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4日延安，毛主席偕夫人江青同志，在延安機場熱烈歡迎美國總統的特使馬歇爾。馬歇爾是當時美國政府中著名的親共人士，他來華的目的就是為了調解國共內戰。
為了遊說和爭取美國支持中共，毛主席和黨中央策劃了一次非常罕有的公關活動，包括在延安為馬歇爾舉行盛大的歡迎晚會，專門為他舉辦文藝歌舞表演，還根據美國人重視男女平等的心裡，對馬歇爾展開溫情細膩的“夫人攻勢”。
事實證明，善用夫人進行外交公關，比較容易感化美國人的心靈，近代歷史上不乏類似記錄。例如，《費正清自傳》中就有這樣肉麻的描述：“（晚會中）周夫人（鄧穎超）穿着長褲，顯得非常簡樸，非常迷人”。如下圖所示的男女雙人照，就是當年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微笑歡迎馬歇爾的歷史剪影：
 原圖鏈接來自互動百科：江青與馬歇爾的合影
在外交公關活動中，毛主席和黨中央還非常重視所有新聞消息，包括流言和傳聞的重要性。例如，當有人打聽消息，問到毛主席是否要訪問俄國的時候，周總理就笑着說：“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國，認為在那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據《馬歇爾傳》）
毫無疑問，隨後的歷史證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這次公關活動是非常成功的，而且這次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因此而完全改寫了當時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局勢。
正是這次成功的公關，不僅徹底打消了美國人對於「中共是否蘇共」的懷疑，還使得美國的馬歇爾特使確信中共是「追求美國之自由民主」的黨派。
馬歇爾離開延安返回美國之後，美國政府以往對華的模糊政策就開始清晰並轉變，從以前表面支持國民黨政府暗中平等對待中國共產黨，變成為在外交政策和援助措施上處處節制國民黨政府，甚至公開讚揚和維護中國共產黨。
馬歇爾甚至還曾經向蔣介石提議：「以全副美械裝備十師之共軍」。蔣介石因此在其日記中，這樣心有不平地描寫馬歇爾道：「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惟『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
 
國民黨軍隊同侵華日軍浴血苦戰八年，元氣本來已經大傷，而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則躲在華北後方養精蓄銳，人員不斷壯大。日本投降之後，在蘇俄紅軍的公然袒護之下，中共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反對，命令林彪乘坐一架美國運輸機，徑自率十萬共軍直奔東北，擅自接收日本關東軍的所有裝備和戰略要地，並直接收編了百萬之眾的經日本關東軍精心訓練的原滿洲國武裝人員，僅直接編入共軍四野的滿洲帝國陸軍就達15萬人之眾。如包括後來編入解放軍的滿洲帝國空軍和海軍及其骨幹日籍軍官，那麼按當時的戰鬥力而言，滿洲國偽軍可謂是亞洲僅次於日軍的第二大軍事力量。可以說，共產黨收編滿洲軍隊之後，總體的軍事力量已經超越國民黨的政府軍隊。
如圖為溥儀身穿海軍大將禮服檢閱滿洲國江上軍：  
1945年國共雙十協議破裂之後，雙方衝突公開化並不斷升級，國民黨政府軍克服後發及受壓於蘇軍的不利因素，突破共產黨地方勢力的封鎖強行運兵，兵分多路挺進東北，平津，華北和山東。至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國民黨政府軍已經擊潰共軍主力，逼得共產黨不得不重回山區農村去打游擊。
內戰初期國民黨政府軍表現神勇，迅速擊潰收編了滿洲國軍力並獲蘇俄強援的共軍： 
在1946年6月之前，國民黨政府軍本來還處於全面攻勢，並在東北戰場上勢如破竹，中國共產黨則面臨幾乎被徹底擊潰的危急之際。正是在此緊急時刻，馬歇爾竟然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下達著名的“六月停戰令”。而且其後，在杜魯門總統支持下，馬歇爾還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國對國民政府實施單方面的武器禁運（按現今世界標準已屬最嚴厲之軍事制裁）。
事實上，武器援助直到1947年11月才恢復，而且當時包括英國在內的歐美盟國，也都加入了針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單方面的全面性軍事制裁。由於國民黨政府受長達一年多的嚴厲的國際性軍事制裁，令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獲得絕處逢生的寶貴機會，經過休整後最終東山再起，並在後來徹底扭轉了東北乃至全中國的戰局。
1946年5月前，國軍東北主力在杜聿明指揮下，經過四平血戰一役之後，徹底擊潰了林彪的精銳部隊，兵臨蘇俄紅軍駐守的哈爾濱城下，嚇得東北共產黨急忙號召“跑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據共史“七七會議”記錄）。而在延安，毛澤東則被胡宗南打得暈頭轉腦狼狽不堪，不得不在陝北山區四處躲藏到處流串。
正是在此共產黨的危機時刻，馬歇爾八上廬山，以美國終止對華租借法案為要挾，逼使蔣介石命令停止追擊林彪。其後歐美列強對中國實施長達一年半之久的單方面全面性軍事制裁，使得林彪和毛澤東的部隊獲得喘息休整的機會，並在蘇俄提供大量資金和裝備的全力援助之下，急速發展壯大。
蔣介石在其《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也坦誠自己當時判斷錯誤，以為共產黨已經被擊敗，他更不忍在抗日戰爭國家元氣大傷之後，再自相殘殺趕盡殺絕。其他國民黨人士，如白崇禧也認為1947年國軍坐失乘勝追擊的戰略良機，是國民黨政府的軍事之首敗。
公元2000年白先勇在當代雜誌發表文章時，談到他父親白崇禧對這段往事的遺憾： 
１９５１年６月，美軍原駐中國指揮官魏德邁將軍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六月停戰令國軍士氣低落，是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而武器禁運和美國對國民政府其他支持的失敗，以及中國和美國的反國民政府各種宣傳都直接造成了士氣低落。陳納德將軍等也支持這種觀點。
蔣介石正在他所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描述了1946年6月6日所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即“六月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 ‘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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