存在的歷史過程，也不可能有單獨以“戰爭”為形式存在的歷史過程。否定“和平”或否定“戰爭”都是對歷史的否定。所以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崛起被冠以“和平的崛起”和“戰爭的崛起”在邏輯上是荒謬的，“和平崛起”根本就是一個悖論。在這個悖論的前提下只需偷梁換柱，便可演繹出“戰爭是崛起的對立物”、“有了戰爭就沒有建設、沒有崛起”之類的謬論。

　　“和平崛起”的說法雖然標新立異，但其內容了無新意。
　　概括其要旨，有叄個“建立”：
　　
　　推進政經改革，建立和平崛的政治制度；
　　
　　弘揚中外文化，建立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
　　
　　統籌兼顧，建立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

　　對比之下發現它無非就是前幾年“不要戰爭，只要建設”的新一種提法，只不過用動聽的“崛起”來替代“建設”，辭麗情壯，更具渲染力罷了。今天胡溫新政欲奉“和平崛起”為政綱，提示新政將有兩個特點：
　　
　　一是重內輕外，親文疏武，軍方意見將被壓制；
　　
　　二是示善於外，以釋他國對我崛起之憂懼，解“中國威脅論”之困擾，故此南海之爭，台獨之亂，恐難聽兵用。

　　中國崛起，敵者必懼，賊者必憂，此非示善所能惑。前些年的“韜光養晦”、“和平發展”、“夥伴外交”等不也是如此一廂情願嗎？結果被美國轟炸我駐外使館的五顆導彈、被李登輝的“兩國論”、被南海上空的撞機事件等弄得灰頭土臉。今中國政府又祭起“和平崛起”的大旗，乃耽於德善示人之虛名，而怠於理爭力拒之實用。中國欲以大國姿態示德於天下，必先奮威於天下而後為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方能德行義舉，此非示善所能用。而自作聰明，以愚為智，僥倖於人之不察；又用假善，功於陰詐，終必為之所誤，非強者所為。眼下我亡土未歸，賊鄰在外，又非示善所能鎮。昔有方叔、吉甫為周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詩》曰：征伐獫狁，蠻荊來威。今我力誅台獨之獫狁，而諸覬覦不順者必來從。敵不服善，賊不從善，而以善示之，豈不枉然？如今，國土分裂之危機越來越深重，美國對台灣的軍事介入越來越升級，而中美關係居然達到了“歷史上最佳”的境界，豈不怪哉？此時有人提出所謂“和平崛起”，不言裂土之痛，不言屈人之辱，竟然奢談什麼“崛起”，這不是十足的自欺欺人？可見，“和平崛起”又是一些人掩蓋綏靖偷安政策路線的幌子。提出“和平崛起”的用意不在於崛起，而在於拒戰。所稱之“和平”乃是接受台獨分裂國土之和平，接受美國對我主權侵犯的之和平。

　　呼與吸不是我們的選擇，而是生命之必須。戰爭與和平同樣不是我們的選擇，而是歷史之必須。國家崛起或衰亡的過程決定於內在的歷史原因，反映歷史的必然性和客觀性，且不為我們的意志所轉移。戰爭與和平是由歷史的必然性和客觀性所決定的，當國家崛起的歷史進程將戰爭擺到了我們的面前，我們只有服從於歷史的規律，無條件地響應戰爭的號召，將國家民族的歷史從我們的肩上光榮地傳承下去，否則我們將自絕於歷史而不義，自絕於國家而不忠，自絕於先祖而不孝，自絕於國民而不仁。

二、予人以政的中美外交是台灣問題的結症所在

　　“和平崛起”的口號在目前兩岸局勢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又預示了新一屆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和對美外交兩個方面將繼承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其跡象已在軍事和外交兩個方面有所顯露。軍事方面，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一反常態，駐訪台海前線部隊長達數周之久，行蹤詭譎。當時外界有不少猜測，認為這是因應兩岸局勢的軍事動員。現在看來，江澤民此舉意在管肅軍方，要求軍方無條件服從中央。另一方面也在揣摩在形勢發生異動時中央的文官是否對軍方有足夠的控制力。外交方面，中國政府竭力爭取美國出面干預和影響台灣的政治走向，主動使台灣問題國際化。中國當政者借美國之手壓制的不僅是台灣的民進黨，而且還有中國的軍方。讓美第七艦隊的旗艦和航空母艦在台海形勢最敏感的時刻“訪問”香港和上海，有邀外力以屈內兵之嫌，似乎是出於高層某些人借外事活動暫時防
范軍方有所異動的考慮。

