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為什麼要再談釣魚群島問題

　　去年（1971）年11月初，我首次去沖繩旅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沖繩近代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沖繩決戰”的真實史料，待別是為了了解美軍長達20多年的占領統治和沖繩人民偉大的反抗鬥爭的歷史。親臨沖繩這片熱土，接觸這裡的人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沖繩人的各種想法和氣質。當然，我也想得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文獻資料。

　　我更想得到一些能夠證實“尖閣列島”是否自古就屬於琉球的史料。這個所謂的“尖閣列島”目前已成為日本與中國之間嚴重的主權之爭的焦點。“尖閣列島”散布在沖繩主島與中國福建省的中間、台灣基隆以東約120海里的東中國海上。在我淺薄的有關琉球歷史的知識中，未曾見過記載這些島嶼為琉球王國領地的史料，所以，我想求教於沖繩人。

　　在這次旅行中，我有幸得到了許多衝繩友人的幫助，搞清了“尖閣列島”中的任何一個島嶼都不曾為琉球的領土。不僅如此，還明白了它似乎原本就是中國的領土。日本占有這裡是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日本勝利時的事情，日本將其稱為“尖閣列島”大概是在1900年（明治33年），由沖繩縣師範學校的教師黑岩恆命名的。

　　真不得了！我恍然大悟：“尖閣列島”——正確應稱之為“釣魚群島”或“釣魚列島”（其根據將在本書個說明）——不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譯註）中從中國掠奪來的嗎？若是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日本無條件接受包括中國在內的聯合國家的對日《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就應根據該宣言的領土條款，立即主動地將這些島嶼歸還給中國。現在又欲把其當做是日本領土，這不是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又是什麼呢？

　　領土問題最能刺激國民的感情。自古以來，反動統治者往往捏造領土問題，煽動人民掀起虛假的愛國主義狂熱。死灰復燃的日本軍國主義也是妄圖通過蠻橫無理地堅持“尖閣列島”的“主權”，把日本人民卷進軍國主義的大游渦之中。

　　1968年以後，在釣魚群島海底發現有大油田，而其近海又是鰹、文鰩魚等魚類豐富的漁場。因此，這一群島不僅在經濟上如此重要，在軍事上也極為重要。如果在這裡建造軍事基地，就等於把槍口架到了中國的鼻子底下。美軍早在1955年10月和1956年4月，就分別在該群島中的黃尾嶼（日本稱之為久場島）、赤尾嶼（日本稱為久米赤島或大正島）島上建造了轟炸射擊演習場。

　　今年（1972年）5月15日，日本政府決定在美帝國主義把這裡“歸還”給日本之時，即將它納入防空識別圈內，並表示將在這些群島中最大的釣魚島（日本稱為魚釣島）上建立電波基地。釣魚島周長約12公里。面積約367公頃，島上飲用水豐富。這裡既可做導彈基地，也可建潛艇基地。

　　這些群島的經濟價值和軍事價值越大，日本統治階級要將其攫為已有的野心和欲望也越強烈，利用島嶼主權問題把日本人民誘入虛假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危險性也就越大。1970年9月，這些島嶼尚在美軍管轄之下時，日本政府就曾派出海上自衛隊，恫嚇正在這一海域作業的中國台灣省的漁船隊，干擾其捕魚作業。

　　今年（1972年）5月12日政府又做出決定，5月15日以後，若台灣省或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進入這一海域，則以違反出入境管理令論處，強制其離境；再者，若他們登陸修造建築物，則適用於刑法中的侵犯不動產罪，由海上保安部隊和警察予以取締（《每日新聞》l972年5月13日）。這樣一來就製造了一個中國人“非法入境”的騙局，為把人民逼上反中國和虛假愛國主義的舞台做好了鋪墊。

　　正因為如此，充分表明有關這個島的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原理，對爭取亞洲和平，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來說，是一個刻不容緩的重要事情。我從沖繩旅行歸來，便立即投入列對這一群島的歷史調查之中。在年底，根據16世紀以來的中國文獻，弄清了這裡並非原本就是無主地，而是中國領土，並基本上可以確認，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贏甲午戰爭時掠奪來的。

　　尚不清楚的問題還較多，特別是在日本占有的過程上有些重要問題還未搞清。然而，我那時已經決定於1972年1月初去西德旅行，這個決定已無法改變了，所以，我暫且將了解到的東西歸納了一下，寫出一篇《釣魚群島（尖閣列島等）的歷史與歸屬問題》的論文，請人刊登在歷史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歷史學研究》1972年2月號（1月下旬發行）上。為了面向普通讀者，又將《歷史學研究》上的論文改寫了一下，形成了題為《釣魚群島（尖閣群島等）是中國的領土》的文章，刊登在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機關刊物《日中文化交流》2月號上。

　　那時，我是這麼想的：

　　——我原本對中國的歷史就不很精通，況且又從未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進行過研究，在沖繩友人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各位朋友的幫助下，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寫成的這篇論文，一定會有許多缺陷。在我未查閱到的歷史資料中，歷史學家們熟知的文獻一定還有很多。然而，現在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為了正確解決釣魚群島的歸屬，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個問題在國民中煽動虛假愛國主義，完成實際侵略外國領土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旦完成，第二階段以後就容易了），作為歷史學者，要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論文雖然不很精闢，但只要認為事實如此就馬上寫出來，這一點很重要。目前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一位歷史學家站出來公開發表意見，這篇拙作也許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一場從歷史學的角度對釣魚群島問題的討論。

　　出於這種考慮，今年（1972年）1月初，我將論文送交給《歷史學研究》編輯部後就到西歐旅行去了。3個月過後，於3月底回國。這期間，這篇論文在學術界沒有引起任何反響。給予認真評論、刊正、補遺的論文一篇也沒有，更沒有人站出來全面否定這篇論文。

