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問題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這裡，筆者就幾個涉台的相關問題，談談自己的觀點。 關於“底線”問題

　　一些媒體以及部分學術刊物，在談及台灣問題時，往往會以“底線”一詞，用來表示大陸一方能夠忍讓或接受的最後條件，這些媒體的初衷無疑是好的，是想表示大陸方面維護祖國統一的堅強決心。但如果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底線”一說，弊遠大於利。

　　首先，預設“底線”，會減少大陸方面政策的靈活性，並給“台獨”勢力以漸進式“台獨”的空間。“底線”是一方能夠接受的最壞情況，底線之前是“和”，底線之後是“戰”，沒有其它的選擇。但事實上，現狀距離“底線”(這裡暫且認為“正式的、公開的台灣獨立”就是底線)之間，還有大片的中間區域，有“底線”之後，當“台獨”勢力在中間區域上推進又尚未突破“底線”時，“戰”，顯得過早；“和”，又顯得無奈。和戰之間，缺乏其它遏制“台獨”勢力推進的有效手段。有人提出此時使用各種威懾手段遏制“台獨”勢力，但是在對方確認你並未認真進行戰爭準備時(真正的戰爭準備規模是很大的)，尤其在對方知道你的底線時，威懾是不會有效的。此時，我們就面臨或者被迫提前使用武力，或者妥協忍讓的選擇，而最終選擇的結果幾乎肯定是後者，這又會引發或縱容“台獨”勢力的下一輪漸進式推進。如此，如果確立了“底線”思維，我們決策過程中的可選擇項會大為減少，所面臨的往往是自己造成的兩選一局面。

　　其次，“底線”的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且會限制大陸對台政策的主動權。所謂“底線”，無非是指“和戰”之間的分界線，但這條底線並不象國與國的邊界那麼清晰，而是一條社會科學中的假想線。這就決定了它大致位置清楚，具體位置模糊的特性。比如假設說“台獨”是底線，那麼什麼算“台獨”？是台灣當局領導人講話宣布“台獨”才算，還是必須要台灣地區修改所謂“憲法”後才算？即使是“修憲”，也存在着改不改國號，改不改領土範圍等種種差異。

　　從已有的經驗看，只要我們堅持有一條底線，就會發現對方可以不斷的淘空這條底線，直至這條線名存實亡為止。因此，底線在實際操作中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此外，戰爭必須以戰爭準備為前提基礎，而良好的戰爭準備不僅是長期複雜且高代價的，在後期還是不可逆的。那麼，如果存在和戰之間的“底線”，戰爭準備的“底線”又將在何處呢？假設“台獨”勢力接近“底線”而又未突破“底線”時，國家是否投入戰爭準備，準備到何種級別？如果戰爭準備不足，則即使“台獨”勢力突破“底線”，我們也只能等待戰爭準備完成再有動作，而不能打無把握之仗，這就意味着在相當時間內只能坐視台灣獨立的現實。如果戰爭準備進入很高層次，而“台獨”勢力又暫時不再推進，不碰“底線”，對於國家又是一個長期而沉重的負擔。這種局面下，海峽兩岸局勢變化的主動權將不在我們手中，而由“台獨”勢力所掌握，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被動的。假設真的出現這種尷尬局面，那麼其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事先預設了“底線”的存在，而“底線”本身就是一種防禦性的、被動政策的產物。其實，如果進行反向思考，只要我們不提“底線”一說，而是主動進取，對統一手段認真準備，準備到位(這種準備是一次性的)，那麼無論對方是“台獨”勢力，還是“維持現狀”派，都必須服從我們所提出的統一要求。兩岸局勢變化的主動權也將在我們的手中牢牢掌握。

　　總體說來，在“底線”問題上，筆者認為，面對漸進式“台獨”的發展，我們應當擯棄“是”或“否”，“0”與“1”的“底線”思維，採取更加靈活的方式，“隨漸進，隨反漸進”，把對“台獨”勢力的打擊、遏制經常化，甚至可以將統一進程“漸進化”，統一手段“多樣化”。如此，可以極大的豐富我們處理對台問題的手段，增強我們處理台灣問題的主動權。

關於“理由”問題

　　很多情況下，一旦提到“絕不放棄武力統一”的問題，往往會附加一些條件，也就是假若使用武力時的理由，如“台灣宣布獨立”、“台灣問題久拖不絕”等。應當說，如果使用武力，一定是有條件、有原因的，但動武的理由不應當，也絕不可能僅僅限於已經公布的條件。不能因為我們沒有說過在某種狀況下要使用武力，就允許“台獨”勢力造成這種狀況。更不能給“台獨”勢力以以下印象，即：只要不涉及大陸提出的幾項動武理由，就可以肆意妄為。

　　這裡首先有一個法理問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延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無論在國內法還是在國際法上，都已經是明確的”，“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了實現兩岸統一，中國政府有權採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見《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使用武力統一祖國，是完全符合國內法和國際法的，具有完全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分裂”狀態本身就可以作為使用武力的理由，而並不一定再需要什麼其它的特定理由。

