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國防問題並不內行，但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所以我仍要試着說一說。

現在國際競爭已經日趨於直接的國際戰爭。有理由認為，“戰後”時代的最後總結期已經到來，那就是另一輪爭戰時代。因為美國霸權的全方位優勢已在長期國際競爭中衰弱為單純的軍事優勢，並且是超級的軍事優勢，所以其霸權也轉變為赤裸的軍事霸權。美國要維持其日益弱化的全球利益就必然更加依賴其軍事手段的運用。這本身就為世界前景擺出了一副戰爭態勢。

但美國仍然追求不戰而勝，面對中國這個“戰略對手”，美國亦然如此。美國在20多年前中國開始經濟改革時，就富有戰略眼光地利用中國改革理論的真空，逐步地誘導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

美國在今天將收穫什麼呢？看來，美國可以期待面對一個以自由市場經濟弱化、瓦解自身國防力量的戰略對手。

如果，中國繼續迷信自由市場經濟，甚至進一步讓國防產業屈從於此，那麼中國的確將自毀長城！

因為國防的成敗看對手怎麼樣，國防本來就是防着對手的，是在競爭意義上的成敗，在國防競爭中根本不可能容有“比較優勢”的安排，況且以中國超大的總體規模，任何對手都無力將之安排為一個保護國，而必欲解之而後快，如此，國防的失敗終將導致國家整體的分裂和滅亡。

中國的近代屈辱史是以國防的失敗為開端的，這種失敗表明傳統的自然經濟無法支撐可靠的國防。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當時的經濟總量舉世無匹，甚至產品技術水平也並不落後，但是當對手決定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時，在“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國防不堪一擊。僅在這一點上，此事極其深刻地顯示出時代的根本變換，也顯示出資本主義優勢的本質所在。資本主義可以在經濟總量、產品技術水平這些單一指標上暫時落後，但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是強悍的資本循環所帶動的資本、資源、技術的高度密集化運用（具有全球規模），這種密集化導致了驚人的資源整合效應，這種效應又在循環周轉中不斷放大，猶如物理上的核聚變，這種最終激發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建立了核心產業技術的絕對優勢，這在資本的急先鋒——軍事力量方面表現得最為顯著（因為這種產業技術優先裝備於軍事工業），“堅船利炮”是依託於整個資本循環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力量最強悍的競爭力和進攻性之所在。中國的傳統經濟形式做不到對資源的密集化運用，沒有整合效應，在核心力量方面徹底落後，儘管有優勢也是暫時的，也不可能建立有競爭力的國防。

這樣在資本主義競爭時代，中國傳統體制的弱勢集中體現於國防，而資本主義體制的強勢也恰恰先體現於軍事。如此中國在國防上的失敗就不僅僅是國防的失敗，而是整體的失敗，而其後果本身也恰恰加重了這種整體失敗。成敗兩重天，對資本主義而言，意義恰好相反，軍事的勝利正顯示了整體的勝利，以軍事進攻為開路先鋒，它的全部優勢，軍事、經濟、制度、科技、文化等都將逐一強加於對手。軍事進攻又最直接地消滅落後國家密集化運用其資源的機會，所謂“老師總是打學生”，這對落後者而言是最悲慘不過的，中國一朝蹶跌，150年不得翻身。

但中國終究能夠反彈，還是不要忘記，中國革命的勝利最顯著的是軍事鬥爭的勝利，所謂從那裡跌到就從那裡站起來。實際上，革命的軍事勝利與資本主義的軍事勝利在本質上完全相同，中國革命的體制同樣是完成了民族整體力量的集中整合，並且這種體制的整體優勢又恰恰最突顯於軍事進攻，正是這樣才成功對抗了資本主義，這在朝鮮戰場表現得最為顯著。朝鮮戰爭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對外戰爭的失敗史，顯示了中國國防力量的重建。

但是革命體制不可能長久保持，而革命體制塑造的國家力量的整合形態卻需要長久保持，尤其這種保持保證着強大國防力量的存在，而且中國始終面臨着嚴峻的國防挑戰。再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整體國力相對於始終威脅自身安全的資本主義對手而言存在着極大的差距，要在國防上頂住，中國更加別無選擇。於是中國必然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特點也正在資源運用的高度集中化，並且在這一點上勝過了資本主義體制，所以一點也不偶然地，計劃經濟體制的優勢也恰恰集中顯示於國防建設。蘇聯能夠在弱的多的起點和經濟實力上最終實現與美國的軍備平衡，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打造“兩彈一星”，這些都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集中化之於國防建設的巨大威力。說到這裡，集中化強化國防簡直就是一條鐵律。因為只有資源的密集整合運用才能實現尖端的戰略力量的提升，而現代化的國防是最需要這種戰略力量的支撐的。所以，關鍵首先在於能否有效地進行資源的密集整合運用，然後才是制度的問題，計劃經濟體制正好能夠進行高效的集中化，所以才成為合理的選擇。中國選擇以計劃經濟體制強化國防，正是向對手表明，中國寧可在其他方面犧牲一點，也要奮力在國防方面趕上來。無論如何這是對中國近代史的正確總結，也是完全適應於時代精神的選擇。對中國而言，在國防上輸掉，就是在戰略上輸掉，也就會在整體上輸掉，國防永遠是整體戰略力量的最集中體現。尤其在這個時代，國防軍備的競爭永遠是國家競爭中最激烈最致命的一環。

