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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際均將軍專訪《當前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嚴峻性》
送交者: Optics 2004年04月13日16:15:13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李際均將軍專訪:當前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嚴峻性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誌記者3月份採訪了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李際均中將(博士生導師、教授)。

記者:近年來,戰略一詞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範圍越來越廣,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您是如何理解戰略的概念的?

李際均:過去通常說的戰略主要是指軍事戰略,而軍事戰略主要講戰爭準備和戰爭實施的理論、原則以及軍事部署和作戰指導等,也就是說側重於軍事力量的準備和軍事力量的運用。現在,戰略的內涵和外延都極大地擴展了,僅僅講軍事戰略,對國家安全是不夠的,有必要建立一種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資源安全、環境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信息安全,甚至石油安全等。其中,石油安全戰略在現代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國家都是由總統直接制定石油安全戰略的。我國十年前已成為石油進口國了。2002年我們進口了7000萬噸石油,其中6000萬噸是從海上運來的。而且,我們的石油儲備期限很短,一旦發生戰事,我們的國際石油供應很可能被卡斷。現在,隨着伊拉克問題的出現,我們建立石油安全戰略就更加緊迫了。只有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下才有各方面具體的措施和部署。

記者:眾所周知,科學技術往往最先用於戰爭領域。進入信息時代後,科技對戰爭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李際均:現在,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信息時代的戰爭。這是一個重大的變革。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總參謀長奧爾加科夫就敏感地意識到並提出了將要發生軍事革命。然而由於經濟力量有限,儘管蘇聯有較強的技術能力,並未付諸實踐,只是進行了若干理論探討。美國發生軍事革命是由技術牽引的。在技術牽引和越戰反思後,美國為了建立它在全球的戰略優勢,在進入90年代以後真正進行了一場信息時代的軍事革命。它在海灣戰爭中初試鋒芒,接着是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現在又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海灣戰爭標誌着新戰爭時代的發軔,它不僅給了美國對外擴張的契機,也使美國從越戰失敗的情緒中緩了過來,使其強化了以武力稱霸天下的信心和決心。輕易動武似乎成了美國軍事戰略的一個走向。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先進的國家在完成了一場軍事革命,軍事技術帶動了整個軍事領域發生質變之後,是其與技術落後國家軍事力量差距最大的時期。如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大國先後完成了工業時代的軍事革命,進行機械化戰爭,並掌握了核武器。那時我軍裝備仍處於手工業和准工業時代的水平,與技術先進國家相比是差距最大的時期。

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就是在這種最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大國的軍事技術處於穩定和漸變期。而我國的國防工業急起直追,陸軍主要兵器與技術先進國家相比甚至只差一至二個型號,並且有了原子彈、彈道導彈、核潛艇。這是我國與技術先進國家軍事技術力量差距最小的時期。80年代以後,超級大國又開始了一場以信息戰加精確制導武器為主要內容的新軍事革命,進一步拉開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可以預見,今後10-20年是發展中國家追趕軍事革命、力求縮小差距的時期。下一次軍事技術發生新的質變,將可能是激光武器、納米武器和病毒、基因武器登場,加上已有的大量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如果不防患於未然,進行有效干預、制止和銷毀,將使戰爭和人類命運都走到最後界限。所以就世界範圍講,對科技發達國家的軍事技術革命進行控制勢在必行。科索沃戰爭的經驗教訓表明,只有打破高技術武器的壟斷,才能對付高技術戰爭。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場挑戰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加快國防科研步伐,努力發展自己的高技術兵器。

記者:有人講,科索沃戰爭是信息時代的一場所謂“不接觸戰爭”或“零傷亡戰爭”,您怎麼看?