　　由這些跡象可以判斷，毫無軍旅資歷的江澤民、胡景濤等文職官員在關鍵的時刻，尤其在其重要政策與軍方意見相左時，仍然對軍方沒有足夠的信任感和控制力。在處理台灣“公投”的嚴重事件時，不敢動用和依靠軍方的力量。軍方必然會有所反彈，對中央形成雙重壓力。於是只得藉助外患之力，委政於人。西周末年，申侯外引邊患西戎之兵，以助匡扶周室之亂，卻反致西周滅亡。此謂予人以政，以致政亡。“政亡，國將從之，弗可止也”。

　　中國政府對台灣島內民族之叛逆束手無策，反去求布什“大開金口”反“公投”，如同武大郎求西門慶去訓教潘金蓮以婦道，“予人以政”的亡國之策在他們手裡又被玩得如此沒有人格和國格。今天不正是因為美國與台灣“通姦”，中國才有此國土分裂之危難嗎？中國政府不以主權被人踐踏為辱，任由美台政治和軍事勾結變本加厲。復言、重諾，非信也。美國復言“一中”政策、諾守“叄個公報”不下百次，何信之有？外交部亟邀美國無信之諾，竟然哀求美國“不要給台灣送去錯誤信息”，好比允諾西門慶可以夜夜上門奸宿潘金蓮，只提醒西門慶不要把人肚子搞大一般。武大郎也不至於如此。中國政府近前頗以為得計的對美“成功”外交不正是這種“委妻為質”、“送婦為娼”的無恥勾當嗎？當今之對美外交，乃中國政府自取其辱而不以為恥，自遂其詐而不以為愚的行徑，讓中國無顏於世界。國家之行為無榮辱毀譽之分，哀莫大焉。自辱者，必無尊。

　　美國是製造兩岸分裂的最終原因，中國政府本應該利用美國在朝核問題及“反恐”問題上有求於我的契機，逼迫美國拿台灣作交換。但中國政府看到的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契機，而是媚和於美國的物貢。於是在諸多關鍵問題上，亟亟然，唯恐配合美國不夠主動，但換取的只是讓美國“好好看管台灣”，而美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毀我長城的各種努力：亂我香港、提升美台政治軍事關係、阻撓歐盟對華軍售、加強美日澳軍事聯盟等等，根本不給中國“積極合作”以任何“獎勵”，可是中國政府居然拿“中美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來自欺。昔日，楚懷王被劫在秦，終客死他鄉。楚襄王卻貪於苟安，無念殺父劫子之仇，反婚於秦，與秦和親。有史嘆之：“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竟也，忍其父而婚其仇”，是其所以危也。屈原為此絕望而嘆：“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亡滅”，乃自投汨羅江而死。今天，我們不禁嘆道：“甚哉美之無道也，裂其土而辱其國，中國之不竟也，忍其敗而媚其仇”，國之所以危也。可再也出不了屈原的今日中國，少有人能有此政亡國危之察。

　　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攻韓趙。拔韓數城，卻圍趙都邯鄲叄月，不克而返。趙孝成王卻自割六縣求和於秦。趙相虞卿諫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今天美國所謂“反恐”，功成則必扼我石油命脈；美國脅迫北韓，韓崩則必使我進退失據。然其力孤不得逞其志。北韓自曝核料，又陷美國於左右為難之境地。中國政府卻又是“反恐合作”，又是“壓韓棄核”，如同趙王自割六縣，禮送美國之力所不能取，以換取貪婪寡信的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幫助”中國。中國政府此不智之舉乃助美自攻。自攻者，必無救。

　　多年來，中國政府一敗再敗的對美外交和兩岸政策一直為國人所詬病。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政府，過則順之。錯誤的政策傷及國家民族之根本，卻不能廢，何故？此蓋中國實權階層之利益使然，非其所不能知過，惟其所不能改過。當今中國社會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或所謂實權階層是由各級地方的官僚、跨國公司的買辦及私有經濟的精英──資本家叄股社會勢力組成的。買辦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作為“改革開放”必然的時代產物，需要從官僚階級那裡獲得政治的保障，同時又為官僚階級提供經濟保障。而買辦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經濟利益又與國外跨國資本有着割不斷的緊密聯繫。於是中國當今的官僚階級與買辦、資本家階級以及跨國資本叄位一體，形成無形的但卻是牢固的既得利益者聯盟，它決定了當今中國主流社會勢力的政治生態。在現實社會政治生態環境下繼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政治上對主流勢力作出讓步，推行階級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與時俱進”、“叄個代表”口號和理論的實質就是階級投降主義。“資本家入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納入憲法”等則是階級投降主義的政治和法律條件。

