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競賽的核心就在這個國家”。創造了福爾摩斯的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在1898年訪問美國時的判斷，非常適用於2004年的中國。自從1971年以來，瑞士小城達沃斯在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都會吸引來自全球政界、商界與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們就我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面臨的最重要問題進行公開討論。儘管2004年的主題被設定為“通向繁榮之路”，但參會者卻發現，所有的話題最終都轉向了中國。

　　《華爾街日報》2004年3月這樣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時代的英國……與1960年的日本。”日本商業思想家大前研一相信，只有在這些類比的幫助下，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在今天的變化。從1898年的柯南道爾到2003年的大前研一，我更願意相信中國崛起所激起的情緒更類似於19世紀末的美國。1890年的美國面臨着什麼？城市化、工業化是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對物質的崇拜、欲望與焦灼困擾着這個國家。也是在這個10年，美國的政治家與民眾逐漸發現了對於國家身份認同更為強烈的需求。從1776年以來，美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種信仰，幾代美國人一直刻意地迴避與世界的接觸。當他們的物質財富已形成巨大的積累後，卻沒有在世界獲得相應的權力。當所有的遊客感慨於美國生活的豐沛時，當它的製造業早已超過英國時，它卻只擁有弱小得可憐的政府與軍隊，在外交事務中基本沒有發言權。

　　西奧多·羅斯福咄咄逼人的擴張政策令人厭惡，但這個推崇“胡蘿蔔與大棒”政策的總統，卻給予美國人所需要的國家認同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當時意識到，他們代表的是一個新世界，它將可能取代舊世界。而在20世紀初的歐洲議會辯論中，充斥着“美國威脅論”這樣的論調。

　　1890年－1920年的美國給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貫穿於這30年的兩代人，親歷了比前十幾代人都要劇烈的變化。一個鄉村的、孤立的、淳樸的美國，變成了一個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國，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車、斯蒂芬斯的扒糞新聞、羅斯福的擴張主義，重新塑造了這個國家。生活在這個年代的年輕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適地進行這一場試驗。他們中引入矚目的一位是沃爾特·李普曼，作為1911屆哈佛畢業生最有才華的一位，他沒有投身於政治活動，而成為了一名新聞記者，他在1914年與他人共同創辦的《新共和》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號角之一。這本雜誌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最熱忱的追求，即如何幫助一個正在進行巨大轉型的國家適應她的新角色，既然時間已經來到20世紀，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紀的思考方式與意識形態，而且他們相信，社會是有可能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在年僅29歲就為威爾遜總統起草和平十四條的李普曼，將後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務的專欄寫作，依靠驚人的思維與分析能力，使美國人適應一個逐漸成真的現實——她已經變成了全球性的領導力量，她必須擁有勇氣與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種挑戰，忍受疲憊與挫折。

　　國將重新上演類似的故事嗎？它將從一個邊緣國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將把不斷積累的物質財富，轉化成真實可見的力量。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國家的意識才會以鮮明的姿態突顯出來。一種是危機，在面臨入侵與生存危險的19世紀與20世紀初，國家意識在中國開始出現，因為不安全感，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前，始終有着強烈的民族意識；另一種情況下則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許恰巧比前幾代人更有欲望證明自己，或是他們面對的環境已經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們必須重新設計自己的未來，西奧多·羅斯福時代的美國正是如此。

　　某一國家在某一時代的氣質與表現，往往是支配當時社會生活的那一代人氣質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歷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觀念，類似的經歷將使他們擁有類似的意識，這種意識將直接影響他們對於外界作出的反應。出生於1970年代的一代中國青年，將很快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他們對於中國與世界的看法，將可能緩慢地塑造一個新世界，尤其是當中國已變得如此重要之時。