即使中國的改革一定要拋棄計劃體制，卻一定不能拋棄資源運用集中化的整體形態！這才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現代性、先進性之核心所在，國家主義的核心也在於此！這個核心的不斷升級強化是整個歷史的總體趨勢，不認識這一點，才真正是不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而若拋棄這個核心，那就不光是自動拋棄現代化的國防體系，而且是自動走向失敗！

計劃體制固然有缺點，但其做到的對資源的集中化運用總是不錯的。實際上，計劃體制使中國的核心戰略力量獲得了跨越性的提升，為中國奠定了進一步升級為超級大國的基礎。而中國如要繼續前進，就必須繼續堅持高程度的集中化，而以中國的現實條件，計劃體制就決不能完全拋棄（比如要建設體系化的現代國防科技基礎條件平台，沒有高度的整體計劃性根本就不行）。

但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卻告訴中國人計劃體制是完全過時的，中國經濟效益的低下全都根源於計劃體制的束縛，而一個自由市場將以“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現代化。不幸的是中國人竟相信了，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出奇的強調，其潛台詞是此前的政府沒有用心搞經濟建設，這是極其庸俗的理解，強調“共同富裕”也是如此，似乎此前的政府不關心人民的福利，這也正暴露了其理解經濟的淺薄和戰略上的短視。經濟建設越來越變成追求單純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效益也越來越成為狹隘主體的短期效益，整體的長遠戰略效益被拋之腦後，日益失落。

改革開放的進程在一開始就將中國戰略力量的強勁增長勢頭打落。大量的國防戰略項目被無原則地放棄，大量軍工企業轉產民品，去追求各自的經濟效益。中國逐漸拋棄計劃體制，連同資源集中化運用的有效體制也一同拋棄，高度整合的戰略產業體系日益瓦解，部門利益日益分化，政府組織項目的能力不斷弱化，整體協調的能力和意願也不斷減弱，資源集中化運用的程度和效率自然也逐日下降。在自由市場的配置下，在短期市場利潤的刺激下，大量資源自由分散地湧向下游的消費品產業，獲得了一時的繁榮。時至今日，市場化越來越徹底了，但中國的產業危機卻也更加加重了。中國的產業總體的資源利用效益低下，結構散亂難以整合升級，產業格局已開始被跨國公司所主導，漸漸落於國際產業鏈的下游，產業邊緣化和依附化日益加重。在此局面下，中國的戰略產業更是處境淒涼，以這樣一個低級、分散的產業局面決難支撐起一個現代化的國防。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國防建設成就實在乏善可陳，尤其對照自己的前三十年，以及現在的戰略對手，更加令人汗顏。

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改革的確在有步驟地扼殺國防所依託的戰略產業體系。對狹隘的短期經濟效益的強調，弱化了政府發展需要長期高投入的戰略產業的意志；政企分開、自負盈虧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銷蝕了產業體系內部整體協調、配合的條件和能力；金融體制的改革，阻斷了戰略產業發展必需的長期、堅定的資金支持；無原則的市場開放，使強勢跨國公司占據了戰略產業發展必要的國內市場空間；股份化、社會化的改革，則意味着戰略產業體系的被逐步拆解，最終被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分吃掉。跨國公司還在中國培養了一個勢力強大的買辦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竭盡所能阻礙中國政府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中國的運10飛機的墜落，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必然發生的典型案例。

可以肯定，如果中國政府再不恢復集中化運用資源的必要方式，奮力發展國防戰略產業，中國必將再次遭遇國防慘敗，重蹈近代史之覆轍，再大的GDP總量都無濟於事。

迷信於自由市場經濟對國防造成的災難，俄羅斯已用極端的方式顯示給我們了。即使它繼承的是一份超級大國的國防遺產，在急劇的市場化過程中這個國防工業體系也急速崩潰，以至於潛艇沉沒，飛機墜毀，導彈爆炸，甚至無力處理過期武器。但更意味深長的是，俄羅斯的國家地位還是要靠這份嚴重癱瘓的國防遺產來支撐。再來看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看一看它的國防工業是不是支撐於自由市場經濟。美國的十大壟斷財團除開芝加哥財團，全部都與軍火工業有着很深甚至極深的關係。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企業與軍工生產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美國軍事工業的產值也曾一度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諾斯羅普·格魯曼和通用動力五大軍工企業巨頭，無論其資產總額還是產品覆蓋領域均處於壓倒性的壟斷狀態。近年來，軍工企業還收購了大量的小型技術公司，已從單純的飛機、坦克製造商轉變成“系統集成商”。現在，美軍工集團已成為一個龐大的複合體，有超過100家大型軍工兵器企業，有250萬軍事兵員及雇員，供養着數十所大學，而美國的管理階層則有7.8%為這個體系工作。