　　總之，這篇論文徹底被人們忽視，不理不睬了。

　　論文本身的結局暫不去管它。中國主張釣魚群島不是無主地，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而且現在仍是中國的領土。對於中國的這一主張，日本沒有根據歷史進行科學、具體地反駁，而是武斷地加以否定，造成日本占有的既成事實。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外國領土、煽動虛假愛國主義的開端。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關繫到日本人民命運的大事。

　　琉球政府和日本政府全然無視中國的主張，不僅如此，在我短暫旅行期間，自稱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共產黨也完全站在佐藤軍國主義政府一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竭力主張“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在煽動軍國主義和虛假愛國主義上充當急先鋒。社會黨雖致力於恢復日中邦交和日中友好，但也主張“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在這點上與政府和反華的日共完全一致。以《朝日新聞》為首的大小商業報刊如出一轍，大肆宣傳與政府相同的主張。真可謂是奇妙的、令人生畏的“國論一致”。

　　與這個“國論”針鋒相對，公開呼籲人民不容許日本帝國主義掠奪釣魚島，並為之鬥爭的政治黨派，目前只有一個新左翼組織。去年秋，還有一個新左翼組織進行過同樣的鬥爭，但在其指揮部發生變動後，就對釣魚群島問題棄之不理了。其他的所謂新左翼各派都對釣魚群島問題毫不關心。就連日中友好的各個團體也只是在機關刊物上發表一些“研究會”文章，輕描淡寫地批評日方的主張沒有根據，或刊登幾篇個人署名文章說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但是直到1972年6月初，他們中還沒有一個團體，以團體的名義正式決定反對日本政府掠奪中國領土釣魚群島，並開展反對運動的。在沖繩，我去那裡旅行時，當地的勞動組織等所有的民主團體就已發起了“開發尖閣列島”的熱潮。

　　事情真讓人痛心。越是這樣，我們越應該拿出更多的勇氣和熱情，打開鬥爭的局面。我又重新開始研究釣魚群島的歷史。這次主要傾注於了解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以後，是在什麼形勢下，採用什麼手段占有釣魚群島的。有幸的是，在許多朋友的幫助下，重要問題基本上得到了澄清。當然還有不足，譬如，為了問題的圓滿，一些必看的地圖還沒有找到。有人提到英國海軍1880年前後的水路志中明確記載了釣魚群島是中國領土，但我未能親眼目睹，多少有些掛念。

　　我對上次的論文中存在的不足和謬誤，只要一經發現就做了補遺和修改，所以，為了跟上急劇發展的形勢，我只好暫告一段落，匆忙將這本書稿交付印刷。

　　這篇論文式論著有兩個主要課題。

　　第一是證實釣魚群島並非無主之地而是中國領土這一事實。

　　對於此點在上篇論文中，敘述的方法有些不成熟，但我自信基本闡明了觀點。這次我又增添了許多有說服力的史料，理順了敘述，比上篇論文更清楚地說明“這裡是中國領土”的論點。這一部分有許多與上篇論文重複的地方，這是在所難免的。

　　第二是揭露了日本占有釣魚群島的經過和事實。這一點在上篇論文中論述得極不充分。這次根據當時的政府公文，更詳細地說明了釣魚群島是日本乘甲午戰爭勝利之機掠奪來的。並且，我在此還必須對上篇論文中的謬誤進行訂正。

　　也就是說，上篇論文中將掠奪釣魚群島與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聯繫起來，這是正確的，但進一步把它與《日清媾和條約》（《馬關條約》）第二條直接聯繫在一起，說日本在掠奪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中也包括釣魚群島，這樣寫是不正確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台灣和澎湖列島是根據《馬關條約》第二條公然強取豪奪的。釣魚群島則沒有任何條約依據．而是日本乘甲午戰爭勝利，掩過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耳目竊取的。並且，這個強奪與竊取不僅在時間上有聯繫，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本論文的第二個課題就是論證這一點。

　　懇請廣大讀者對論文中的錯誤予以斧正，對不足之處予以增補。

　　第二章　日本政府等故意無視歷史事實

　　1970年8月31日，在美國琉球民政府監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關於申請尖閣列島領土防衛的決定》。這是在釣魚群島主權鬥爭中，日本方面首次公開主張對該群島擁有主權。該決定在談到這裡為日本領土的根據時說：“尖閣列島原本就屬於八重山石垣市宇登野城的行政區域。戰前，該市的古賀商店在島上經營伐木業和漁業。對該島擁有主權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再也沒有能表示日本占有的根據了。

　　在立法院決議的影響下，琉球政府於同年9月10日發表了《關於尖閣列島主權及大陸架資源開發權的主張》的聲明，進而在17日又發表了《關於尖閣列島主權》的聲明。琉球政府在第二個聲明中系統地闡述了主張對這個列島擁有主權的根據。該聲明首先講到，根據1953年12月25日發布的琉球列島美國政府布告第27號，尖閣列島被包括在美國政府及琉球政府的管轄區域內。隨後又列舉了一些史料：

　　1、這些島嶼是在14世紀後半葉，因中國人而知其存在的。

　　中國皇帝承認了琉球國王的王位，為賜予王冠及官服而向琉球派遣了使節——冊封使。冊封使往來於中國的福州和琉球的那霸之間，在當時的記錄中，如《中山傳信錄》、《琉球國志略》等，寫有這些島嶼的名稱。另外在琉球人編寫的《指南廣義》的附圖和《琉球國中山世鑒》中也能看到。