　　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轉折時刻，每一代人都喜歡引用英國人馬修·阿諾德的名言：一個舊世界已經死亡，而一個新世界尚未誕生。9·11給了這代人這樣自我宣稱的機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2001年應被視作我們這一代人——對國際事務與自己生長的國家的認識開始甦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電視機前目睹着那一好萊塢式的場面時，我距離自己的25歲生日仍有16天。我經歷了一個大多數中國青年的典型成長路線，我出生在一個小鎮，在出生那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這一年，人們還敲鑼打鼓地上街、並用大吃大閘蟹的方式慶祝“四人幫”的垮台。我不能說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印象，對於貫穿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帶來的啟蒙運動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說什麼國際環境的變遷。在80年代後期流行着一部影片《凱旋在子夜》，講述的是對越自衛還擊戰的故事，友鄰的反目占據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識。在我小學畢業那年，弗蘭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緊接而來的是柏林牆的倒塌與兩年後蘇聯在1991年的最終解體。

　　沒錯，美國是我們這代人感興趣的國家，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國再加上英國等幾個歐洲國家。我幾乎從未想過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問題，儘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學以“憂國憂民”著稱，但五四的一代早已變成了托福、ＧＲＥ的一代，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匆匆忙忙、頭也不回地鑽進了美國大學實驗室。中產階級的生活魅力徹底馴服了他們的自我意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民族主義稱作“想象的共同體”，一些特別的事件、人物與傳統會激起人們普遍的情感，人們依靠這種情感與意識構造了一個國家，確認自己的身份。對於類似我這麼大的年輕人來說，2001年的三件事足以刺激這種想像力——申辦奧運會成功、加入ＷＴＯ與中國進入世界盃。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經過了三次的狂歡，在那些夜晚的長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變成了兄弟姐妹，他們都為自己的國籍身份而驕傲。

　　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則使這一代人第一次認真地思考我們生活的世界，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整張世界的地圖，並逐漸開始了解中國在這張地圖上屬於什麼位置，並可能擁有怎樣的未來。�熛罗D38版）

　　在最初的幾個月，大多數西方人（至少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相信，在歷史的教科書上，2001年很有可能與1914年處於類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遇刺前，整個歐洲已經享有了將近100年的和平，人們甚至相信永不再會爆發，當時最流行也最具影響力的看法來諾曼·安吉爾在1914年出版的暢銷書《大幻想：關於軍事權力與國家優勢的關係研究》，這位當時名噪一時的記者說，自由貿易已使領土擴張成為過失，從經濟學上將，戰爭已變成一種非理性行為，永遠和平已經到來。

　　而在9·11發生前，全世界都沉浸於冷戰結束的喜悅之中。人們談論的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的自由流動，跨國公司，新技術革命……又是一位記者對此作出了總結，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車與橄欖書》中，《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諾曼·安吉爾的一個翻版）宣稱：世界10歲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着全球經濟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歐洲與美洲，但現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礙，也不再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就像ＩＢＭ的廣告語“四海一家的解決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樂觀情緒鼓舞着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我們的“中國意識”復甦得很晚，是因為在我們智力日趨成熟時，我們所受的主要影響與地域無關。19世紀的俄國的流亡分子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說的，整整幾代俄國知識精英是在法國文化的薰陶中成長的，對他們而言，法語比母語更得心應手，法國宮廷的禮儀比粗俗的俄國規矩要風雅得多。而我們呢，則是一種新的雜合文化的產物。世界都在美國化，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批評家們喜歡的判斷，就像18世紀的歐洲都在法國化一樣，或是15世紀的亞洲都在中國化一樣。不錯，至少和全球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一樣，我們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統，聽Ｂｉｌｌｂｏａｒｄ上的歌曲，迷戀莎朗·斯通與湯姆·克魯斯……但這種膚淺的描述根本不能反應出我們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實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國文化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與寬容性。我更無法理解歐洲批評家對於世界文化的美國化的批評，對於我們來說，這種所謂的美國化首先是一種解放力量。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在撰寫他們的立國基礎時，首要考慮的是從古希臘的民主到法國的啟蒙運動的精神，法國人孟德斯鳩比任何美國人，都對美國憲法的影響要大。