李際均:信息不能解決戰爭,它只是偵察和傳輸手段,真正解決還要派兵占領。從科索沃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看,美軍的所謂不接觸作戰的實質不是消滅對方軍隊的有生力量,而是破壞對方的生存能力。如科索沃戰爭,美國對南聯盟狂轟濫炸70天,出動3.8萬架次飛機,投放炸彈2.3萬顆,其中精確制導武器占35%,破壞了南聯盟經濟的50%,以動搖其抵抗決心,而南聯盟的軍隊才損失了1%(僅損毀14輛坦克、18輛裝甲車、20門炮)。所以,所謂“不接觸戰爭”打的就是電力、交通、能源、通信乃至工廠、醫院等民用目標。嚴格地講這是違反戰爭法的,也是不道德的。所以說,“不接觸戰爭”、“零傷亡戰爭”是技術的進步,道德的退步。“零傷亡戰爭”是技術崇拜和技術依賴的產物。在複雜地形條件下作戰,特別是在城市巷戰中,要想“零傷亡”是不可能的,它反映了優勢中脆弱性的一面。這種戰爭中的高期望值必然帶來低承受力的負面影響。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促成了恐怖主義,對此您怎樣評論?

李際均:霸權主義和恐怖主義是“暴力文化”的雙生兒。有些恐怖集團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培養、訓練和利用過的。現在世界上對“邪惡軸心”也是見仁見智,你可以說我是邪惡軸心,我也可以說你是邪惡軸心。美國說兩伊和朝鮮是邪惡軸心,而兩伊和朝鮮則說美國、英國和以色列才是邪惡軸心。但說來說去,戰爭禍患都是人民替政治付出的代價。“9·11”死難者值得同情,但這些死難者究竟為什麼而死,許多人至今也沒有認識到他們的死是為美國的政策和戰略付出的代價。假如美國不實行這樣的政策和戰略,恐怕就不會發生“9·11”事件。

同樣,伊拉克人民也為國家的政策和戰略付出了代價,他們都是無辜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恰恰又是美國的高壓政策維護了像原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權。如果沒有國際上的高壓政策,這些國家也可能實行改革。正因為美國的高壓,不斷打殺,其統治者才可能拒絕改革,拒絕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美國幫助薩達姆鞏固了統治,美國政策的失敗就在這兒。它往往在不了解別國的情況下,替別國下結論,干預別國的事務。這就是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要把美國的價值觀、信念強加給別人,否認文化的多元性。但是每個民族都是其自身偉大傳統的繼承者,怎麼可能把人家固有的文化傳統消滅掉呢?美國定義的反恐戰爭是不受任何制約、想打誰就打誰的戰爭,這種戰爭註定是打不完也打不贏的戰爭,它必將走向自己目標的反面。須知,侵害別國安全的國家,自身是不會安全的。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有句名言:世界不能成為“泛美式”的,未來世界要麼屬於所有的人,要麼它將不再存在。

記者:您認為“9·11”事件對美國的對外戰略有什麼樣的影響?

李際均:一場大的戰爭或一場民族災難,必須經過三個階段的反思才能達到正確的認識,而且只有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導下才能達到正確的認識。否則,就會得出扭曲的理解,進而犯更多的錯誤。這種歷史性反思大體可以表述為情緒化階段、理性化階段、政策化階段。“9·11”事件後,美國至今還未走出情緒化階段,只有少數的人有清醒的認識,向理性化階段過渡。但代表軍火、石油利益集團的政治家、政客們利用甚至煽動美國民眾的情緒,讓情緒化階段繼續保持下去,所以美國距離理性化階段還有很大距離。歷史經驗證明,如果操作不好,就很可能走到歪路上去。在締結凡爾賽條約後,希特勒就利用德國民眾的情緒化階段,發展法西斯主義。二戰後,德國清算戰爭罪行、懲治戰爭罪犯比較徹底,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實比較認真地完成了肅清法西斯殘餘的任務,再加上德國有比較悠久的哲學文化傳統,所以德國在二戰後很快轉入理性化階段,後又進入政策化階段,從而實現了國家統一和歐洲和解。