　　然而，“14世紀以來，無論是琉球方面還是中國方面，所有言及尖閣列島問題的文獻中，都沒有表明尖閣列島是本國領土的。

　　這些文獻不過是將其作為航線上的目標，只是在航海日誌、航海圖，或吟誦旅途風情的漢詩中權且使用了尖閣列島的島嶼名稱。在本土的文獻中有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書中將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所謂的尖閣列島中的島嶼——井上注）當做中國領土。但據林子平本人講，《三國通覽圖說》所依據的原著是《中山傳信錄》，他是將傳信錄中的琉球三十六島圖與航海圖合二為一，編輯成了《三國通覽圖說》的。當時把琉球三十六島的地圖上沒有記載為琉球領土的釣魚臺、黃尾嶼等，機械地作為中國領土用色彩區分開了。然而從傳信錄的航海圖中，看不到表示這些島嶼是中國領土的任何證據。”

　　總而言之，這個列島“在1895年（明治28年）之前，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換句話說，它是國際法上所說的無主地”。

　　2、“1879年（明治12年）日本在沖繩施行了縣政。在1881 年（明治14年）發行、1883年（明治16年）修訂的、由內務省地理局編纂的《大日本府縣分割圖》中，尖閣列島（尖閣群島之誤——井上注）未被註上島嶼名稱。”到那時這裡還是無人島。

　　1884年（明治17年），古賀辰四郎開始在這裡採集信天翁的羽毛和海產品。“為了對這種事態的發展採取相應的措施，沖繩縣知事於1885年（明治18年）9月22日首次上書內務卿，要求建立國標，同時申請派出‘出雲九’號船進行實地勘查。”

　　3、“1893年（明治26年）11月，沖繩縣知事以同樣的理由，再次上書內務及外務大臣，請求該縣的管轄方法和修建標樁事宜。

　　為此，1894年（明治27年）12月27日，內務大臣就向內閣會議提案一事與外務大臣磋商，外務大臣對此沒有提出異議。”因此，“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內閣會議作出決定，依照沖繩縣知事的請求修建標樁”。

　　4、“基於內閣會議的這個決定，1896年4月1日，以在沖繩縣施行敕令第13號為契機，開始籌劃在國內法上編入該列島的措施。

　　接着，琉球政府發表聲明，就上述“國內法上的編入措施”進行了說明。與其說是說明，莫如說是狡辯更恰當。這個聲明的全文乍一看好像是在敘說原來的史實，但文中對重要問題含糊其辭，甚至有歪曲歷史的地方，並且故意掩蓋事實真相。下面將對此進行一一批駁。

　　今年（1972年）以來，相繼出現了“日本政府外務省的統一見解”（3月8日）、“《朝日新聞》社論”（3月20日）、“日本社會黨的統一見解案”（3月25日）、“日本共產黨的見解”（3月30日）等等許多政黨、報刊關於尖閣列島為日本領土的論點，但它們都沒能提出比上述琉球政府聲明更詳細的或更新的“論據”。而且，這些評論都是將主張對尖閣列島擁有主權的基礎放在了1895年日本政府內閣決定占有之前這裡是無主地這點上。

　　事實上若不這樣做，如果承認這些島嶼是中國的領土，他們就無法牽強附會地套用“無主地先占為主”的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際法“準則”了。然而，他們對於這一主張，提不出任何史料的科學證明。

　　外務省說，“1885年（明治18年）以後，政府多次對尖閣列島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這裡不僅是無人島，而且沒有接受清政府統治的遺蹟。在慎重地確認了這些事實之後”，經1895年的內閣會議決定“正式編入我國的領土”。1885年沖繩縣令出於這裡也許是中國領土的考慮，在直接將其做為日本領土的問題上躊躇不前。對此，內務卿山縣有朋欲強行立即占有，他主張這個列島即便是《中山傳信錄》中記載的島嶼，也不過是清國船隻“校正航行方向而已，此外未見清國所留任何遺蹟”。（參見本書第十一章）外務省所說的“沒有接受清政府統治的遺蹟”就是這件事的翻版而已。

　　共產黨的見解如下：“關於尖閣列島的記錄，自古以來在包括沖繩的日本文獻和中國文獻中均有所見。但日方和中方都沒有確定這個沒有任何一國的國民居住過的無人島——尖閣列島是屬於自己的。”“中國方面的文獻上也沒有記載有關中國人歷史上就居住在尖閣列島上的記錄。明朝、清朝都沒有在國際上表明對尖閣列島擁有主權。雖有過尖閣列島‘包含在明朝海上防衛區域內’的說法，但這與主權不是一回事。”

　　《朝日新聞》社論的說法也與此大同小異：“早在14世紀後半葉，人們已經知道了尖閣列島的存在。作為船舶航線上的目標，在琉球和中國的古書上都有記載。但是在這些文獻中，找不到明確證明尖閣列島是本國領土的啟示，也沒有歷史事實能證明沒有爭取領土歸屬的餘地。”

　　日共和《朝日新聞》如此這般自信地斷定明、清兩代的中國王朝沒有在國際上明確對尖閣列島擁有主權。但是，此時他們不是科學地、具體地調查歷史事實，而是完全站在佐藤軍國主義政府一邊，把現代帝國主義的“無主地”概念毫無科學根據地強加在封建中國的領土問題上，企圖抹殺掉對自己不利的歷史。無論是政府還是政黨都無法在短短的聲明中，對歷史一一論證，但他們可以以某種方式，如利用機關刊物、小冊子等進行證明，難道這不是在處理如此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政府及各政黨應盡的責任嗎?然而，他們根本不想這樣做。政府及這些政黨中有許多御用學者，可這些人中除國土館大學的國際法助教奧原敏雄外，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公開對歷史進行說明。

