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大陸兩台辦5.17對台聲明最值得重視的關鍵點就在於它把“反獨” 和“統一” 這兩個不同階段、不同性質的任務第一次作了明確的區分。確定了大陸對“台獨”的策略，那就是只有“以武止獨” 這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兩種或多種可能性。不再是像以往的政策那樣，把“反台獨”和“統一”混淆在一起。正告了台灣政客：你若獨，我就武；若不獨，我就文。台獨與否，斷無可以談判的可能性。以前，那些台獨分子把中國基於統一而釋放出的善意解釋為是中國政府的軟弱；對台獨的打擊則解釋為是中國的蠻橫。為他們之所用，欺騙了不少台灣民眾。把“反獨”和“統一”進行上述的區分，就可以封殺台灣政客們作上述操弄的空間。至於聲明中那些對台灣so sweet的七點，在目前的情勢下，顯然只有點綴的意義。切不可將其解讀為是大陸政府的繼續軟弱，或者是當前的大陸對台政策的重點。因為誰都明白，真正實行那七點，目前還是很不現實的事情。當前的重點當然是反獨，促統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它們將是以兩種不同的手段和態度來對待的問題。

在收看台灣媒體節目，如年代電視台、中天新聞台等的廣播時，發現在台灣瀰漫着一種危險的心理氣氛，那就是把大陸政府和人民要統一祖國的行動理解為是要簡單的吞併台灣。同時認為這個聲明是為了影響陳水扁的5.20就職演說。這絕對是一種短視的錯誤解讀！大陸對陳已經不抱任何指望，將只是冷眼觀察，或者說對他不再感任何興趣。不管你台灣如何搞得讓人眼花繚亂、花招翻新，大陸將以不變應萬變。主動權已然操在大陸手上了。

其實，中國要統一是源於中國幾百年以來的外國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民族屈辱。若放任台獨，就意味着放縱這種屈辱的繼續。在中華民族已經強大起來了的今天，這是絕對不可能讓其發生的。台灣人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是十分不明智的。1962年，中、印在西藏和新疆邊界上發生衝突，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說，其中的印軍某個聯隊就是當年隨同英軍參與了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部隊。毛澤東聽後隨即下令：對該聯隊徹底消滅，不抓俘虜！結果這個聯隊無一生還。而對其它的印軍部隊，都抓了大量的俘虜，被擊斃的很少。由此可見，反中華民族的行為在中國人的眼中，是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是斷無給其生路可言的。

另外，5.17聲明將“反獨”和“統一”進行了區分，這就與關於台灣問題的國際大環境、大氣候相吻合和相適應起來了。以前大陸一直將着力點放在“統一”上，結果形成了與國際勢力之間相當大的落差。因而落實起來十分不得要領。現在將着力點放在了“反獨”上，這就與美國等其它國家的台灣問題政策完全吻合起來了(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是反獨，而絕不是贊成中國統一台灣)。以前，中國政府把一切與台灣問題相關的問題都界定為是中國的內政，不讓外國勢力置嘴。這樣做雖然突顯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持主權完整的氣魄和意志，但是卻放棄掉了中國可以、也應該利用的國際反台獨力量。現在明白了，“反獨”絕不是單純的以“是中國的內政”的思路就可以有效解決的。從策略上而言，必須將反獨的問題放到國際上來考慮，使其與反分裂的國際大氣候接軌。而對台灣問題的第二階段－－“統一”，也就是那個七點所指出的具體事項，才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此可以認為，5.17聲明標誌了中國政府從此把“反獨” 問題國際化了。這是一個讓我們必須正視的大轉變，是一個變被動為主動的轉變。

國際化了的“反台獨”，順應了國際大趨勢，象絕大多數國家在處理這類事情上的最通常的方式一樣，是不容談判的、基本都是付諸武力來解決的。而“統一”則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來談判的。這就是這兩類不同性質問題的根本區別。

把“反獨”與“統一”進行區分，將使得大陸的對台政策更加靈活。以前只強調統一，就無法合理的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會在國際上限制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的做法，因為這樣做與“統一”的說法顯然是存在相互矛盾之處的，是容易讓普通的台灣民眾誤解的，因此也就給台灣的政客們遺漏出了巨大的打出悲情牌爭取民意、實行台獨的空間。現在，從外交上圍堵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事實上這種圍堵對台灣平民生活影響並不嚴重，受到打擊的主要是台灣政客的“為官心理”)都將界定為是反獨的措施。這樣一來，就把符合台灣人民利益的“統一”與打擊台灣政客的“反獨”作出了明確區隔，可以有效壓縮台灣政客的操弄空間，使台灣人民對中國的不滿轉化到對台灣政客們的頭上，甚至激起台灣百姓反對台灣政客的具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