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來了，薩斯(SARS)也來了。4月，北京宣布出現幾例又稱非典型肺炎的薩斯病例。

去年的薩斯流行人們記憶猶新，不僅在國內，在海外也引起極大的反響。除了對祖國的關心外，許多人耽心夏天回國的計劃又要取消，一時人心惶惶。

北京馬上採取措施，啟動薩斯應急機制。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確認這幾例薩斯是實驗室感染所致，迅速對有關人員進行了隔離。幾天下來，未見新病例出現，這次薩斯似乎是一場虛驚。

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在過去的幾周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究竟是什麼原因？

一、百年

北京宣武區有個地名叫菜市口，本是地處宣武門外鬧市的丁字路口，近年道路擴寬成了十字路口。人們不管去沒去過多少都聽說過菜市口，因為該地是前清的刑場。其實除了殺人外，菜市口是前清時外地來京人員的主要居住地。清初實行“滿漢分居”、“旗民分治”的政策，造成漢人主要居住在城南，各省進京趕考的舉人也不得居住在宣武門以外的地方，宣武門成為漢族人的居住中心。鐵路開通之前，外省人士進京主要有兩條路：京杭運河沿線諸省人士經運河，過通州進京；京漢路沿線、西部諸省人士過盧溝橋，由廣安門進京，後者占外地進京人員的七八成。進了廣安門，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棧會館雲集，商鋪茶樓林立。

一百多年前那個變革動盪的年代，菜市口在歷史上贏得了名氣。戊戌變法的主將就居住在菜市口周圍，米市胡同43號是康有為居住的南海會館，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41號是譚嗣同居住的瀏陽會館。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莽蒼蒼齋”被捕。四天后，譚嗣同與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行刑。

湖南人引以為榮的譚嗣同實際上不是生在湖南，按今天的算法，他應該算北京人，就出生在菜市口附近的爛漫胡同。歷史的宿命讓譚嗣同生於菜市口、成名於菜市口、就義於菜市口，菜市口也因為譚嗣同而名留千古。

一百零六年前，譚嗣同在菜市口的刑場上高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隨後往路南的南海會館望了“去留肝膽兩崑崙”的一眼，這一望就是百年。

百年，彈指一揮間。

2004年4月23日，菜市口又成了舉世矚目的地方。菜市口東南的迎新街100號被宣布為薩斯隔離區。

在迎新街100號里的是一個國家級研究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簡稱病毒所。病毒所是中國病毒研究的最高科研機構，同時承擔病毒病預防控制任務，在去年薩斯流行時，病毒所暴光率極高。

根據流行病學資料，北京最近出現的幾例薩斯病例源於病毒所的實驗室感染。衛生部和北京市按非典應急機制，對病毒所實現隔離處理。與病人密切接觸的二十幾人在隔離區內，餘下的全所職工被緊急召回所里，塞進幾輛大轎車運到郊區昌平進行隔離。

歷史有太多的巧合，病毒所在文革中也曾遷出城區，去的地方正是昌平縣。

病毒所實驗室薩斯病毒感染是繼新加坡、台灣後的第三起，是因為薩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威險性？還是有什麼隱情？

二、千年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 使這座位於菜市口南邊南橫街的古寺開始有了名氣。其實懂一點北京歷史的都知道，始建於唐朝太宗年間的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寺。一般人認為的郊區門頭溝的潭拓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所謂“先有潭拓寺，後有北京城”，但那是指現存的。

太宗皇帝親征高麗，為悼念此次征戰中陣亡的將士，於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下詔，在幽州城（今北京）東南隅興修一座寺廟，歷經五十一年，於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成，賜名憫忠寺。後來屢次改名重建。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始稱法源寺。

座落在居民區的法源寺長期以來就象一個生長在深山的奇花，無人能識，卻也保住了純潔和安逸。十幾年前，總愛在如日正午的時候，穿過煩躁喧譁的南橫街，來到法源寺，在那幾顆丁香下面享受鬧市中難得的寧靜。

可惜這鬧市中的桃園還是躲不過瀰漫在中國大地的浮躁，擴寬的南橫街使法源寺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多了幾分浮躁。浮躁在南橫街上飄動，飄到了迎新街拐角的一座五層的樓里。