　　第三章　從所周知，釣魚島自明朝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日共的見解和《朝日新聞》的社論說：關於“尖閣列島”的記錄“自古以來”在日本和中國的文獻上就“有所見”，但都沒有明確表示那些島嶼是中國領土。似乎他們充分調查了古代文獻，但實際上他們一份也沒看，只是在那裡信口雌黃。不用說，在1867年以前，中國、日本都不會出現關於“尖閣列島”的島嶼記錄，並且關於釣魚島及其附近島嶼的“古時”（指1867年以前）記錄，在日本也只有一份，那就是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1785年版）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如琉球政府聲明所說，它是根據中國冊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編成的，所以其價值不僅不低，而且極高。這一點在後面還要做詳細敘述。

　　在琉球人的文獻中，釣魚群島的名稱也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琉球王國執政官向象賢於1650年所著的《琉球國中山世鑒》①卷五中；另一次是在琉球出生的大儒學家、地理學家程順則於1708年所著《指南廣義》的“針路條記”一章及附圖中。在《琉球國中山世鑒》裡，自中國冊封使陳侃的《使琉球錄》中摘錄了由中國福州至那霸的航行記事，其中出現了“釣魚嶼”的名稱，而並非向象賢本人所書。

　　另外，程順則的書是第一部向清朝皇帝和清政府介紹福州至琉球的往返航線、琉球的歷史、地理、風俗、制度等的書。寫有釣魚島情況的“福州往琉球”的航線記事，依據了中國的航海書及中國冊封使的記錄。當時，程是以清朝皇帝陪臣的身份（皇帝之臣為中山王，程是中山王之臣，所以他是清朝皇帝的臣下之臣，故稱陪臣）寫的這本書。因此，這本書雖說是琉球人所著，但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它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國書。

　　總之，甚至可以說，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實際上沒有一份脫離了中國文獻而獨自言及釣魚群島的歷史文獻，這不是偶然的。對琉球人來說，這些島嶼不過是散落在從中國福州到那霸來的航線上，此外沒有任何關係。因風向和流向的影響，從福建、台灣去釣魚群島是順風、順流，而從琉球去則是逆風、逆流。以當時的航海技術，除極為例外的特殊情況外，一般是不會從琉球去這些島嶼的。所以，琉球人有關這個列島的知識，只有先通過中國人才能多少有些了解。他們沒有能獨自記述有關這些島嶼情況的條件，同時也沒那個必要。

　　與琉球及日本方面正相反，中國方面有許多關於釣魚群島的文獻資料。明、清時代的中國人對這個列島十分關心，這是因為琉球冊封使回國時要經過列島附近。另外，15、16世紀的明朝政府為了防備倭寇對中國沿海的襲擊，必須對東海的地理情況瞭如指掌。

　　最早記載有這個列島情況的中國文獻是出自公元多少年呢？

　　我無法確定。但至少在16世紀中葉，釣魚群島就有了中國名字。

　　如釣魚島（或稱釣魚嶼）、黃毛嶼（或稱黃毛山，後又稱黃尾嶼）、赤嶼（後又稱赤尾嶼）等等。

　　被認為是16世紀所著、作者不詳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一書中的福州至那霸航線指引記中，就出現過釣魚群島。但這本書的寫作年代不詳。年代清楚的文獻有1534年從中國福州東渡去琉球的、明朝皇帝的冊封使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書中寫道：使節一行乘船，是年5月8日，自福州梅花所出外洋，向東南航行。

　　在雞籠頭（今台灣基隆）海面轉向東，10日過釣魚嶼。

　　十日，南風甚疾，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舟）卻不甚動。

　　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接不暇……十一日夕，見古米山（琉球記載為久米島），乃屬琉球者。夷人（在冊封使船上做工的琉球人）船上雀舞，喜抵家鄉。

　　中國第一次向琉球派遣琉球冊封使是在1372年，陳侃是第11 任冊封使。在他之前的10任使節出使琉球時也一定是出福州，沿與陳侃一樣的航線東渡——此外沒有其他航線。如果他們寫有使錄，裡面也一定會以某種形式記載有釣魚島等情況。可現在看來他們或許原本就沒寫，或許寫後早巳失傳了。陳侃之後，1562年的冊封使郭汝霖在他的《重編使琉球錄》中也說，撰寫使琉球錄始於陳侃。

　　郭的使錄這樣寫道；1562年5月29日，自福州出洋，“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至赤嶼。赤嶼乃界琉球地方山也。

　　再一日若有風，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島）矣”。

　　以上引用的陳、郭兩篇使錄是記錄釣魚島情況的最早期的文獻。人們不僅應該注意到這一點，而且，陳侃將久米島說成“乃屬琉球者”，郭獨霖把赤嶼寫作“界琉球地方山也”，這也是很重要的。在這兩個島之間有條水深約2000米的海溝，沒有任何小島存在。所以，陳自福州東渡那霸時最先到達的琉球領土是久米島，故寫到這裡即是琉球領土；郭將中國東端的小島赤尾嶼說成是琉球地方以此為界的小山，表明他們是在以不同的角度記述同一件事情。

　　前面提到過，琉球的向象賢的《琉球國中山世鑒》以“嘉靖甲午使事紀曰”的形式，摘錄了大段的陳侃使錄。其中原文照抄了5月10日和11日的記事，並未加任何註解。當時琉球統治階層中，親華派與親日派的對立十分激烈，而向象賢是親日派的筆桿子。《琉球國中山世鑒》與其說是部客觀的歷史書，不如說它是為把親日派的立場當做正確歷史的、政治色彩很濃的書更恰當些。

