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50年代，美國在亞洲經歷了兩場戰爭，就是日美之間的太平洋戰爭和中美之間的朝鮮戰爭，這兩場戰爭規模和性質有很大不同，但仔細總結，仍能得出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第一、對美作戰要“先禮而後兵”。

　　這麼說不是因為我們要做謙謙君子，而是出於實力上的考慮。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工業國，想徹底擊敗美國，暫時是不可能的，那麼與美國作戰首先就是“政治戰”。

　　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激起美國民眾的憤怒。儘管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是美國民眾痛恨日本的根本原因，同時這種行為是因為時差的技術原因造成，但這種偷偷摸摸的行為無疑是火上澆油。

　　而中國在入朝參戰前，多次警告美國不要越過“3.8”線，不會“坐視不管”，但美國人不聽，一直推進的鴨綠江，此時參戰，在輿論上顯然主動。

　　第二、對美作戰要“突然襲擊、先敵開火”。

　　回顧兩場戰爭，都是以東方人的突然襲擊拉開序幕，日本人長途奔襲珍珠港，中國志願軍秘密入朝。這反映了東方人（請原諒，暫時將倭寇與我們並論）在軍事謀略上的優勢。

　　但日本的偷襲珍珠港，更多的體現了賭徒般的冒險；而志願軍的第一、第二次戰役，在軍事計謀方面更勝一籌。本來第一次戰役我軍已經暴露，但我軍指揮員判斷敵人並未重視，於是故意示弱，誘敵深入，從而有第二次戰役扭轉朝鮮戰爭全局的勝利。

　　為什麼要“突然襲擊、先敵開火”？因為美國軍力十分強大，如果等美軍人員、裝備配屬到位，很難有勝機。朝鮮戰爭後期我軍的防禦、太平洋戰爭後期日軍的節節敗退，顯示了美軍的軍事潛力的威力。

　　第三、對美作戰要“作持久作戰的準備”。

　　面對實力空前強大的美國，想“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可能的。

　　日本其實在太平洋戰爭前，就深感美國戰爭潛力的可怕，因此有“速戰速決”的部署。同時，“速戰速決”也是侵略者的基本要求。可是，在太平洋戰爭中，由於日本法西斯的倒行逆施，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和美國的超強實力，這種“速戰速決”的想法成為泡影。

　　偷襲珍珠港是這種思想的體現，而且由於珍珠港的成功，導致了日本在中途島的失敗。

　　在中途島戰役前的珊瑚海海戰中，日本的“瑞鶴”、“翔鶴”兩艘航母被擊傷。但日本急於與美國決戰，不待兩艦歸建即發動中途島戰役，結果兩艦的缺編對日本的失敗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雙方航母編隊互相發現後，美軍搶先攻擊，擊沉“赤城”、“加賀”、“蒼龍”三艦，而山本此時只能以一艘“飛龍”號反擊，如果再增加兩艘航母，中途島就可能以平局收場。

　　朝鮮戰爭初期，毛澤東也有速決的思想，指望一個殲滅戰消滅美八軍，朝鮮問題就解決了。但後來毛澤東發現，由於美軍裝備先進，我軍殲滅其一個整團都不容易，於是指示要“作長期作戰準備”，打“小殲滅戰”，“一次最多一個營”，“一線10個軍，一個軍吃掉一個營還是有把握的”。同時，向世界宣布“美帝國主義想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

　　由於做好了持久作戰的準備，儘管美軍屢次進攻，但我軍始終掌握戰場主動權。尤其是冷槍、冷炮的“零敲牛皮糖”的戰術運用後，敵軍損失激增，曾有朝鮮戰線全線聯合國軍一天傷亡1500人的戰例。從而保住了勝果。

　　回顧歷史，對現實是有指導意義的。

　　未來，如果中美在海峽對峙，首先要打好政治仗，要提前劃定我們的底線，可以以國內立法、白皮書、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等形式昭示天下。這個底線，早劃定、早公開早主動。可以讓步步進逼者知難、理屈。

　　如果戰爭不可避免，先敵開火就十分重要了，以目前精確打擊兵器的威力，我們禁受不起美軍的飽和攻擊，美軍駐亞洲軍隊也同樣經不起我們的一擊，劃定政治底線，就是為了尋找先敵開火的理由。“不打第一槍”千萬要放棄。南聯盟、伊拉克引頸受戮的一幕不能重現在我們自己身上。

　　不論戰爭進程如何，必須作“持久作戰”的準備。目前，國內最缺乏的就是“持久作戰的準備”。樂觀者認為“一周即可解決問題”，悲觀者認為“一周難以解決，美國必將干預。”

　　實際上，悲觀、樂觀者的缺點都是懼怕美國，懼怕持久作戰，從而把解決台灣問題限定在了“速戰速決”一條路上。

　　古人常說“思其上得其中、思其中得其下”，早作準備，而且準備打、準備大打，才是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