反觀,日本就遲遲沒有上升到理性化、政策化階段,始終處於情緒化階段,甚至還走回頭路,拒不承認侵略戰爭的歷史罪行。這與日本的民族文化傳統有關。日本的哲學和文化傳統有嚴重缺陷,又加上二戰後美國的包庇,有意放走一批戰犯,利用日本對抗社會主義國家,在朝鮮戰爭中又以日本為後方基地,因此對法西斯清算得極不徹底。特別是日本嘗到了在朝鮮戰爭中作為美國後方基地的甜頭,發展了經濟,增強了國力,所以它還要繼續追隨美國。此外,日本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但由於俄羅斯的軍事裝備年久失修,缺乏經費,所以日本的軍事裝備實際上僅次於美國。“9·11”事件後,日本“借船出海”,乘機修改自衛隊法,向海外派兵,變防禦戰略為進攻戰略,這是個很危險的動向。

記者:您認為,應該如何評價文化對一國戰略的影響?

李際均:世界上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包含着關於戰爭的思想;每一種戰略思想又都與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聯繫。戰略服從和服務於當時的國家政治,但戰略又深刻地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也就是說,戰略的底蘊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戰略思想最終要匯入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歷史中去。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思潮。它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 比如,日本民族有優秀的文化傳統,熱愛自然、虔誠、勤勞、單純、順從、忠實、不信來世,但他們缺乏理論思維,從屬性強,派閥影響重,島國根性,易走極端,對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

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貴族領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統治集團的擴張政策通過御用文化變為社會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學文化傳統,只有比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本身就是一個有缺陷的宗教,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再加上二戰後在美國的包庇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所以日本一直沒有承認自己的侵略罪惡。而一個沒有清洗自己歷史罪惡的國家,對於未來是沒有免疫力的。如果日本對其二戰侵略罪行沒有正確的認識,不能從思想上徹底與侵略的歷史決裂,那麼它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國和世界人民的諒解和尊重,最終也不能成為對世界發展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大國。

又如美國。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號輪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國先驅者具有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們的後繼者又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壓迫甚至滅絕政策,以及蓄奴販奴的罪惡勾當。美國的戰略文化就是建立在這兩種傳統的基礎上的。美國的戰略文化缺少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卻有在不長的歷史時期內,通過幾次戰爭大大擴展版圖,又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把自己的利益和影響擴展到全世界的經歷。美國對自己充滿自信和自負,富於創造性、開拓性和重技術,但同時也富於進攻性、隨意性和重自我。沒有歷史文化包袱,也缺乏嚴肅感,說話可以不算數,可以前後矛盾。美國國會在許多情況下對別國的態度不是基於對別國的了解,而是基於對別國的無知。因而美國經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別國歷史文化的情況下,莽撞地介入別國事務。概括地說,是歷史自卑、文明自負、霸權情結、擴張慣性的綜合症。

記者:您如何認識霸權主義?

李際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世界上總要出現一個國家或民族想成為全世界的主宰或領導者,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獲得成功。它們最終都在這種瘋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從給別的民族帶來災難開始,以自己的民族災難告終。我認為美國已處在霸權主義極度擴張的時期,它快達到自己的力量限度了。絕對霸權必將絕對衰落,是歷史定律,我堅信這一點。

記者:有人認為我國現在面臨的安全環境是歷史上最好的,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李際均:我認為我國目前的安全環境也有嚴峻的一面。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過去我們國力沒有現在這麼強大,但那時有兩大陣營,有蘇美矛盾,我們是在蘇美矛盾的背景下考慮國家安全,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全力對付我們。現在則不同,現在是美國一家獨大。第二,那時蔣介石、蔣經國都主張一個中國,不存在台灣獨立問題。所以解決台灣問題並不迫切,因為它沒有分離出去的危險。現在台灣陳水扁則在搞所謂的“去中國化”。美國口頭上支持一個中國,實質上卻幫助台獨勢力,它給台灣的武器有些是進攻性的,而不僅僅是防禦性的,而且它的對台軍貿實際上帶有軍援的性質。這個問題應引起重視。第三,那時我們面臨着舉國應敵的戰爭,實行縱深作戰,如外敵入侵,我們就把它放進國土縱深內打,那樣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參戰。而現在則是外島作戰、外海作戰、海空作戰,這就制約了人民戰爭威力的發揮。

記者:在現在的世界形勢下,中國面臨怎樣的威脅?