　　然而，即使是在這樣的一部書中還原文照搬了陳侃的記述，這說明當時不僅中國人，而且任何琉球人也明白：久米島是琉球領土的邊界，赤嶼以西不是琉球的領土。琉球政府聲明中說：“琉球方面及中國方面，任何一方面的文獻都沒有表明尖閣列島是本國領土。”但是，這“任何一方”的文獻．中國的自不必說，就連琉球執政官、最大的學者也清楚地承認釣魚群島不是琉球領土。

　　然而琉球和中國的“任何一方”也絲毫沒有寫到那裡不是中國的領土。

　　誠然，在陳侃使錄中，只表明了到達久米島之前的赤居、黃尾、釣魚等島不是琉球的領土，但它們是哪國的領土呢？從這幾行文字中不能說明什麼，但郭講到赤嶼是琉球地方的界山。這個“界”是琉球地方與何地的分界呢？郭從中國的福州出航，經過了花瓶嶼、彭佳山等中國島嶼，又駛過了許多中國人早就知曉的、冠有中國名稱的一個個島嶼，到達了這個列島的最後一個島嶼—

　　—赤嶼。郭在此想到如果順風再行一日便可看見琉球領土久米島了，回首望來程感慨道，這個赤嶼就是與“琉球地方分界”的島啊。這個“界”肯定是與他離開的、現又遠隔座座小島的那個國家，即中國的分界。如果把這牽強附會地說成是琉球與無主地的分界，那他一定是對中國語言的表達方式過於無知了。

　　如此看來，陳侃在到達久米島之後才說這裡是琉球領土。這也不僅僅是廖廖幾個字，而我們應該抓住他記述整個航程的文脈——從中國領土的福州出航，經過許多中國島嶼，到達久米島，這樣一來就可以看清，他認為從福州到赤嶼是中國的領土。這對他及全體中國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不會想到要特意寫出來這裡是中國領土，而到了久米島後，正因為他想到了這裡已不是中國領土，而是琉球領土了，才有意記上一筆。

　　日本政府、日本共產黨、《朝日新聞》等主張釣魚群島本來就是無主地。他們的推論大概和國土館大學國際法助教奧原敏雄在《中國》雜誌1971年9月號上發表的“尖閣列島主權與《明報》的論文”的推理邏輯是一樣的。奧原敏雄這樣寫道：陳、郭兩篇使錄只說明了久米島往前是琉球的領土，即在到達那裡之前的釣魚、黃尾、赤尾等不是琉球的領土，而沒有寫出這些島嶼是中國的領土。“《冊封使錄》是中國人寫的，所以如果他們意識到赤嶼是中國領土，就應該記述出來。”然而，他們沒有那樣記述，是因為陳侃和郭汝霖沒有這個意識。因此說，釣魚島是無主地。

　　的確，陳、郭兩位使節“應該能夠”以積極的方式明確記述赤嶼以西是中國的領土。但經常有這種情況，即使“應該能寫出”的東西，卻因沒必要就不去寫它。從“應該能寫出”卻不寫來斷定他們沒有“是中國領土”的意識，進而說那是無主地，這樣的推理邏輯實在大荒唐。並且，郭汝霖的“界”字的意思除上述曲解釋之外，可能再沒有什麼其他的解釋方法了吧?

　　還有一種文獻可以證明，至少在16世紀釣魚群島就是中國的領土。那就是幾乎與陳侃、郭汝霖同一時代的胡宗憲編纂的《籌海圖編》（上有1561年的序文）。胡宗憲是位著名將軍，他與當時在中國沿海四處作惡的倭寇打過幾百次仗，並把他們趕出了中國。《籌海圖編》的主要內容是總結作戰經驗，說明防禦侵寇的戰略戰術和要塞哨所的配置，以及兵器艦船的製造方法。

　　該書卷一《沿海山沙圖》的“福七”至“福八”記載了福建省羅源縣、寧德縣沿海的各個島嶼。其中有“雞籠山”、“彭加山“、“釣魚嶼”、“化瓶山”、“黃尾山”、“橄欖山”、“赤嶼”，由西向東排列着。這些島嶼是現在的什麼島，我還沒有一一做出考證。但這些島嶼位於福州以南的海面上，從台灣的基隆海面向東排列着，所以它無疑也包括釣魚群島。

　　這個圖表明，釣魚群島位於福建沿海的中國島嶼中。《籌海圖編》卷一收錄了整個遭受倭寇襲擾的中國沿海地圖，以西南到東北為序，但中國領土以外的地區都沒有編入，所以，找不出只有釣魚群島不是中國領土的根據。

　　1971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聲明指出：“早在明代，這些島嶼就已包括在中國的海上防禦區域內了。”其根據可能也是這張圖。實際上通過這張圖便可知道釣魚群島是處在當時中國防禦倭寇的防區內的。對此，日共的“見解”說什麼：“有尖閣列島‘包括在明朝海上防禦區域內’的說法，但這與主權問題不是一回事兒。”然而，將非本國領土，而且是距本國本土最近也有200多海里的小島劃入防禦區，這種事只有將中國的釣魚群島納入自己“防空識別圈”的日本自衛隊等美國、日本這些近代、現代的帝國主義才做得出來。可他們卻把這種事情強加在明朝頭上，說什麼防禦區域與主權不是一回事兒。這不過是他們為釣魚群島無論如何也不是中國領土的謬論進行狡辯的一派胡言。