2004年3月1日，樓里的一間P3實驗室里，在病毒所進修的安徽醫科大學26歲的女研究生宋同學輕輕地打開裝有薩斯病毒細胞培養的試劑瓶的蓋子。在P3實驗室里，類似的瓶子每天被開啟了許多次，這一次同以往一樣沒有什麼異常。

一個多月以後，4月7日，南橫街南部的健宮醫院20歲的李護士因發熱、咳嗽、呼吸等住院，X光篇顯示肺炎。一周后病情惡化轉入人民醫院，診斷為重症肺炎。又過了一周發熱隔離病房，次日診斷為非典疑似病例。

跟蹤李護士看護的病人，發現一位安徽來京的女研究生症狀可疑，此時又發現一例可疑病例為31歲的楊姓男子，這位男病人同安徽的女研究生曾同時在病毒所形態室工作，於是所有的線索指向病毒所。進一步調查發現，宋同學發燒後多次乘火車往返與北京與合肥之間，而且在她生病期間照顧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一時間北京安徽兩天謠言四起，人心浮動。

經過去年薩斯衝擊的中央和北京市迅速採取行動，於是有了對病毒所的隔離。病毒所的工作人員包括在外出差開會的一律隔離，對與病毒所人員接觸過的人員包括外賓也進行跟蹤，局勢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現在看來，從李護士發病到診斷之所以花費了兩周時間，是因為宋同學感染的是實驗室傳了很多代的毒株，其感染性已經很低了，感染後到發病時間長，而且病情與以往的非典型肺炎不同，同時也不嚴重。新病例出現的原因是對病人周圍人員進行追查的結果，其實這些人早就感染上了，只是因為潛伏期長或者病情不明顯不為注意罷了。據分析，宋同學的母親的死因是心肌炎，與薩斯關係不大。

傳染鏈搞明白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氣，值得耽心的是同宋同學一起做火車的人，如果染上薩斯，會不會造成一定範圍的流行？

究竟是不是這樣傳播的？今年春夏還會不會發生大規模流行？這些都不是我想討論的，下面討論的是為什麼會發生實驗室感染。

三、一年

歷史有時候是會開一些玩笑的。

在病毒所內感染的進修研究生和博士後所工作的科室稱為形態室，內部習慣叫電鏡室，長期擔任形態室主任的就是去年薩斯中因斷定衣原體為薩斯病源而名揚天下的洪院士。是福是禍？洪院士和薩斯的緣分是躲也躲不掉。

前幾個月曾經寫了一篇“竇娥冤” ，曲里拐彎地為張文康喊了幾句冤枉，頗挨了幾塊重的。去年薩斯的流行，有中央和地方官員的失職、有體制的弊病，其實從根上來說是典型的書生誤國。

張部長所以能胸有成竹地打保票，一個主要原因是他有疾病控制中心的背書：衣原體是SARS致病源的保證。這個背書是如何拿到的？

曾同張文康打過幾次交道，他本人絕不象眾人所說的那樣昏庸，國家衛生部長也絕不是昏庸的官僚可以做得穩的。即便張先生真的不管百姓死活，衛生部的疾病控制系統也不會一點作用都不發揮。上有主管防疫的副部長，主辦的有疾病控制司，下面有設在疾控中心的疾病監測中心，一天24小時的疫情監測系統，疾控中心領導輪流值班，重大疫情馬上上報衛生部，甚至國務院，聽取疫情通報的有時甚至是副總理。

衛生部對急病疑難疫情從來不敢掉以輕心，不消說是首發於廣東這個經濟發達地區的薩斯，即使是偏僻村落出現的原因不明的疾病，疾控中心也要派專家下現場、找病因、寫報告。中國的疾病監測系統，應該說是基本健全的。當薩斯初發時，情況很快反應到衛生部，中央的專家立刻趕到廣東，時間是2003年11月，離廣東薩斯大規模流行尚有三個月，不該白白丟掉的三個月。

從科學的角度分析，新出現的致病原絕大多數是病毒，國內每次發生不明原因的疫情，首先考慮的也是病毒，病毒所的專家理所當然地來到了廣東。從11月到春節，病毒所的專家前前後後飛了十幾趟廣州，病人樣品也拿到了，經病毒所首席科學家洪院士的電鏡分析，認定是衣原體造成的非典型肺炎。