李際均:阿富汗戰爭後,美國在中亞建立了前沿存在,首次出現中美戰略前沿直接面對的態勢。中國的東、西、南三面受到威脅。國外反華勢力支持“台獨”、“東突獨”、“藏獨”,其根本意圖是肢解中國。日本一位高層官員公開露骨地說:“中國必將是一個分裂的國家……我熱切期待着中國的崩潰。”美國一位著名學者寫道:“中國在新疆的麻煩,對美國是一個誘惑……只有當新疆穆斯林分子走武裝鬥爭道路時我們才能利用它。”可以說,肢解中國是列強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夢想,至今陰魂不散。它們認為,只有肢解中國,才能使中國永遠不能崛起,永遠喪失東臨太平洋、西接中亞能源基地的地緣戰略優勢,最後使中國成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中國一旦發生局部地區的分裂動亂,霸權主義國家就可能把“和平演變”轉為“戰爭演變”,採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中國不得不認真準備對付。一旦有事時,必須採取最堅決的行動,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記者:我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軍事戰略?

李際均:我國實行的是防禦性的戰略,這種戰略不僅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而且符合中國現在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戰略利益,即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國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是進攻戰略,而中國則是防禦戰略。我們從來沒有,也不需要把我們的戰略前沿設到別的國家。美國利益的前沿就是其戰略的前沿,哪兒有美國的利益,其戰略前沿就在哪兒。美國把其戰略前沿設在別的國家,對於威脅其利益或美國覺得威脅其利益的,就要進行戰略打擊和干涉。而我們的戰略前沿從來沒有超過中國的自然邊界。

記者:在全球軍備競賽日益激烈,我國安全環境比較嚴峻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保持平衡?

李際均:武器在發展,價格十分昂貴。我們接受前蘇聯的教訓,不能搞軍備競賽。美國搞垮蘇聯除政治瓦解外,還有兩個手段:石油武器和軍備競賽。美國逼蘇聯以每年4%的速度增加軍備,最終拖垮了蘇聯經濟;還誘使蘇聯進口輸油設備,然後操縱歐佩克降低油價,使蘇聯血本無歸,致使蘇聯經濟一下子垮了下來。我們沒有實力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但在國家安全受到這麼大的威脅、國際環境如此險惡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不有重點地發展軍備。要有戰役戰鬥上的“殺手鐧”和戰略上的等效威懾的手段。否則的話,我們的國家安全就得不到根本的保證。

記者: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調子越來越高,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李際均:所謂“中國威脅論”是毫無根據的,倒是有“威脅中國”論。這有幾方面的原因:第一,最根本的是,中國從來沒有擴張的意圖,我們的民族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正如西方一位學者所評論的,中國對自己文明的認識沒有那種侵略性的使命。中國不會,也不可能對別國構成威脅。中國人民從自己的痛苦經歷中,認識到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和尊重別國主權的真切意義。世界上少國家有像中國那樣被列強任意宰割,被迫同外國訂立那麼多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多達180餘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鄭和下西洋時中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但也沒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願望和要求,我們在自身傳統文化中從來也沒有產生過這種觀念。傳統的軍事哲學也為我們確立了一個永遠不變的軍事理念:立國之本在於不超出防禦之外建立和使用軍事力量。