　　必須指出，在現今世界經濟環境下，叄位一體的既得利益者聯盟必然要推動階級投降主義走向民族投降主義，從而確保實權階層與跨國資本之間的利益分享關係，進一步促成與跨國資本之間達成某種形式的政治聯盟。例如，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恆與美國總統布什的兄弟成為生意合伙人。這種經濟合夥關係自然要求以某種形式和程度的政治合夥為條件，結果經濟的聯盟必然促使政治聯盟的形成。這種政治的聯盟越來越成為當今中美外交的政治基礎，它影響乃至決定中國的外交和兩岸政策的方方面面。中國政府在不同場合下多次聲稱，中美之間有着許多共同利益，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這種聯盟政治及其利益的現實性。

　　然而，中美實力對比的懸殊決定了在這個利益聯盟中，美國利益的比重大大超過中國官僚買辦階級的利益。因此作為實權階層利益的代表，中國政府所行之中美外交和兩岸政策，更多地要反映或體現美國的利益。中國政府推行的“兩岸不統不獨、保持現狀”以及“由美國來管好台灣”等政策所代表的正是美國的利益需要，也是實權階層的既得利益需要。否則“改革開放”難以為繼，外資流出，外貿受阻，經濟危機頓至，社會民心動盪，實權階層將無以牟利。因此，中國當前的政治決定了投降主義的對美外交，在這種框架下的“中美合作”必然使得台灣問題積重難返。“慶父不去，魯難未已”。

叄、廢美國之信用乃是解決台灣問題之關鍵

　　光復亡土、鎮撫叛離而兵不血刃者，古未有之。非謀所不及，實悖於事理。故台獨之亂、兩岸之爭唯有一戰而不可決。昔漢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後毛澤東，好五帝之業，而躬勤巨細之能集於麾下，創業垂統，無不有成；今之核心好迂闊之名，而偽辯淫智之客附於左右，內外舉事，無不艱難。以至危機迭起，亂象環生。台灣危機未解，石油危機已急；腐敗問題未解，叄農問題已急。身尚未動已侷促，忽然“和平崛起”之聲又不絕於耳，繆於眾聽，國憂由此益深。今台獨之勢囂張，中國政府終日苦於無策，咎其原因，便有“叄枉”、“叄敗”。

　　叄枉者一為政策之枉：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政策乃篤於小仁而沽虛名，又拘於虛名而廢大功。
　　二為外交之枉：聯美制“獨”，飲鴆止渴，予人以政，誤莫大焉。
　　叄為謀用之枉：專家智囊多標新異以合時好，立虛譽以為權利之輩，誣罔之論不以為偽謬，以至誤政誤國。

　　叄敗者一曰無志之敗：中國政府抱殘守缺，緣木求魚；安於分裂現狀，疲於名分“反獨”，怠於實質統一；只許裂國，不許獨立，猶如只許泛藍販毒，不許泛綠吸毒，豈不悖哉。
　　二曰無智之敗：外交及兩岸政策趨經貿之小利，不顧戰略之大患；不患美日於百里之內，而憂反恐於千里之外。
　　叄曰無勇之敗：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忘戰懼戰乃至貽誤良機。

　　筆者以為，當務之急便是矯叄枉，救叄敗，以一戰而釋萬難。於“泛藍”上台之前，借台灣“公投”之機，執台海之牛耳，攻美國之不備。台灣一島之隅，惟寄美日卵翼之下方得以偷生。區區百里之郭，戰火之下，四境不守，不過十日而勝敗存亡之機已決，故前日民進黨有人妄言“決戰境外”，要對大陸“先發制人”等，真乃愚不可及、自不量力而為人所譏諷。台灣其意不願戰，其力不能戰。

　　美國半個世紀以來占盡兩岸分裂相敵之便宜，地緣上憑寸島之狹，遏我叄百萬海疆之廣；政治上縱叛離之逆，亂我富民安邦之政；戰略上趁國破之短，挫我復興崛起之舉。美國獲此地緣、政治、戰略之實利，僅籍對台軍售──以逸待勞，及和平演變──不戰而屈兵之策，多年來行之有效，安能舍此無本之巨利而冒戰變之不測？美國其意不願戰，然其力亦不能戰。