　　第四章　清代的記錄也證實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知道能夠證實釣魚群島是中國領土的記錄，在16世紀中期至少就有三個。關於再早的記錄我尚不知曉，但不管有無記錄，應該肯定中國人在發現釣魚群島、給它命名的當初，就把這裡認做是自己國家的領土了。其中最大的釣魚島，緊靠海岸處險峻的山崖林立，島上最大的平地按當時的技術水平也放不下幾個人。他們不會想到要對這樣一塊彈丸之地予以特別重視，但從他們特意將其列入沿海防禦圖來看，他們也沒有認為這裡是無主地。並且在16世紀中期，三個文獻都清楚地將這裡與別國領土區分開來，這決不是偶然的。那時，中國的東南沿岸受到倭寇的欺辱，由於與倭寇的緊張關係，中國人在東南沿海的本國領土與外國領土的區別上不得不十分敏感。

　　郭汝霖之後，還曾有三位明朝的冊封使分別於1579、1606、1633年東渡琉球。我曾讀了前兩位的使錄，但裡面部沒有像陳、郭那樣有關於琉球與中國的“界”的記述。最後一位使節的記錄我只看了一部分，所以不清楚有沒有關於地界的記載。時過境遷，不久後明朝滅亡，清朝建立，琉球王也同樣得到了清朝皇帝的冊封。清朝的第一任冊封使是1663年進入琉球的，但在他的使記中也沒有關於中琉地界的論述。

　　這樣，在陳、郭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關於地界問題的記載就成了空白，這也被奧原敏雄當成了釣魚群島是無主地的理論根據之一。他怎麼會想出這麼一條理由呢?我感到莫名其妙。後代的使節要仔細地閱讀陳、郭以來的歷代使記。（本來冊封使記就是寫給當時及後世的朝廷及琉球使節們看的。它具有報告書的性質，不是像琉球政府輕描淡寫所說的那樣，只是個人航海日記。）所以他們應該十分清楚赤嶼和久米島就是中、琉的分界，而在他們自己的使記中沒有特別寫上去的必要。

　　清朝的第二任冊封使汪楫，1683年出使琉球。在他的使記《使琉球雜錄》卷五中，有篇關於在赤嶼與久米島之間的海上，舉行避海難祭祀的記事。文中明確記載這裡是“中外之界也”，是中國與外國的疆界。他這樣寫道：

　　24日（1683年6月），及天明見山，則為彭佳山也。……辰刻過彭佳山，酉刻遂過釣魚嶼。……25日見山，應先為黃尾後為赤尾，然未久遂至赤嶼，不見黃尾嶼也。薄幕，過郊（或作“溝”），風濤大起。投生豬羊各一，傾五斗米之粥，焚紙船，鳴鑼擊鼓。請軍士披甲露刃（披上盔甲，戴上頭盔，拔出戰刀），伏於船舷，作禦敵之狀，久之始止。

　　在那裡，汪楫問船長。

　　“問：郊之義何也?”（“郊”的意思是什麼？）

　　對方回答，“曰：中外之界也。”（中國和外國的分界。）

　　汪楫又問道；

　　“界何以辨?”（怎麼分辨那個界線呢?）

　　“曰：揣度耳（只有推測）。然頃者恰當其所臆度也（不是胡亂推測）。”

　　上面的短文也許有必要加些注釋。釣魚群島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架的南部邊緣地區，呈東西排列。群島的北側水深不足200米，海水蔚藍。群島南側以南的海溝，水深驟然達到了1000多米至2000米以上。黑潮經過這裡由西向東流過。特別是赤尾嶼，它的南側緊靠深海溝，這裏海上風大浪高。淺海的蔚藍與深海的黑潮形成了海水顏色的鮮明對比。

　　對於海水顏色的對比，1606年的冊封使夏子楊的《使琉球錄》中記載，“《前使錄補遺》（我未看到過——井上注）中寫有《自蒼水入黑水》，果真如此”。清朝初期，這一帶被稱為“溝”或“郊”，也有稱為“黑溝”、“黑水溝”的。冊封使的船經過這裡時，都要獻上豬、羊等祭禮，舉行避海難的祭祀，這似乎成了一個慣例。關於“過溝祭”的情況，除汪楫使錄外，在1756年出使琉球的周煌的《琉球國志略》、1800年出使琉球的李鼎元的《使琉球錄》及1808年出使琉球的齊鯤的《續琉球國志略》中都有記載。

　　在這些文獻資料中，汪楫的使記把過溝祭描述得最為詳細，還將“溝”寫為“郊”。明確記述了那裡不僅僅是海難多發處，還是“中外之界也”，這一點十分重要。另外，船長向初到這裡的汪楫所解釋的“郊”的意思，我想也應該是中國航海家們的普通認識。

　　再者，周煌在《琉球國志略》卷十六“志余”中，重新證實了一些以前使錄中他感興趣的、引起他重視的記述。其中他概括了汪楫的記事，寫道：“問溝之義，曰中外之界也。”也就是說，在文字上也明確記載着他和汪楫都認為赤尾嶼和久米島之間是“中外之界”，赤尾嶼以西是中國的領土。另外，《琉球國志略》與後面將要講到的《中山傳信錄》，當時不但在中國人之間，而且在琉球人、日本人之間也流傳甚廣。1831豐（天保2年）還出現了日本版本。齊鯤在過赤尾嶼時只寫道：“過溝，祭海神。”他的使記名為《續琉球志略》，是繼周煌使記之後的意思。所以，只要他對周煌的記述未加批駁或訂正，就可以證明他也與汪、周一樣認為這裡是中外分界線。那麼，還能說赤嶼以西是無主地嗎？還能說在中國方面的任何文獻資料里都沒有明確記載着釣魚群島是中國領土嗎？