第二,現在對外政策比較確定性的一面就是不擴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國堅持和平外交政策,奉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在國際上率先裁軍百萬,之後又裁軍50萬。中國不侵占別國一寸土地,不在國外設立軍事基地。中國是保衛和平、制止戰爭的重要力量。第三,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有限,中國要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還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保持必要的軍事力量,發展尖端武器,純粹是防禦性的。在世界各國中,歷年來中國的軍費始終處於低水平之列。中國的軍事裝備質量水平甚至低於周邊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人民將維護自己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視為高於一切的民族大義。任何外國,凡是製造或支持分裂中國,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陰謀,就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就是與中國人民為敵。誰敵視中國,誰就會為自己製造13億個敵人,並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

記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一出台就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但“9·11”事件的發生卻似乎印證了這一論點。對此,您有何看法?

李際均:我從一開始就不同意亨廷頓先生的觀點,認為他對全世界進行有害的誤導。冷戰結束後,美國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為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創造者”自居,試圖把一個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多樣化的世界用美國的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然而,誰也沒有給西方大國壟斷人類價值觀念的權力,更沒有授予它們任意給別國下定義的權力。這種服務於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價值取向,理所當然地受到比美國文明要悠久得多的東方文明的抵制。

西方許多國家也不願意採納只符合美國本身利益的觀點和政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區格局的形成和穩定為前提,而地區格局則以地區經濟和文化為重要基礎。世界現存的各種文化都是在長期歷史中形成並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們之間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企圖以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為標準,統一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認識,甚至強迫人家接受,這就是典型的強權政治以及體現強權政治的戰略文化。它必然要與堅持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戰略文化相碰撞。這種碰撞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明與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東方與西方的碰撞。其本質是強權戰略與捍衛主權的碰撞。“文明衝突論”容易把個別事件、局部衝突誤導為世界性的民族與宗教間的衝突,這是十分危險的。就是亨廷頓本人現在也承認以前的論點有缺陷,提出文明的融合了。

記者: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努力去建立和維護一個比較合理的國際秩序?

李際均:歷史告訴我們,要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必須有一個國際戰略控制的理念。首先,要對戰略企圖與戰略邊界進行控制。歷史上的侵略戰爭都是無限擴大自己國家的戰略利益和超越戰略邊界所造成的。利益沒有邊界,但戰略必須有邊界;“反恐”沒有邊界,但主權必須有邊界。否則“全球化”就會成為霸權化;“新戰略概念”就會成為新戰爭動因;“世界新秩序”就會成為世界無秩序;高技術、“零傷亡”的戰爭就會成為強權者對弱小者隨心所欲的殺戮。其次,要對戰爭手段和戰爭規模進行控制,對軍事同盟進行控制,對軍事革命和軍備競賽進行控制,特別是對核擴散與核戰爭進行控制等等。這種戰略控制,是防止人類失去理性和戰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創造文明的力量異化為毀滅文明的力量的自覺與負責的表現。

記者:您能否結合自己的戎馬生活和軍事科學研究,概括性地談一下感想?

李際均:我在《論戰略》一書的序言中曾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慶幸自己是中國人,並且生活在一個動盪的、艱辛的和進行偉大變革的歷史時期。中國復興之路的基石,是無數先烈用生命鋪就的。比起先驅者們壯麗的人生,我們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偉大的生命,我們又是多麼微末。人總會有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閃爍在腦海中的燈火會突然止熄,喧騰在胸中的心潮也會歸於沉寂。但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要使自己的心不被塵封,而努力追求人生的完美,並從中得到歡樂和激情的驅動。無論成功與失敗、順利與挫折、艱險與平淡,作為人生體驗都是財富,當然從挫折和艱險中獲得的智慧更彌足珍貴。一個人保持心靈的純真要靠理想,那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塊淨土和永不熄滅的光明。經過生活的磨礪,最終會獲得認識必然之後的自由,會感受擺脫私慾之後的無所求、也無所懼的輕鬆,會有“不以盛衰易節”的堅定和不唯書、不唯上、不浮躁、不媚俗的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這就是先驅者們用思想和行動留給我們的遺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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