病因找到，皆大歡喜，衣原體可以用抗菌素治療。疾控中心的領導趕在兩會之前向上匯報，開記者招待會。病毒所的領導準備材料，打算申報衛生部國家級成果：發現衣原體是非典型肺炎的禍首從而控制了該病的傳播。

之後的事情不用多說，在國際上已經分離出SARS病毒時，疾控中心和病毒所依舊鐵嘴鋼牙維護洪院士的結論。這才有胡錦濤以一國之尊，同溫家寶一起赤膊上陣，全國上下各級官員立下軍令狀，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將薩斯控制住。

成了千夫所指的張文康自然一肚子怨氣，他的怨氣是有道理的。相信科學是近年來中國政府政策上的一項轉變，在薩斯的問題上，張文康並沒有什麼行政命令、長官意識問題，完完全全聽從專家意見。後來是有些不同意見，但站在張文康的角度上，當然應當聽從作為國家病毒學研究最權威機構的專家的意見。

事後諸葛亮們理由一大堆，當初報的衣原體是專家們而不是洪院士個人的意見。洪院士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可當時贊同的、沒表態的是不是也有責任？回過頭來都說是常識，可是當時有一個站出來了嘛？如下所述，病毒所不是一言堂，相反地病毒所科研方面的言論非常自由，但是並沒有哪個專家質疑洪院士的結論，因為他們太忙了，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沒功夫做下來認真研究洪院士的實驗結果，因為在他們眼裡這件事太平常了，有比這重要十倍百倍的事情等着他們去做，至於是什麼事情且容下文分解。

放下這些忙忙碌碌的科學家們不提，被罵成是七十多歲老眼昏花的洪院士也有苦衷。中國的兩院院士的資格經薩斯風波又一次受到疑問，但是平心而論，同其他工程院院士相比，洪院士的資格絕對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按他的標準去評院士，至少一半以上的院士不合格。因為洪院士是唯一的一位發現人類病毒的中國科學家，而且完完全全是自力更生的。雖然有搶成果的說法，但成人腹瀉病毒的確是由洪院士發現並進行形態鑑定的。除此之外，他還進行了出血熱病毒的形態鑑定，是國際上公認的病毒形態專家。

洪院士和病毒所領導的辯解是：一、為了搶成果(當然也因為洪院士有先例) ，廣東方面合作態度很不積極，以至三個月中十來趟廣東之行始終拿不到合適的樣本。從病人身上取下來雞蛋大小的樣品，到了他的手上只有黃豆大小，而且可能還用水煮過。二、當時告訴疾控中心領導，衣原體的結論只有80%的把握，希望等兩天。可是疾控中心的李主任當天下午就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公布了。

疾病控制中心的李大主任也有苦衷，發病三個月了，結論始終拿不出來，上面催得緊。特別是兩會就要召開，不拿出點成績，他無法在人大上再進層樓，換個副部的烏紗。李主任也是公共衛生的博士，知道科學沒有百分之百的事，80%已經把握不小了，值得冒險了。既然話說出去了，李主任人大上頻頻發言，給了張部長一個毋庸質疑的背書。

這個背書害了張文康、冤了孟學農，耗費了多少國力。秋後算帳，李先生升官的夢滅了，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位子也風雨飄搖，幾經周折最終靠夫人的努力而保住，畢竟他的位子沒有多少人敢坐。病毒所領導也因為拿出這樣那樣的理由藉口而安然無恙，專家們依然做着他們認為應當做的事。

可憐那些無辜的薩斯的冤魂。

巧合得如同小說情節，一年以後，洪院士的研究生和博士後在實驗室由於自身原因感染並傳播了薩斯，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洪院士和他的接班人，連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的領導這次是在劫難逃。

每個人都要為他所做過的事負責，哪怕良心已經被狗吃了，舉頭三尺依然有看得見記得住的神明。今年3月1日宋同學開培養瓶的手，也許就是上天為薩斯冤魂申冤的正義之手。

四、十五年

墨索里尼總是有理，病毒所的墨索里尼又開始說做病毒實驗感染是難免的，一副為國捐軀的架勢。可是全國多少人在干薩斯研究？其中有幾個比得上病毒所的條件？為什麼感染單單發生在自認為P3實驗室在國內無出其左，在國際上也是一流的病毒所里？

