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龍應台先生之《為台灣民主辯護》 ---聽聽一個大陸百姓的民意

對於龍應台先生寫出《為台灣民主辯護》這樣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 料之外。所以說在意料之中，是因為龍應台先生這篇文章符合她一貫的價值理念 ；所以說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為以龍先生這樣的大家，居然在這麼一篇不長的 文章中充滿了硬傷。但是，不論如何，龍應台先生以台灣人的立場，表達出了對 一系列問題的看法，那麼，我作為大陸的一個普通百姓，也不妨談談我和龍先生 的根本認知差異。

（一） （1） 龍先生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 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 創出經濟成果”。

聽完這句話以後，我們立刻如墜霧中，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我們的土地”是指 這塊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說專指台灣，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陸，則 顯示了龍先生對大陸有多麼無知。

中國大陸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的時候，根本談不上什麼工業基礎。整個工業占國 民經濟的比重還不到10%（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國人留下的也未可知）。這 其中紡織業又占了大部分。說是紡織業，也是就紡織產品來說的，而作為生產這 些產品的機械設備基本要靠進口。對於汽車這樣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產品，國民黨 政府沒有給新中國留下哪怕一輛中國自己生產的產品。但是，從1950年的10%到1978年 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達到50%，在這短短的28年時間裡才真正奠定了中國大陸的 工業化基礎，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內的門類基本齊全的工業化產業體系。用發 展經濟學的語言說，就是完成了資本的積累階段開始進入發展階段，因而鄧小平 的改革從宏觀歷史進程看，也具有必然性。這個進程是在新中國的共產黨政府領 導下完成的。儘管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這個 功績是任何人都無法一筆勾銷的。1978年以後，大陸的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 這麼短的時間裡快速發展，最根本的原因是過去的28年裡已經為這樣的改革奠定 了物質基礎。因此，“在我們的土地”上的中國大陸這一部分的工業化基礎，不 是日本人或英國人留下的，而是中國大陸全體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結成的。

（2） 龍應台先生告訴我們：“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着香港人說香港人 ‘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

這似乎又讓我們大陸人感到了一種以訛傳訛。至少這種話我這個還算關注媒體的 人就沒有聽說過。據我對這個問題的了解好象應該是這樣的：就香港實行直接普 選這個最終目標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眾並沒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據 說有六成以上）民眾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實行直接普選的時機上，而不是在 要不要最終實行直接普選上。香港一部分民眾認為到2007年就非要實行直接普選 不可，北京政府認為先不要那麼急，看看實際情況再說。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 團體無限誇大的所謂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對抗。實際的分歧不過如此而已。

據我這個布衣對這個問題的觀察，北京方面對香港過快地實行直接普選的顧慮有 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經濟地位，除了她得天獨厚的地理 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灣、新加坡、韓國那樣具有自己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她 實質上只是一個商業城市，優勢在於高度自由的經濟制度上，而這個自由是以香 港的長期穩定為基礎的。沒有穩定香港就沒有任何前途。

不錯，民意調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眾希望在2007年實行直接普選，但是不也 有四成左右的人並不贊成這麼急於求成嗎？並且在台灣“3.20”大選以後，急於 直接普選的人不是下降到將近五成了嗎？為什麼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 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眾、香港各種社會力量遠未達成 共識的情況下，把各種可能出現的變局考慮清楚，討論清楚，謀定而後動有什麼 不好呢？

對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龍應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義上不僅僅是尋求民 意的簡單多數。如果民主僅僅是整天調查民意或公投（並非說它們不重要），然 後根據這個所謂民意結果制訂政策，那麼，一個國家的民主只需要統計學家就行 了，還要選舉政治家來做什麼？

其二，大陸自身的安全。其實，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團體有着明顯 的國際背景。他們的政治動機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長期最大化，而是反對北京政府 本身。在英國人從來沒有給香港人絲毫政治自由的歲月里，這些從來沒有為香港 人爭取過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團體，在未來的直接普選中，也許“政績可以 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 ”，但是，由於可能善於挑動香港民眾和大陸的利益差異而刻意製造出本來不是 矛盾的矛盾（毛澤東說：有差異就有矛盾），創造出民意從而掌握民意來上台執 政。這種結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給香港本身帶來穩定，反而可能將香港變為顛覆 北京政府的前進基地，從而導致大陸和香港的尖銳對立，使香港處於長期動盪的 態勢。這對於大陸和香港來說都是災難。這才是北京重提“愛香港的人來治香港 ”的含義。台灣的“3.20”大選，恰恰證明了出現這種變局的極大可能性。