　　只有齊鯤之前的冊封使李鼎元不是在赤嶼而是在釣魚嶼舉行的“過溝祭”，並說琉球的航海長“不知有黑溝”，李本人也否定有黑溝的存在。李鼎元是個徹底的經驗主義者、他航海時往返都遇上了少有的順風好天氣，絲毫未經歷風浪。基於這種體驗，比起先人的記錄來，他更相信琉球航海家的話。這時他最關心的是海難多發處，而對“中外之界”的“溝（郊）”什麼也沒說。我們不能根據李鼎元一人的經驗，就去否定他前後的冊封使們都認同的“中外之界”。

　　不僅如此，汪楫之後、周煌之前的使節徐征光（1719年出使琉球），在他所著的著名的《中山傳信錄》中，也證實了這個“界”。

　　徐葆光在東渡琉球時，就一心想要澄清以前那些對這條航線及琉球的地理、歷史、國情等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為了製做各種圖錄，他還特意帶來了一位中國專家。他一到琉球王城所在地首里，就立即着手研究王府所藏的文獻資料，並經常與前面介紹過的程順則和比程小20多歲的蔡溫①一起討論問題。蔡溫是位僅次於程的年輕學者，也是整個琉球王國時代的最著名的地理學家。

　　徐葆光先後用了8個多月的時間研究琉球情況。《中山傳信錄》就是這樣寫成的，所以他的記述可信度極高，出版後不久便傳入日本，並出現了日文版本。並且，這本書和前面提到的《琉球國志略》成為日本人在當時至1867年前了解關於琉球情況的最主要來源。書中引用程順則的《指南廣義》，說明了福州至那霸的航線。這條航線與以往冊封使的航線相同，都是出福州，向雞籠頭，經花瓶、彭佳、釣魚各島的北側，從赤尾嶼至姑米山（久米島）。

　　但徐葆光給姑米山註上了“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幾個字。

　　對於這個註解，以前討論釣魚島問題的台灣學者和日本的奧原敏雄等都認為是《指南廣義》的作者程順則本人所注。但我看到的《指南廣義》的原著上，沒有這樣的註解。我認為它是引用者徐葆光所注。對這個問題的考證姑且不論②，但註解不管是程順則所注，還是徐葆光後加上的，實質上都是一樣的。因為徐在琉球逗留期間不必說，就是在他回國後也不斷地與程交換意見．

　　才寫出了《中山傳信錄》。甚至可以說這部書是倆人共同寫成的。

　　如果徐葆光將久米島寫成琉球的“西南方界”，那就不正確了。八重山群島的與那國島位於琉球列島的最西端，而且那裡比久米島更靠南。所以正確的琉球的西南邊界應該在八重山群島。《中山傳信錄》的作者也是知道這一點的，他把八重山群島明確地說明為“此乃琉球極西南屬界也”。他既然知道卻仍然給久米島註上“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的註解，說明這個“鎮”字有着重要的意義。

　　所謂的“鎮”，指的是鎮護國境、村界的鎮，“鎮守”的鎮。

　　從中國的福州，經釣魚群島進入琉球領地必經久米島。該島是鎮護硫球國境的島嶼，所以說明上用了“界上鎮山”幾個宇。又因為這裡位於以沖繩本島為中心的琉球列島的西南方，故寫為“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單純從地理上看，八重山群島位於全琉球的最西南，所以把它用“此乃琉球極西南屬界也”和久米島區分開來。總之，中國人徐葆光（或琉球人程順則）用“西南方界上鎮山”的註解，說明了久米島是往來中國與琉球時的國境。這個“界”的另一方是中國，與郭汝霖的“赤嶼乃界琉球地方山也”的“界”是同一意思。

　　第五章　日本的先知者也明確記載了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上述幾章，我只是通過明朝的陳侃、郭汝霖、胡宗憲及清朝的汪楫、徐葆光、周煌、齊鯤的著作等中國方面的文獻進行了考證，得知至少從16世紀以來，中國方面就清楚地記載着，中國與琉球的國境在赤尾嶼與久米島之間。釣魚群島不是琉球的領土，也不是無主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我們再通過日本方面的文獻資料進行印證，會更加清楚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所謂的日方文獻資料就是前面提到過的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中的附圖。

　　《三國通覽圖說》——以下文中簡稱《圖說》——和5頁附圖，是1785年（天明5年）“秋東都須原屋市兵衛梓”最先出版的。我在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看到過一本，那個“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島之圖”畫在一張寬54.8厘米、長78.3厘米的紙上。圖中央題有“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島之圖”，左下方有一行“仙台林子平圖”的署名小字。這張地圖是彩色印刷的。東北角是日本鹿兒島灣附近至其南方的“吐葛喇”列島，被塗為灰綠色；自“奇界”（鬼界）島向南，奄美大島、沖繩本島至宮古、八重山群島的原琉球王國的領地①被塗成了淺灰色；西面的山東省至廣東省的中國本土塗上了淡紅色；另外，台灣及“澎湖三十六島”被塗成了黃色②。圖上還印有從福建省的福州到沖繩本島的那霸的南北兩條航線。南航線上由西向東排列着花瓶嶼、彭佳山、釣魚臺、黃尾山、赤尾山。這些島嶼都徐上了與中國本土一樣的淡紅色。北航線上各個島嶼就更不用說，顏色也和中國本土的一樣。

　　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出林子平是把釣魚群島看作中國領土的，這是一目了然，毫無疑問的。圖與文章不同，它沒有牽強附會進行解釋的餘地。《圖說》的附圖中還有一張叫作“三國通覽輿地路程全圖”，是“為觀察朝鮮、琉球、蝦夷並樺太、堪察加、臘虎島等數國接壤形勢的小圖”。它是以日本為中心，北至堪察加，南至小笠原，西至中國，範圍很廣的地圖，可稱得上是東亞全圖。