還是那句被用爛了的老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6年3月，一批科學家上書鄧小平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我國高技術。鄧小平批示，於是863項目上馬，生物領域的辦公室就設在病毒所。

當時的病毒所在科研上的確是國內同行中的翹楚。在朱既明等老科學家的帶領下，病毒所對國際先進水平跟蹤極快，在艾滋病、肝炎、基因工程干擾素等領域牢牢占據國內領先地位，在鼻咽癌早期診斷上更是世界先進水平。除了眼光敏銳外，病毒所在體制改革上也先行一步，切切實實實現主任負責制。各科室主任有人事權、獎金發放權，同時科研經費除了國家政策需要扶持的科室外一律自行解決。所里室主任是實權人物，所長只起協調作用，副所長完全是擺設，至於黨委書記，除了周六的政治學習、管管團委工會外沒有一點發言權，徹底實行內行管理，專家說了算。

所里各科室的帶頭人正當年，可以說人才濟濟。後勤完全為科研服務，當時全所二百人，從事科研的一百五十人。科研人員素質很高，在學校是遇到好幾個從病毒所調來的技術員，業務水平是學校里技術員遠遠比不上的，在研究生的培養上也十分重視，研究生的素質很高，病毒所的整體科研水平在當時只有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可比，而且病毒所在進行科研的同時還承擔了國家病毒性疾病的預防控制工作，科研人員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現場上。在這種情況下達到如此的水平確屬不易。

863項目第一次招標，病毒所一共拿了上千萬圓，超過了醫科院的總和。863生物領域的辦公室設在病毒所是理所當然的。

十五年後，病毒所已經不是當初的病毒所。

863項目對病毒所來說是成者蕭何敗者蕭何，863項目給病毒所大部分科室帶來了用不完的科研經費，也改變了病毒所的結構。一方面造成了各科室兩極分化，另一方面造成編制膨脹，因為863辦公室的緣故，職工人數很快達到三百人，這些新進來的這樣那樣的關係既進不了科室，也不能幹863辦公室，只能充實在後勤。項目管理工作只能從科室抽人，沒幾年，非科研人員的數目就超過科研人員數目。人手不夠，課題不能不做，只好依靠研究生、代培研究生和進修人員。榮任此次薩斯源頭的宋同學就是一個代培研究生。

代培和進修人員良莠不齊、缺少應有的培訓是一方面，在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下，病毒所研究生的素質每況愈下。90年代初，由於分贓不均狗咬狗，一位博士生一位碩士生和兩位實驗員因倒賣所里科研財產被公安局拘留，審訊過程中，在警察的不算嚴厲的逼問下，該碩士生交待因為導師逼得緊，所以863項目中什麼什麼是他編的，一時傳為笑談。可是到了97年，就有數名研究生因抄襲而不能畢業或拿不到學位，其中最為灑脫的是上文所提洪院士的博士生，因為婚外情太忙，索性直接把國外雜誌上電泳圖複印下來，上面的英文說明都不改，直接放到他畢業論文上。今天所謂863成果，有多少是這麼來的？

學生的問題根在上面，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863的經費使病毒所變質，室主任負責製造成室主任權力膨脹，加上手中成百上千萬的科研經費，以及大量的科研創收提成，使這些科研帶頭人從兢兢業業的科學工作者慢慢轉變成科霸。所里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在科研上原來一直靠朱老先生把關，後來朱先生的話也沒什麼人聽了，朱先生去世以後，這些人就為所欲為。在人事上，工廠工人菜市場賣肉的都成了科研人員，非科研人員越來越多，任人唯親加上武大郎開店。病毒所是各科研所里可能唯一不實行室主任年齡制的單位，在其他研究所大力提拔年輕人的時候，病毒所以承擔863為理由一直由老人擔任主任，原因就是權力無邊室主任負責制。甚至退下來後不提拔有為之人，造成部分科室只有副主任沒有正主任的現象，這些副主任無一不是應聲蟲。

