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陳水扁的五二○就職臨近，外界對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擔憂也越來越甚。四年前陳水扁當選，大陸實行了所謂的“聽其言，觀其行”的政策。四年過去了，這個政策顯然以失敗告終。這次，誰也不會再沿用這個老政策了。

陳水扁再次當選，並宣布要在2006年公投制憲。在大陸看來，台灣已經走上了獨立的不歸路，公投制憲等於宣布台獨。大陸領導層在台灣問題上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如果不能達到統一的目標，那麼就是台灣不能從中國正式分離出去。

直到今天，大陸高層還是沒有放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理想。但從實際政策效果來看，大陸高層不得不放棄和平解決台灣的打算。因為缺乏制約台灣的有效手段，大陸的和平統一路線正在轉變成為台灣的和平獨立路線。

已經有人批評，認為如果台灣在獨立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十步，那麼至少有三步是由大陸無效的台灣政策推動的。

正因為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大陸對台政策最近已經有了很大幅度的調整，以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即台灣的正式獨立。

這種調整的標誌性舉措就是主動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從前，中國強烈反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認為台灣問題只是中國的內政，無需其他強權特別是美國的干預。但這種堅持不再存在。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包含着很大的合理成分。

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策表現。台灣問題是國際強權較量的產物，早已經是國際化了。不承認這種國際化，只能是自欺欺人。

台灣問題不因國際化而解決

實際上，這次陳水扁最初提出公投制憲以來，國際化策略相當有效。大陸利用這一策略很快為台灣構造了一個“國際鳥籠”，迫使陳水扁不斷修正公投內容。

同時，儘管陳水扁贏了選舉，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也是前所未有的。台灣方面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新贏得國際信任。

不過，台灣問題並不為因為國際化而得到解決。國際化的局限性也很顯然。

可以從兩方面來考量。第一是國際化本身。顯然，用來制約台灣行為的“國際鳥籠”是和美國、日本等國家一同來構造的。這就決定了這種“國際鳥籠”之下的穩定只是一種暫時的穩定。任何一邊一旦發生鬆動，“鳥籠”就不再牢固，台灣很容易衝破這個“鳥籠”而獲得自由。

在統一的問題上，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的利益是相對立的。從地緣政治來看，美、日的最大利益毫無疑問就是台灣的獨立。只有當台灣獨立而帶來的利益遠遠少於保持台海現狀所帶來的利益的情況下，美、日才有意願和中國大陸共同構造制約台灣的“鳥籠”。

第二，就台海兩岸關係本身來說，國際化所帶來的穩定也是暫時的。無論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本身，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想改變台海現狀。或者說，維持台海現狀並非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偏好(preference)，而只是受目前環境制約下的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choice)。

實際上，台灣方面，從李登輝以來，一直在追求獨立。迄今還沒有宣布獨立，只是受環境的制約罷了。與台灣相反，中國大陸方面則在追求統一，至少從主觀意圖來看是這樣。只是因為統一的時機還不成熟，才被迫接受維持現狀這項選擇。但一旦具備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就會很快出現改變現狀的動機和動力。

中國與美日共同利益漸增

正因為目前的台海穩定只是暫時的，國際社會對此的擔憂也越來越顯然。前不久，美國助理國務卿戴利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會上就提出，美國並不反對在兩岸都同意下的情況下，台海改變現狀。

目前，美國在國際事務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中國的合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最大利益就是維持台海現狀。戴利的這番話一方面表明台海穩定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和台灣關係密切的美國也不能保證台海局勢的穩定。

中國大陸方面對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合作的有限性也有很清新的認識。在台灣的獨立路線明顯化以後，越來越多的人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已經不抱任何幻想，用武力來解決問題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武力解決固然是一個選擇，但以理性來論，戰爭並非唯一的選擇。當台獨路線明顯化的時候，也有一些因素在延遲戰爭的到來，甚至阻止戰爭的發生。

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國本身的快速發展。中國能夠和美國合作為台灣構造一個“國際鳥籠”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如果中國沒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對國際社會的相關性就小，甚至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暫時的“國際鳥籠”也難以構造。

隨着中國經濟的繼續成長，中國和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日本的共同利益也會越來越大。這種共同利益越大，美國、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作為就會受到更多的制約。

在台灣方面，既然知道獨立和戰爭是同義語，那麼，就要考量戰爭對台灣意味着什麼了。民進黨成為真正的執政黨後，有可能傾向於保守，就不能置台灣的國際環境於不顧。很難想像陳水扁或者以後的民進黨領導人會放棄台獨的理想，但只要中國大陸能夠給與台灣一個有效的制約環境，台獨的理想可能只是一個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