　　在這樣的一張地圖上，居然清楚地畫有釣魚群島這個芝麻大小的島嶼——許多比它大得多的島嶼卻沒畫上，並被塗上了與中國本土相同的顏色。對林子平的《圖說》來講，明確各國的範圍及邊界是至關重要的，所以釣魚群島可能就成了不能省略的了。

　　林子平在序文里寫道：“此數國之圖小生不敢杜撰……，琉球原有《中山傳信錄》為證”，可見他的琉球圖是根據《中山傳信錄》裡的地圖繪製的。然而，他不是囫圇吞棗地、毫無分辨地接受《中山傳信錄》的觀點。林子平研究了《中山傳信錄》及當時日本人研究琉球的權威著作——新井白石所作的《琉球國事略》等，同時加上了自己的見解，才寫出了《圖說》並繪製了地圖。

　　《中山傳信錄》中的圖沒有按國分色，而林子平卻用色彩把它們分開了。

　　對此，琉球政府的聲明說：“《中山傳信錄》中記載三十六島之外不是硫球領土。所以，林子平就把在此之外的釣魚群島機械他用色彩區別開來，把它當做了中國領土。這種資料沒有價值。”面對這樣的託辭實在讓人哭笑不得，林子平決不是“機械地”區分，這在圖上一看便知。他把十分明確的中國領土台灣、澎湖塗成了與中國本土不同的顏色，而把釣魚群島塗上了與中國本土相同的色彩。由此看來，他並不是將三十六島以外的所有島嶼都塗成了與中國本土相同的顏色。林子平認真研究了《中山傳信錄》，並根據上面的久米島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的說法——這句話與我在前一章里的解釋相同，認為這裡就是中國與琉球的分界點，對在此之前的釣魚群島是中國領土一事深情不疑，並特意用不同的色彩明確地加以區別。

　　實際上，《中山傳信錄》中對姑米島的註解，與郭汝霖、陳侃使記的記述相同，久米島以東是琉球的領土，而西面的各個島嶼是中國領土。用漢語方式表達也是極其自然的。

　　我在《歷史學研究》2月號上寫釣魚島的沿革時，尚未見到1785年（天明5年）版的《三國通覽圖說》及附圖，那時我用的是1944年東京生活社出版的《林子平全集》第二卷版本，其附圖沒有按國家用色彩分開。所以我只能指出在林子平的地圖上釣魚群島和琉球是有區別的。現在一看原版，這不是將中國領土部分用色彩清清楚楚地標出來了嗎?

　　不僅如此，京都大學附屆圖書館的谷村文庫里，還有兩種“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的江戶時代彩色抄本。上面雖然沒有寫着是抄自“林子平圖”或“《三國通覽圖說》附圖”，但一看便知是抄自林子平的。其中一種圖（暫稱為甲圖），將《圖說》的5張附圖放在了一組圖中，被臨摹在結實的日本紙上，筆跡出自同一人之手。那5張附圖是蝦夷、琉球、朝鮮、小笠原各圖及前面提到的“觀察數國接壤形勢的小因”。抄本把琉球塗成了茶紅色，中國本土及釣魚群島等為淡茶色，日本為深綠色，台灣、澎湖被塗成了黃色。

　　另外一種圖（暫稱為乙圖），琉球為黃色，中國本土和釣魚群島為淡紅色，台灣為灰色，而日本被塗上了綠色。

　　另外，在谷村文庫中有三種《三國通覽圖說》附圖的“朝鮮八道之圖”抄本。其中的一種是和琉球甲因為一組的。另一種紙質與琉球乙圖的一樣，筆跡似乎也出自同一人之手，並且琉球圖和這張朝鮮八道圖上都印有可能是原收藏者的相同的朱印。剩下的一種是原版的精細臨摹品。據推測一定還有與它一組的琉球圖的其他抄本。如果是這樣的話，除原版之外，《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5頁一組的抄本至少應該有三種。

　　京都大學國史研究室還有一種“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的江戶時代的彩色抄本。

　　眾所周知，林子平因編寫出版《三國通覽圖說》及《海國兵談》，受到了幕府的處罰，這些版本也被沒收了。林子平是日本近代民族意識的先驅者。他認為，仔細了解日本周邊的地理，對日本的國防來說迫切需要，這些緊要的知識不能只掌握在少數幕府的達官貴人或武士階層手裡，而應“無貴賤、無文（官）武（官）”，普及到“本邦之人”——整個日本民族，這是關繫到日本防衛的大問題。因此，他出版了《圖說》這部書，為了使人能對不同國家的位置關係一目了然，附圖還採用了彩色印刷。

　　一代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向日本人民宣傳日本防衛意識的，他們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觸怒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者。然而，林子平代表着日本人民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支持。他的《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圖說》雖然被禁止出售發行，但人們還是爭相傳看，流傳甚廣。

　　《三國通覽圖說》早在1832年就被德國的東洋學者哈因利士·庫拉普勞托譯成了法文，在西歐發行；附圖也用同原版一樣的彩色印刷。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在國際上受到何等的重視，連西歐人也知道釣魚群島是中國領土。

　　林子平是日本民族覺醒的先驅，他認真充分地研究了集當時中國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研究琉球地理成果之大成的徐葆光、新井白石等人的著作，為向日本的所有人宣傳民族防衛意識，嘔心瀝血，撰寫並出版了這部書。這部書頂住了德川封建統治者的鎮壓，在愛國主義知識分子中間廣為流傳，並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就是在這樣一部書的附圖裡，明確地記載着釣魚群島是中國的領土。但是，明治時代的天皇制軍國主義者和它的孝子賢孫現代軍國主義者及其幫凶日本共產黨等，全然無視這部書中的記述，竟然能說出“釣魚群島是無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