在科研上也是每況愈下，所里年會一年不如一年，人才流失嚴重，科室里全是這樣那樣關係來的中年婦女。科室之間的矛盾一直沒解決，最後發展到所里學術委員會開會成了相互謾罵的場所。病毒所靠國家支持研究出來的科技成果進行創收，所得收入肥了少數人，所有財產大量流失。現任所長上台後發現2000萬所有財產不翼而飛，憤然將前任所長告上法庭，結果不了了之。先由病毒所成立的三元公司轉了幾回手，最後控制在原所長二奶及其家人手裡。二奶何止這一個，頭頭們開會出國帶着甘為二奶的技術員，科室里也由這個那個二奶說了算，國家幾千萬經費最後就養出一堆二奶。

這些所謂的國家專家整天人影不見，開個課題會都找不齊人，出國的出國，開會的開會，辦公司的辦公司。在科研上好高鶩遠，張開閉口國際先進水平，西瓜抱不了芝麻也丟了，都是分子水平，堂堂病毒所在薩斯初發時連病毒培養都沒有人做也幾乎不會做了，這才是為軍科院強了先的原因。有的靠給國外樣本然後掛個名出成果，還有的自稱科研承包商，把錢拿來分別承包給各地的醫學院，他的任務是成果出來了開記者招待會。

是國家虧待了嗎？病毒所有車的、掏幾十萬上百萬買房的有的是，雖然比不上國內富豪或者藥檢部門，但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的待遇始終是不壞的，尤其是學術帶頭人們。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應當承擔國家疫情預防控制工作，可是費力不討好的事誰願意做？年年喊要去醫科院不就是不願意做防疫工作嘛。不就是不願吃苦嘛。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國家用863養士五千日，到頭來養出一堆南郭先生，昂首挺胸下廣東查薩斯疫情的南郭們之中一位南郭女士、毒種室副主任(沒有正主任) 居然是位中專生，靠這些人調查薩斯，能查清楚嗎？

其實這也和國內科研屆整體的浮躁、急功近利、道德淪喪有關，同科研人員不思進取有關，同盲目向西方看齊有關。疾病控制中心的新領導上任後大力提倡西方的大衛生的概念，提出主抓糖尿病、心臟病等預防問題，中國是有二千多萬糖尿病，是要預防為主，但不能不顧或忽略疫情監測。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那位有博士學位也留學加拿大的疾病監測中心主任，在電視上給兩人同乘一輛出租車的北京市民的防薩斯建議是：一人頭向左看，一人頭向右看！

病毒所那位副所長、有名的畢大侃在鳳凰衛視上指出，鍾南山就是一個大夫，言外之意國家不能靠大夫、要靠他們這些專家來抗薩斯。這話沒錯，國家是不應該靠臨床專家而要靠實驗室專家抗薩斯，問題是這幫人靠得住嗎？

這個問題去年已經有了答案，胡錦濤、溫家寶多次下實驗室、看望科研人員，走了不少地方，就是沒有去最應該去的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用實際行動代表政府對這些自以為是的專家們表示了不信任。

薩斯最後發展到要靠一國之尊赤膊上陣，讓這樣那樣別有用心的人拿來做文章，是有官僚機構的問題，是有領導玩忽職守的問題，但主要原因就是這些預防控制專家沒有盡心盡力，沒有盡職，給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

防疫無小事，在抗戰中迎擊日本鬼子細菌戰的中國防疫機構的悲壯，在朝鮮戰爭中抗擊美軍細菌戰的中國防疫研究的自豪，在建國後經歷多少年風風雨雨、在大饑荒、文革中盡心盡職的中國防疫系統的可歌可泣，在薩斯中徹底葬送在一小撮人手裡。

春風吹過大西北的黃土高坡，高坡上埋葬着幾位為預防控制鼠疫、出血熱而捐軀的防疫工作者，他們能夠瞑目能夠安息嘛？

五、四年

亡羊補牢，經過了這麼大教訓的專家們應該有所反省了，一年過去了，國家的經費也撥下來了，實驗室也改建了，結果那？

宋同學接觸病毒是在P3實驗室，正式的名稱是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P3實驗室是採取負壓裝置，所以氣體經過濾後才排放出去，保證有毒物質不排放出去，這樣的裝置對操作人員來說沒有防護效果，所以P3實驗室內還要有超淨工作檯。做病毒培養的即便是自己不怕死也不敢在超淨台外做實驗，因為細胞會被細菌真菌之類的污染。所以宋同學絕不會直接在房間裡做實驗。