龍應台先生或要說，這是大陸不相信香港民眾，那麼，我要說您說得很對。對民 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龍先生當然不會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論基礎就在於人性本 惡，就在於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約束和制衡。我們的確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 眾，因為在他們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可能做出以犧牲大陸的安全 利益為代價的選擇。而且香港相當一部分民眾在自回歸到現在的日子裡，的確未 能表現出應有的、讓我們大陸人信任的政治成熟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香港自身政治體制的選擇，就已經不僅僅是香港民眾自身的事，因為這個問題已 經涉及到大陸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麼，從民主的角度說，香港人在直接普選 的問題上，難道不也應該要將我們大陸人的利益考慮在內嗎？民主的結果就是尋 求妥協點，那種如兒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慮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謂民意 ，其本質只是單邊主義，而與民主無關。如果這種不顧及他人利益的所謂香港民 意要不惜任何代價去實現的話，那麼，作為利益相關的大陸民眾當然也要使自己 的民意能夠實現，其最終結果就不再是雙方形成共識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變成 大陸和香港雙方的力量博弈。

誰能說大陸和香港的模式對台灣沒有借鑑意義？這第二點的分析，完全適合於大 陸和台灣的關係。一個獨立的台灣，嚴重地威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安全利益，因 此，台灣民眾選不選擇獨立，就不僅僅再是台灣2300萬民眾的事情，它更是中國 全體13億民眾的事情。即便是台灣民眾100%地支持陳水扁，100%地支持台灣的獨 立，而硬要將中國全體13億民眾的利益棄置不顧，那麼，就聽聽大陸13億民眾的 民意吧---如果歷史不給我們以和平崛起的機會，我們又何懼一戰！！

（3） 龍應台先生告訴我們：“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 、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 ，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但是，龍先生在這裡恐怕要讓讀過美國歷史的人都感到詫異。我們固然可以說奴 隸制度是引發美國內戰的因素之一，但是卻很難說美國內戰本身是由奴隸制度引 起。

龍應台先生舉出美國內戰這個例子，其本意無非是想說明為了“核心價值”（請 注意，龍先生在這裡將“民主”偷換成了雖然與此有聯繫但決不是同一概念的“ 自由和人權”），人們（暗示台灣人）是不惜一戰的。但是，美國內戰恐怕未必 能夠證明龍應台先生的“民主價值觀”的天然合理性！我們知道，南方參加獨立 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選政府，他們無論如何代表了這些州的絕大多數民意（白人 和黑人的人口之比為8:1），為什麼南方各個州的合法民選代表以壓倒票數決定宣 布脫離聯邦後，會招致北方強加的戰爭？難道龍先生不覺得自己的“民主價值觀 ”在這裡不好解釋嗎？龍應台先生在這裡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何在？答案就在下 面：

自稱天生反對奴隸制度的美國總統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職演講中重申了共 和黨無意於涉蓄奴州的奴隸制度，後來在1862年8月寫給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確 地說：如果接受奴隸制度能夠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聯邦內，那麼他就接受奴隸制度 。而且，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納西等幾個州是蓄奴的，為什麼林肯 沒有為了“自由和人權”這個“核心價值”而“義無返顧”地解放他們呢？這些 都說明在林肯這個美國總統心裡，在這些所謂“核心價值”之上，還有一個更加 值得“義無返顧”為之戰鬥的東西，這就是美國聯邦的整體國家利益！！正如林 肯自己宣稱的：“這場鬥爭的最高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首先是實現自己的價 值觀念。聯邦才是實現價值觀念的載體，載體不存，價值安在？

也和林肯一樣，當我們不再僅僅把眼光局限於台灣這個“小方格”之內，而是將 視野擴展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時候，在珍視台灣地區的“核心價值”之上，也有一 個讓全體具有民族認同感的中國人值得“義無返顧”為之戰鬥的東西，這就是整 個中華民族的利益！

美國內戰！使龍應台先生想要為自己美學化的民主價值在美國歷史上找出一盞膜 拜的聖燈成為了虛妄，但是，卻堅強了大陸人維護中國整體國家利益的固有決心 ！

（二） 龍應台先生認為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加劇了今天台灣民眾的獨立傾向。可是， 在我這個大陸布衣的角度看來，結論恰恰和龍先生相反，這就是今天台灣的獨立 傾向，是大陸的軍事威懾太過弱小了。李敖曾說台灣人“畏威而不懷德”。這是 一個好判斷。實際上，台獨發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陸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 有着雙重的失誤。