　　與父輩不同，我們沒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可能打響的陰影之中，中國採取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而非四面樹敵或是輸出革命，為了保持經濟建設的穩定性，外交政策與其他政治議題一樣，從來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國開放的過程，也正是整個世界的運轉中心由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的英國開始了私有化運動，羅納德·里根在1981年美國開始了放鬆管制運動，他們儘量將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舉動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這場運動中兩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與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他們兩人都以是Ｊ·Ｍ·凱恩斯的反對者著稱，他們相信政府與對於經濟行為的干涉，最終將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讀過他們的著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才是他們那一代的規範讀本。但是1978年時已經74歲的鄧小平卻讓自己成為與撒切爾、里根並列的20世紀最後20年全球自由市場的最重要的締造者，前者或許比後兩者更為重要，因為他領導的市場化進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時，我才知道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在整個80年代是多麼好，在短短10年內《時代》雜誌兩次將鄧小平評選為“年度人物”。

　　這是市場革命與技術革命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據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場的映襯下，民族國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實現自己光榮與夢想的機會，在9·11發生前，我們的主要榜樣是來自硅谷的ＩＴ公司，是那些ｄｏｔ－ｃｏｍ公司的百萬富翁。在我們看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舊金山；創造歷史的不再是列寧、托洛茨基，而是比爾·蓋茨、楊致遠；指導我們行動的不再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宣言，而是商業計劃書……

　　當然，我們錯過了這場革命，我們還太年輕、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也缺乏技術才華，不能成為這場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齡略長、那些從海外歸來創辦網絡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技術革命中蘊涵的“中國的前途”。他們將數字革命視作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徑，寬帶所帶來的充分信息是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它將徹底幫助中國人告別知識匱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時刻了解到了“中國概念”：中華網�煟茫瑁椋睿幔�ｃｏｍ�犞皇菍ⅲ茫瑁椋睿後崦婕由狭艘粋�．ｃｏｍ，就在ＮＡＳＤＡＱ上市第一天超過了100美元。

　　而9·11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風尚。它是我們告別了對世界過分一廂情願、簡單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對整個世界的好奇。世界不僅僅是由那些年輕的百萬富翁的名利生涯構成的，它也是意味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臉龐。很多時刻，我們是通過觀察別人來了解自己，世界已經發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也發現這些鏡像中的我們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那些傳統的制約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題則迅速突顯出來。

　　這個過分戲劇性的場面，也出人意料地將中國推向了更為核心的位置。這不僅因為在一場必須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戰爭中，中國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為，在一個被恐怖主義、商業醜聞、經濟下滑保包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中國依舊高速的發展，給人以無窮的想象力。作為全球化進程最重要的發動機的美國的視線的轉移，則突然間賦予中國一個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個全球領導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種希望。從2001年至今，外界對中國認知，與中國人對自己的認知，發生了極度戲劇性的轉變。錯過了ｄｏｔ－ｃｏｍ革命的我發現，一場更為浩大的革命剛剛開始展開，而我們將是這場戲劇中的新的主角。我們被一種強大的力量誘惑與強迫着，重新審視自己與我們一直面目模糊的國家。結果正如Ｖ·Ｓ·奈保爾對於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們發現中國也是“難以表述的國家”但在很多時刻，我們卻拒斥或是漠視了它。我不關注它的過去，也很少考慮它的未來，更不知道它與整個世界正在發生哪些關係。

　　Ｄｏｔ－ｃｏｍ運動給我刻上了深深的“熱衷於時髦”的痕跡。我必須承認，當我在2002年左右將目光投向中國時，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話題已變得如此熱門。我幾乎從未讀過古文，對於傳統文化一無了解，我的主要閱讀材料來自於被翻譯成中文的外版書籍與雜誌。就像我的朋友所說，當我談論中國時，口氣仿佛是一個外來者。但是，當我談論得越多，就越發現自己愈是這個話題的一部分。我愈像旁觀者一樣感受到“偉大的中國故事”，愈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召喚，即成為這個偉大故事的參與者之一，幫助這個偉大故事的實現。