即使美國軍工集團已集中壟斷了如此龐大的資源力量，美國政府還要給予不懈支持。軍工企業的歷次調整和改革都是在白宮和五角大樓的大力支持下實現的，以集中資金扶植少數實力最強的企業，著名的波音－麥道合併案就是在政府主導下完成的。美國還規定政府以“合理”高價採購軍火，保證其高額的壟斷利潤。美國的軍工如果出現虧損，比如核工業、核潛艇方面的虧損，美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管，而會想方設法地湊錢補虧，巨大的國防開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為彌補這種虧損。

美國軍工企業不喊什麼政企分開，相反，軍工集團作為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主動介入政治，對政治染指極深。冷戰期間，美國的軍工產業集團通過誇大蘇聯的軍事威脅，使美國政府保持着龐大的國防預算，美國的國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軍工產業集團的操縱。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軍工系統在克林頓時代一度裁減得很厲害，美國軍工集團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在十多年裡贊助華盛頓政客的競選經費高達近七千萬美元，另有幾百萬美元則間接而巧妙地用在營造氛圍上，他們還資助各研究中心研究導彈防禦系統，比如導彈防禦最堅定的支持者“國防政策中心”。目的是迫使政府儘快實施導彈防禦計劃，而一旦計劃得以實施，軍火商必能大發其財。因為共和黨是導彈防禦系統的鐵杆支持者，所以在美國總統選舉中，軍工集團竭力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

有人甚至認為，小布什就是“軍工集團任命的總統”。注意這個背景，布什家族倚靠的德克薩斯財團就是從軍火工業和石油工業發家的，而拉姆斯菲爾德曾擔任過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系統的智囊團蘭德公司的董事長，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夫人也曾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領導層人物。整個布什政府首先代表的是軍工集團和石油能源集團的利益。所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琢磨着怎樣發動戰爭，導彈防禦系統計劃、先發制人戰略、反恐戰爭和連創紀錄的國防預算案接連拋出，這都是理所當然的，是對軍工集團的投桃報李。這樣，美國的戰爭機器更加龐大和可怕，戰爭欲望更加強烈，因為戰爭本身是軍工集團繼續實現自身膨脹的必然手段。

所以，美國軍工集團為了實現巨額利潤竟能夠推動政府發動國際戰爭，這與自由市場經濟是什麼關係！而恰恰是這樣一個軍工集團又是美國反華勢力中最極端的一支。面對這種現實，再反觀自己的國防力量，中國人的確應該清醒了，我們實在面臨着很深很深的危險。

更加重要的是，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根本不是我們原本想象的那種嚴重對立關係。請看如下資料：

美國經濟學家懷內斯綜合83個國家的樣本研究發現，軍費增長與GNP增長呈現正相關關係，係數為0.899。在發達國家，投資於國防（均指一定範圍內）的就業乘數為1.8,而投資於民用的就業乘數為1.6,國防工業產業關聯性強於民用工業。

約翰.E.林奇計算,美國每10億美元軍事採購可增加35000個直接和間接的就業崗位,非軍事採購為25000個。希奇指出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占財政比例１５％左右，可以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家有計劃地“強迫現代化"，對民用科技發展與人力資源投資的作用與發達國家比更明顯；同時，國防投資可以使私人部門從中得到高額利潤。美國西部地區即陽光地帶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弗羅里達、弗吉尼亞、新英格蘭等的崛起，直接得益於國家對國防工業的投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這些地區人均軍費開支高於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國防採購給這些地區的就業人數增加了３４０萬個就業崗位。８０年代裡根政府的ＳＤＩ計劃中僅６種核武器系統，就在這些地區僱工人數占全國雇員人員的３０％多。

而８０年代後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國國防費的下降，使這些地區經濟進行調整期，造成了許多問題。以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登.亞當斯寫下了《轉產：一種死胡同的戰略》一文，痛陳軍費開支下降對地區經濟不利影響，要求軍事工業複合體對政府施壓，以戰爭及軍品外貿維持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僅科索沃戰爭追加直接國防費８０億，預計給這些地區增加就業近20萬。

西方有一項數據統計，85%的現代軍事核心技術同時也是民用關鍵技術，80%以上的民用關鍵技術可以直接運用於軍事目的。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雖然耗資250億美元，但美國宇航局將宇航技術中的材料、能源以及通信、控制等技術向民用項目轉移，至少獲得了520億美元的利潤；美國“星球大戰”計劃雖然未獲成功，卻成為許多高新科技產業發展的催化劑；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在加速社會信息化建設過程中，促進了軍隊的數字化、網絡化建設。

這些數據實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