基辛格在其名著《選擇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闡明了有效威懾 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夠的打擊力量；（2）具有使用這種力量的堅強意志； （3）務必使對手意識到前面兩點。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陸在應對台海危機時的軍事力量並不占有絕對的優勢，由於存在着美國這個 巨大不確定因素下，實際上大陸方面威懾效能大打折扣。同時，為了爭取台灣的 所謂民意，大陸自1996年以來，又一再軟化了必要時使用軍事力量的決心表達。 大陸政府的失誤在於，他們沒有意識到施德的現實關鍵不僅僅在於要對台灣釋放 出善意，而更在於誰掌握傳播的話語權。沒有傳播的力量，大陸人民方面任何的 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灣傳播資源的台獨當局惡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 來大陸方面爭取台灣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獨力量利用來使台灣民眾相信： 只要台灣人自己堅持要求獨立，大陸也不得不接受，大陸的軍事威脅只不過是虛 張聲勢的恫嚇。從李登輝的“空包彈”到陳水扁的“紙老虎”，幾年下來，台灣 人的現實意識裡面，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真正認為選擇台獨就是選擇戰爭。因此 ，大陸方面的軍事力量這些年來根本未能構成有效威懾。

以上分析表明：大陸的500枚飛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飛彈，大 陸方面在表達使用軍事力量的決心時，受眾的感受就將會完全兩樣，恐怕就再也 不會有人認為這種表達只是恫嚇。因此，大陸方面的如果選擇單純地去爭取台灣 的所謂民心，由於大陸在台灣根本不具備傳播能力，所以這點在技術上雖可以象 “新思維派”所提倡的那樣努力，但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效果。大陸要做的是：首 先致力於軍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後主動掌握軍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於讓台灣 民眾深刻理解我們大陸不得不決一死戰的堅強決心，然後再來釋放我們的善意； 首先致力於讓台灣民眾明白我們大陸的利益也必需同樣得到尊重，然後再尋找雙 方利益的妥協點。如果我們大陸不同時做這正反的兩件事，那麼，我們將什麼也 做不成。

龍應台先生在一篇為台灣民主辯護的文章，順便扯入了大陸的500枚飛彈，在不經 意間就暗中傳遞出了這樣的信息：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懾，就是對台灣民主的威 脅。不可否認，就文字技巧而言龍應台先生的確高明，但是，她在這裡顯然將兩 種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懾是為了遏止台獨而不是要威脅台 灣的民主。或許在龍應台先生的內心裡兩者是合二為一的？，台獨就是她追求的 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為了台獨？不得而知。但是，反過來的邏輯也是成立的 ，大陸人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對台獨也同樣是民意的表達，同樣有13億 人的多數民意作為基礎。這樣的民意我們大陸人同樣要求我們的政府能夠為我們 實現！否則，大陸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將受到13億民眾的極大質疑！

（三） 龍應台先生告訴我們：大陸方面打壓了台灣的國際空間。

我對“國際空間”的內涵始終感到費解。龍應台先生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國 際空間”才算滿足呢？是“生存空間”嗎？我看不是，難道大陸方面打壓過台灣 的任何正常的國際經濟文化往來，以致台灣的經濟文化不能發展、人民的物質文 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嗎？，難道大陸方面打壓過台灣參加任何一個非主權國家組織 ，以致台灣不能分享國際資源了嗎？我看都沒有吧。

大陸方面對台灣“國際空間”的唯一“打壓”，只不過就是堅決反對台灣以一個 主權國家的身份和另外一個主權國家建立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堅決反對台灣以一 個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罷了。如果大陸方面連 這個也不反對，那豈不是大陸也支持台灣獨立了嗎？那豈不是大陸和台灣在共謀 台獨嗎？哪裡還有什麼台灣問題？何況這些所謂“國際空間”對台灣本身的發展 根本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龍應台先生們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龍應台先生們無非想要告訴了大陸人民或者華人世界這樣的信息：台灣之所以要 台獨就是因為大陸人民反對台獨。但是，我們大陸人的疑問就來了：其一，如果 不是台灣有人先搞台獨，又何來大陸人的反對台獨？其二，如果大陸不反對台獨 ，那台灣豈不是更要台獨了嗎？

好一個立志要在華文世界裡追求文字第一的龍應台先生！！好一個邏輯井然的堅 強理由！！

（四） 龍應台先生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後面” 的台灣民主的歷史階段性，因而告訴全世界的華人，不要苛求還處於初級階段的 台灣民主，“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老實說，我也看到了，也準備“給他一點 默默的溫暖”。

因此，我和龍應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於是否認同民主抽象意義的終極價值，不 在於是否肯定台灣在民主進程中取得的成就，我們的根本分歧在於對民主的現實 認知上。