　　當身處河流之中時，你常常感覺不到它的流動。但如果你將目光稍微放得長遠一些，你就又會發現多麼大的變革已經產生，中國已多麼深刻地捲入了全球事務之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即使她的增長速度日漸減緩，她也將並不費力地超越英國、法國與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經濟體。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為本”，中國的國家戰略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當胡錦濤前往非洲時，他首要關心的是石油，這種利益上的要求將越來越迫使中國更廣泛地關注全球性的政治、軍事變化。亞洲日漸習慣甚至依賴中國的崛起，再沒有狹隘的中國利益，中國必須為亞洲的穩定提供更多的幫助。歷史不斷教誨我們的是，一個國家經濟力量，最終總會轉化成政治與文化力量，儘管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對漫長的間隔。

　　但是，有多少中國人已經為這種這種變革做好準備，他們準備適應中國的新角色了嗎？如果中國要成為了一名領導性國家，那麼有多少中國人了解了美國、日本、歐洲、朝鮮與越南……人人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但是一個崛起的國家的政府與國民，應該擁有怎樣的能力與心態，他們怎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多年以來，我們不斷犯的一個錯誤是，要麼就將外來者視作在一切方面都占優勢的一方，徹底失去自尊，要麼就是沙文主義的俘虜，以不屑一顧的姿態對待別人。在整個80年代，我們將日本的經濟奇蹟視作榜樣，但伴隨着日本泡沫的破滅，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為了反面教材，在中國概念刺激下的驕傲的中國人很少意識到，即使停滯的日本的人均ＧＤＰ也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的30倍以上。

　　出生於1970年代註定了我們擁有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精神。在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中，中國沒有經歷過全國性的混亂，沒有遭遇惡劣的外部環境，並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質生產能力，這在過去150年的中國，從未出現過。這種樂觀主義常常賦予我無法去除的輕浮感，世界總是充滿幸運、而沒有艱苦。幾代人面臨民族危難時表現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這一代幾乎消失殆盡。出生於70年代後期的一代人幾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對他們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敘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歷史，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是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電腦有了進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紀念是因為伯納斯·李發明了互聯網……意識形態終結了，我們關心的ＭＴＶ、管理革命與跨國公司，在這一面上，中國這一代青年與西方的同齡人相當類似。

　　但伴隨着成熟，這一代人將必須肩負起更為重要的使命。他們要幫助這個國家擺脫歷史的陰影，向更為成熟與強大的方向邁進。值得憂傷的是，這一代人仍缺乏韌性與耐性，或許也缺乏足夠的雄心壯志，但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沒有歷史的陰影，他們或許會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健康。對我而言，未來令人激動的是，我正在捲入一場偉大的試驗，我將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樣，幫助塑造一個新國家、一個新社會的形成。

　　確切而言，這一代人將再次面臨重新塑造這個國家性格的挑戰。毛澤東塑造了一個革命氣質的國家，在那一代青年人眼中，地球上充滿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世界地圖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在等待插上我們的紅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中國由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也帶來一個過分實用主義的中國，甚至將整整一代人變成了“經濟動物”。而現在，或許再用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將到達150年以來，幾代中國傑出之士所渴望達到的目標。如果追趕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目的，那麼她應該為自己尋找哪些新目標，她該為自己的行為賦予哪些新的意義？

　　一場公共性的討論已變得如此迫在眉睫。“摸着石頭過河”的國家戰略曾經如此重要，但它的局限性也日趨明顯，2020年的“小康社會“仍只是一個經濟意義上的國家遠景規劃。在相當程度上，我們仍在依靠過去25年高速發展帶來的慣性繼續前行，但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須開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