　　美國富甲天下，霸臨五洲，何以不能與中國在台海開戰？美國所圖的是全球之霸業。以猶太知識精英為核心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爐了《新美國世紀計劃》，為美國政府勾劃出一幅無疆帝國的藍圖。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矢言美國要在二十一世紀構建一個軍力遠超古羅馬帝國、疆界遠超蒙古帝國、影響力遠超維多利亞大英帝國的美利堅新帝國。雖然冷戰後，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壯大，天下確無望其項背者。但是正所謂“道遠無足糧，地廣無足兵”，這樣的超級帝國絕非美國一國之財力所能濟，也絕非美國一國之軍力所能守。何況“新帝國”還遠未成為現實，美國已經在該宏偉計劃的第一階段──改造中東的進程中顯得力不從心了，不說中東一個地區就讓美國的軍事實力捉襟見肘，該地區混亂的局勢反過來對美國的全球政治影響力造成了嚴重損傷。

　　可見，單靠美國的“兵”與“糧”，即物質實力，美國根本不可能成功建立和維繫新保守主義精英心目中的這樣一個“超級帝國”。正如美國的命運越來越擺脫不了猶太人的政治符咒一樣，美國目前在全世界範圍的霸權，以及那個正被努力催生的“新帝國”也越來越擺脫不了猶太人所特有的急功近利思維烙印和見利忘義的行為模式。美國的霸權因此與股票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公司資本的升值主要來自於市場的投機期望，而不是建築於公司的物質產出和實際盈利；無所不及的美國霸權更主要是通過“美國信用”（American Credit ）的人為炒作來得到體現的，而非由美國的經濟產出和軍隊的戰力來決定的。美國信用的炒作無非依賴這樣兩手：一是向全世界強行推行所謂“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美元本位貨幣體系下的市場貿易，用“美國價值” 窒息所有非美國文化，通過巨額赤字、美元貶值等手段鯨吞各國財富；二是通過美國在世界各地區培植的核心盟國來使得美國的利益疆界得到延伸和擴張，並通過這些地區代理人把世界各個角落納入美國的控制之下。

　　淺薄往往使人狂妄。但是人類歷史不可能因美國的狂妄而改變其自然進程。首先，美國價值的傳播受到文化多元化的強力抵抗。自然歷史法則的巨大慣力不是美國所能夠違抗的，何況美國所推行的“自由民主”是在美國帝國專制下的“自由民主”，所謂“自由民主”和自由貿易不過是美國獨裁全球的工具。“自由民主”──這個歐洲啟蒙運動中誕生的女神，因美國而成為一個醜陋可憎的女巫，她給多姿多彩的世界安寧和秩序帶來無止境的混亂乃至生靈塗炭。今後十年世界歷史的實踐將明確宣告“自由民主”政治價值的徹底破產，“美國信用”也將因此象安隆公司股票一樣變得一文不值。

　　另一方面，美國利益疆界只能向世界主要勢力間的夾縫中延伸。美國的核心盟國和地區的利益代理人也無非是一群不成氣候的國際無賴和乞丐，他們只能撿起美國扔給他們的破道具，為美國跑跑龍套，無奈永遠也成為不了世界中心舞台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永遠生活在血腥和詛咒中的以色列、永遠被政治閹割了的日本、永遠被歐亞兩洲拒之門外的澳大利亞、永遠擺脫不了寄人籬下為人奴僕之命運的東歐諸國。孟嘗君尚能從門客的雞鳴狗盜中得到些雖不體面但卻實用的好處，美國就只能從這些嘍羅那裡得到一件新帝國皇帝的新衣了。“美國信用”最後會象皇帝新衣一樣只有讓美國自我陶醉。

　　“美國信用”不過是一件皇帝新衣和一張安隆股票。建立在如此信用之上的美國霸權，不是一個物化的霸權，而是一個概念的霸權。美國新帝國的疆界也就是人們對美國認知的邊界，新帝國只能存在於人們對美國價值無知的崇拜和對美國霸權同樣無知的恐懼之中。依靠所謂信用維繫其霸權的美國是不願意真槍真刀地與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國開戰的。回到台灣問題，中國不會因為台海戰爭而亡，但美國無論參戰與否，都會因台海之戰而導致信用破產，霸權崩潰，新帝國夢想徹底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