（1） 靠着國民黨政府從全大陸掠奪去的經濟資源，靠着美國人的援助和市場，靠着東 西方冷戰，當然也靠着台灣人自己抓住了歷史機遇，台灣人富裕了，以產權平等 為核心的經濟制度成熟了，台灣開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但是，即便如 此，民主在台灣還是造成了台灣人的撕裂，以致於有的台灣人在海外只承認自己 是“北台灣人”（是不是北台灣人也要搞一次公投來確定是不是獨立呢？）。但 是，台灣的撕裂還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這只是因為這種撕裂還只是政治意 見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經濟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國這二十多年來的迅速改革，已經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財富迅速向一極積 累，對社會不滿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數量上已經足夠，他們唯一缺乏的只是組織 的力量。因此，如果將台灣走向街頭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國大陸，情況就會由量變 導向質變。因為，這就不再是幾十萬、幾百萬人，而是數以幾億。這麼大規模的 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團體所利用，挑動起社會各階層間由於經濟資源分配所帶 來的最深刻的矛盾，那麼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維持得住社會穩定，那種糾纏中國曆 史幾千年的“革命”就將重現中國大陸。如果這樣，什麼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只是南柯一夢罷了。

在經歷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後，在經歷了原本目的單純最後被政治力量所利 用的“八九風波”以後，大陸上那些真正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指歸的人，不論是其 中右派還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這就是走漸進式演進的道路。正如幾 千年的中國歷史向我們展示的那樣，任何革命只能打斷舊有的延續，而不可能完 成新制度本身的進化。因此，中國大陸必須要同時做好兩件事：一方面以強有力 的政府依靠政策來暫時消弭社會不公所造成的社會動盪的風險，另一方面向憲政 體制漸進而去。如果不同時做好這兩件事，我們可能什麼事也不能做。我們也清 楚的知道，大陸的憲政體制，即便是要演進到台灣目前的程度，也有相當的歲月 需要等待。但是，從幼年到成年我們必須耐心等待。

然而，對台灣民主進程具有歷史感的龍應台先生，對大陸的制度演進同樣具有的 歷史階段性突然視而不見了，她在對大陸當今的政治體制毫無研究的情況下，卻 將大陸上述制度演進必須經歷的歷史階段一味斥責為“極權”。

（2） 龍應台先生將替台灣的民主辯護和替陳水扁的辯護巧妙地“綁架”在了一起。她 實際上將台灣民主在宏觀歷史上的價值與陳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為一談。 她說：“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 正的痛苦來源。”龍應台先生向全世界的華人闡明了這樣的觀點：大陸方面的惡 因造成了陳水扁的惡果。因此，陳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龍應台先生這種一股腦推卸責任的指責，讓我們大陸人感到陣陣反感！龍 先生讓我們看到的不是盡力尋找問題實質的文人良心，而是一種發達地區的人們 從骨子裡透露出的傲慢偏見！

龍應台先生根本不懂台灣問題的實質！她根本不懂台灣問題涉及的不僅僅只有台 灣的利益，也有大陸的利益。台灣民眾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陸人民的利 益也有實現的權力。因此，龍應台先生也就並不真懂民主的涵義。她不明白，在 一個雙方利益交錯的問題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顧自己利益的完全實現---不論以民 主的形式還是用專制的手段---都是一種單邊主義；她不明白，個體與個體之間的 民主原則在群體與群體之間是同樣適用的---如果一個群體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 選擇涉及了另外一個群體的利益，那麼，另一個群體就天然成為了決定這個選擇 的另一方。

可是，我們從龍應台先生哪裡，除了聽到替台獨庸俗的辯護外，沒有發現哪怕是 一個字提到過大陸人民的利益。在這位對當今大陸政治體制基本無知的龍應台先 生的高傲的眼睛裡，大陸除了有“極權”，哪裡還有利益？既然是“極權”哪裡 還有資格維護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陸存在這種普遍民意，那麼不論 實現這種民意的是“極權”還是“民主”，對於我們大陸人都具有了天然合理性 。因此，我同樣要龍應台先生“回頭去研究德國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五） 台灣問題交錯着中國的戰略發展空間、中華民族的尊嚴和責任、歷史的重負、兩 岸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衝突、兩岸民眾的情緒宣泄、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等等因素 。善意必須是雙方的。可是，大陸方面從“一國兩制”，到“一中各表”，再到 “一個中國框架下什麼都可以談”，一路退去，得到的回報是“兩個中國”、“ 一邊一國”，“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等等單邊主義的老調重彈。作為我們大 陸人來說，根本不想從台灣民眾創造的財富中去分享哪怕一絲一毫的利益，我們 只希望有“一個中國”。至於這個中國是聯邦制，邦聯制，為什麼不談判呢？龍 應台先生或許忘了，連“一個中國”這個最起碼的談判基礎都不想給出的，是台 灣當局。對於這些問題，龍應台先生的記憶一向的健忘的。

（六） 歷史是落子無悔的棋局，任何選擇都要自己承受後果。一步走錯，歷史不會給你 重走的機會。因此，龍應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 深和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