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智處理皖南事變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項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決定：新四軍由葉挺、饒漱石負責。敵人喊話要葉挺去談判，但葉挺思想不通。饒漱石一再勸葉挺出去談判，葉還是不通，最後，饒漱石不得不以黨的名義，請葉挺下山同國民黨談判。饒說，這是為了黨的事業，不是個人行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證。葉挺最終聽從了饒的勸告，帶了身邊的人員去談判，為新四軍軍部將士突圍贏得了時間，保護了一大批新四軍的骨幹力量。饒漱石見葉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組織人員分頭突圍。

　　他被國民黨士兵抓住後，用身上的銀元賄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脫，歷盡艱險來到上海。後來，饒回到鹽城新四軍軍部，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可以說，皖南事變，饒漱石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體現了他過人的膽識，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軍的地位。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去延安，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饒漱石代理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和陳毅等人共同組織指揮淮北1942年冬季反“掃蕩”、大小悟山冬季反“掃蕩”、郯城戰役、鹽阜1943年春季反“掃蕩”、蘇中反“清鄉”鬥爭。

　　1943年11月，陳毅去延安匯報工作，後參加黨的七大，饒漱石全面主持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工作。他和張雲逸、賴傳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組織指揮了車橋戰役、挺進蘇浙皖邊和1945年春季攻勢。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在華中解放區實行戰略反攻，解放縣城30餘座，殲敵5萬餘人，狠狠地打擊了日偽軍的器張氣焰，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饒漱石領導新四軍期間，也是新四軍發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新四軍已經發展到30多萬人，並有100多萬地方武裝，還建立了蘇、浙、皖、豫、鄂5省的8個抗日根據地。順利實現了將蘇中、蘇北、淮南、淮北解放區連成一片。

　　1945年4月，饒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44人)。8月，饒漱石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1945年12月，饒任中共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

　　新中國成立前被我黨授予最高軍銜的將領之一

　　1946年春，饒漱石和周恩來、葉劍英、羅瑞卿同為北平軍調部的中共代表，饒任書記，主持軍調部工作。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權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國代表白魯德、國民黨代表趙家驤等飛往瀋陽，參與國共東北停戰協調。當時，我軍還沒有實行軍銜制，為便於同國民黨軍方代表進行平等工作，我軍派往各地代表被臨時授予軍銜，瀋陽代表饒漱石為中將，而太原代表陳賡(1955年授大將)、本溪代表許光達(1955年授大將)、北平代表宋時輪(1955年授上將)、徐州代表韋國清(1955年授上將)等人僅被授予少將軍銜，由此可見，饒漱石當時在我黨我軍地位非常之高。

　　饒漱石也是新中國成立前被我黨授予軍銜最高的將領之一。當時授予中將的只有周恩來、葉劍英、羅瑞卿等人。饒漱石舌戰美蔣代表，堅決捍衛了我黨我軍利益。在他的調停下，三方簽訂了短暫的15天停火協議，為林彪指揮東北民主聯軍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隨後，饒悄悄返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情況後便返回山東，領導華東軍民進行土地改革、整軍備戰。   

　　中共華東戰略區的最高統帥

　　1946年10月，饒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仍兼任中共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解放戰爭初期，由於饒不在華東，華東局和新四軍兼山東軍區的工作暫由陳毅主持，但陳毅難以有效地統一領導華中、山東兩部，甚至發展到山東、華中兩部的主要領導相互指責。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陳毅21日建議：山東、華中兩野戰軍集中行動，兩個指揮部也合一，合一後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譚震林任副政委。但兩野戰軍意見不能統一，兩方面的領導人包括陳毅在內紛紛給中央發電報，盼饒漱石回華東主持大局。

　　1946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兼山東軍區政委的饒漱石從延安趕到臨沂，撤銷了華中分局，把鄧子恢、張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員調到華東局當常委(鄧任副書記、張任組織部長);組建了華東我軍統一的指揮機關——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後改為華東軍區)。將華中、山東野戰軍兵合一處，正式組建成華東野戰軍，徹底結束了山野、華野互不買帳的混亂局面。陳毅任華東軍區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饒漱石兼任華東軍區政委(華東野戰軍行政上隸屬華東軍區領導)。分工為饒漱石、張雲逸指揮華東軍區的部隊(30萬人)，陳毅、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約27萬人)。1947年10月，中央軍委又將華東野戰軍東兵團(又稱內線兵團)4個縱隊劃歸饒漱石直接指揮。1948年5月陳毅調中原局任副書記兼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後，華野在軍事上的排名為饒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領導當地黨政軍民頑強地堅持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採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陳毅、粟裕、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並成功地組織指揮了魯南戰役(1946年12月)、萊蕪戰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戰役(1947年5月)、膠東戰役(1947年9月)、宿北戰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饒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揮了宛西戰役(1948年5月)、宛東戰役(1948年5月下旬)、豫東戰役(1948年6月)和濟南戰役(1948年8月)。

　　1948年10月，饒漱石、粟裕、譚震林等人組織策劃指揮了著名的淮海戰役，這時的淮海戰役設想後來被稱為小淮海戰役。隨着戰局發展，總前委審時度勢，淮海戰役越打越大，最終取得了驚人的戰果。與平津戰役、遼瀋戰役統稱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期間，饒漱石領導的中共地下黨員何基灃、張克俠一起率國民黨軍第五十九軍兩個師、第七十七軍一個半師共23000餘官兵，在賈旺、台兒莊防地舉行起義。使淮海地區東線的國民黨軍防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我華東野戰軍主力乘虛而入，直抵徐州，切斷黃伯韜的退路，進而將國民黨軍第七兵團殲滅，加速了淮海戰役的進程。饒漱石還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揮了渡江戰役、解放上海戰役。

　　整個解放戰爭中，共殲滅蔣軍807萬人，其中饒漱石領導的華東軍民共殲滅蔣軍245萬，占30.36%，是殲滅國民黨軍隊最多的戰略區，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勳。  

　　延伸閱讀：饒漱石為何被開除黨籍 來源：《黨史博覽》2004年第11期本文為節選

　　三件事使饒漱石的問題突然升級。饒漱石被開除黨籍，由毛澤東親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在討論高饒問題並且意見基本上已經統一到中央政治局關於保留饒漱石黨籍的意見上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饒漱石的秘書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秘書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復。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秘書的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兩份報告印發全體代表後，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准採取“以特反特”方針的。採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採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後，“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揚帆於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揚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份材料印發與會代表。代表們認為，饒漱石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陳毅直接向毛澤東提交的有關潘漢年的“交代”。戰爭年代，潘漢年長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全國解放後，潘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這次黨代表會議，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潘漢年聽到毛澤東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對此，他震動很大。加上揚帆“包庇特務”的事情一提出來，他的心理壓力更大了。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揚帆都有聯繫，揭出來的揚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年他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便主動寫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給陳毅。陳毅把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看了材料後，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據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潘漢年被逮捕。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毛澤東，都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這樣，在接下來由毛澤東主持續開的七屆五中全會上，除了通過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准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還發表講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着“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着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毛澤東還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在這次會議上，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