宋同學現在躺在安徽的病床上，估計是想不起來那天的事兒了。別人也不得其解，傳了無數代的薩斯病毒感染性已經很低了，又在那種防護之下，除非有極直接的接觸。宋同學不會不知道進P3要戴手套穿無菌服，不會不知道如何滅活病毒結果拿着活薩斯病毒吃飯去了吧？進修的沒受過良好訓練，這麼重要的事兒不應該讓進修的干，問題是不讓進修的干哪裡有人干納？

這小一年中病毒所作了些什麼那？

還用說，拼命研究薩斯。一個病毒所本來科研力量就大不如從前，居然有五六個組同時研究薩斯檢測試劑，互不通氣不說，開起會來主要議題是挨個數落別組試劑的缺陷。不要說象當年那樣集中力量攻關，搞出高質量的試劑，就連過得硬的試劑都沒有。成果上報紙一大堆，各位專家們廣播電視天天露臉，薩斯診斷依然存在問題。之所以這樣，還不是因為搞出試劑可以賣錢。

衛生部下文加強薩斯病人樣品管理，因為去年流行很快結束了，樣品不多了，受命把持樣品的準備吃一輩子，奇貨可居在國際上也是人人求，要不然怎麼隔離時還得追查十幾個外賓。有樣品的就那點本事可是不讓別人碰，沒樣品的看着眼熱也想插一腳，薩斯病人的樣品在所謂的科研黑市上千金難買。當年搞艾滋病，所里也是人人想插手，當時絕對只能一家搞，結果成績出來了，也沒出過任何事故。現在那？百年不遇趕上個有中國特色的，甭管什麼水平都要同薩斯掛鈎，這才有宋同學的事故。這才有另外一個毛骨聳然的說法：宋同學和楊同學在做分子克隆時糊裡糊塗人為地製造了有感染性的薩斯毒株。

你搞我搞他也搞，結果是我不行你也不行，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扯皮中渡過了，你爭我吵結果畢大侃被刺激得精神憂鬱打算從病毒所二樓跳下去、從此待在家裡做得諾貝爾獎的白日夢。

當迎新街上攔上隔離線時，人們才發現原來花大錢不知包給誰的關係戶的P3實驗室改進並沒有如想象的那樣，依舊採取舊的直排方法。才發現病毒所職工及周圍居民高於其他地區的腫瘤發病率。才發現這麼高危的東西居然在居民區，安全措施就是幾把鎖。

北京市和宣武區從80年代起有過多次人民代表提案，要求將病毒所移往郊區。有幾次壓力極大，還是863這個藉口，使病毒所留了下來。二十年內多少人預言過病毒所早晚出事，這次的事究竟有多大？

兩級領導要丟官，病毒所遷到郊區這是疾病控制中心人民議論的，病毒所的人們在昌平的隔離區內也議論這事。其他那？非典應急措施一旦啟動，每天多少花銷？

也不是沒有高興的，去年非典中各地借抗薩斯的名義花錢如流水，沒想到薩斯很快消失，國家審計署又嚴加審查，結果多少發票上不了帳。非典重災區不說，就連山西一偏遠小縣，在去年抗薩斯期間欠下飯店酒樓無數白條，僅僅衛生局買的水果費因非典警報解除而無法入賬的就達四千塊。應急措施啟動，救了他們的命。

更讓中國政府耽心的是，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私下表示如果再連續出現疫情，WHO將不支持2008年北京奧運，其實如果明年北京再出事，四年後誰還敢來？

奧運對中國人來說，早已不是要不要辦的問題，而是任何辦好的問題，是關係國家民族尊嚴的大事。科學家弄虛作假、玩忽職守、道德敗壞在其他領域的後果是局部的，在疾病預防控制上有時候是關係國運的。當然病毒所的情況同整個中國科學屆的現狀是一樣的，這次是病毒所和疾病控制中心，下次也許是別的所別的院別的中心。

為北京下四個春天祈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