　　其次，這裡也存在實際操作的問題。之所以要在動武選擇中附加幾項條件，是因為一旦出現這幾種情況，“台獨”將必然成為最終結果，國家領土將被正式的、幾乎永久性的分裂出去。但歷史是不斷發展的，隨着形勢的變化，還可能出現新的情況(且可能不止一種)，也能夠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樣一來，如果還堅持依照附加條件行事的話，就必須要對動武原則經常加以修改增添，且很多無法預料的情形，根本不可能事先被寫入附加條件中，這也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制訂一個完善的“動武理由清單”。因此，非要等事先給出的情況出現時才使用武力解決，是教條和不現實的。

　　最後，還是一個主動權問題。如果我們將使用武力的條件，局限於已經提出的幾個前提之下，那麼當“台獨”勢力以其它形式推進“台獨”進程時，武力將無法對這些新的“台獨”舉動產生威懾，對於這種未列入動武理由的“台獨”舉動，我們可以選擇的決策方案也就局限於少數軟性手段，甚至只能默然視之，這無形中也失去了部分解決問題的主動權。事實上，使用武力本身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手段，可以解決不同的問題。只要把思想上的條條框框打開，可供決策過程挑選的方案，也就大為豐富了。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動不動武取決於台灣”的說法，只能理解為“台灣人民的選擇最終決定了統一的方式”。如果理解為“動不動武取決於台灣當局”，則是危險的。因為這其實也是一种放棄主動權的行為。如果動不動武“取決於”台灣當局，那麼台灣當局的態度變化、階段性決策，甚至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一言一行，就都可能影響到大陸方面的對台政策、戰備建設等重大事項，這無疑是被對方牽着鼻子走。這在複雜多變的政治鬥爭中，是異常險惡的局面。

　　總之，在動武理由問題上，筆者認為，有道義基礎和法理基礎作為保障，有事實分裂的狀態作為現實。使用武力完成統一大業，並不需要什麼特定的理由，更不能用“理由”束縛自己的手腳，使得自己喪失主動權。

關於第三方勢力

　　毫無疑問，台灣問題，存在着第三方勢力。因此，影響第三方勢力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必要的；借用第三方勢力解決台灣問題，是可能的。但是，這其中應當注意兩個問題：

　　首先，對第三方勢力的借用，只能是策略性的，絕不能把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方勢力上。解決台灣問題，說到底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部分的借用第三方勢力解決台灣問題，有可能取得策略上的成果，但這裡要看到兩點，一方面，這第三方勢力的協助，很大可能也是出於策略性的考慮，出於某種暫時利益。而不是出於其決策層的長期計劃。從長期來看，該勢力很可能是不支持中國統一事業，甚至變相支持“台獨”勢力的。在關鍵時刻，它會站在哪一方，我們更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要看到，過多的借重第三方勢力，可能會加重該外來勢力在台灣問題上的發言權，這在台海局勢發生大的動盪時，對我們是不利的。因此，對第三方勢力的借用，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次，應當嚴格防止台灣問題國際化。台灣問題的定位，依舊應當明確為我國的國內問題，這一點是我們長期以來各種涉台政策的基礎，一旦這一點發生變化，我們的整個政策都要發生根本轉變。要防止台灣問題國際化，就必須嚴格立場，在借用第三方勢力解決台灣問題時，要儘可能不留後患，不開先例。不能給國際社會留下別國可以對台灣問題進行評判甚至調解的印象，否則，一旦在反覆借用第三方勢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某種類似慣例甚至機制的東西，就有可能造成外來勢力對台灣事務的干涉，最起碼可能會增強外來勢力干涉台灣問題的信心和決心。這從長遠來講，對統一事業是非常不利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前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因此要防止台灣問題國際化，目前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都處於良好狀態，因此可以讓國際社會參與促進中國的統一進程。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其實是一種對國際關係的片面判斷。國際形勢的“好”與“壞”，中國與外國關係的狀況，都不是靜止的。它們都有可能在一兩年、兩三年之間，由於種種原因而發生重大改變。台灣問題目前還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如果我們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且形成了國際化的機制，以後國際形勢有變，我們希望獨立解決台灣問題時，再把它當作單純的內政問題處理，困難就大多了。因此，歸根結底，解決台灣問題，不能指望第三方勢力，而只能靠我們自己。

結語

　　總之，筆者認為，在對台問題上，我們目前最迫切的，是應當緊緊抓住解決問題的主動權，要爭取能夠控制台海局勢的發展方向。在這種背景下，給自己設定所謂“底線”和“理由”，都是一種自我束縛的方式，我們不能在現實局面本已緊迫的情況下，還為決策過程添加人為的思想枷鎖。至於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方勢力上，更是一種不現實的想法。台灣問題要獲得比較完滿的解決，只能依靠我們立足於最困難最危險的局面，立足於最壞的局面，踏踏實實進行準備，以實力求統一，以實力求和平，努力奪取鬥爭的主動權。而絕不能靠不切實際的打算和一廂情願的幻想。從過去的經驗也能夠看出，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在遇到困難時，凡是立足於最困難的局面進行準備，把解決問題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就能夠比較好的渡過難關；凡是把希望寄託於別人身上，或是自己產生思想認識誤區而放棄主動權的，就往往會遭到重大的損失。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我們應當切實牢記。( 原載《環球》雜誌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