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能量是一種客觀存在，美國要遏制中國崛起和獨霸天下的戰略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繼續奉行“韜光養晦”戰略，實際上是“苟且偷安”和“鴕鳥政策”，“客觀上幫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忙”。那麼，“韜光養晦”戰略是否真的過時了？本文作者對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思考。

　　2001年夏秋之交，國內一些報刊先後發表和轉載了我的文章：關於“韜光養晦”戰略相關問題的探討。

　　文章主要介紹鄧 小 平同志提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的時代背景，認為“韜光養晦”戰略充分考慮了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現實和面臨的任務，並非權宜之計。文章認為，中國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放棄“韜光養晦”戰略，應該聯繫外交實踐，總結經驗，更好地運用這一戰略。

　　3年過去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為此，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對“韜光養晦”戰略也開始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

　　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能量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法迴避；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和獨霸天下的戰略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法迴避。“樹欲靜而風不止”，繼續奉行“韜光養晦”戰略，實際上是“苟且偷安”和“鴕鳥政策”，“客觀上幫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忙”。他們認為，不能老是以“韜光養晦”為主，鄧小平當年提出“韜光養晦”時的國內外環境既已發生變化，就應適時調整政策，以“有所作為”為主。

　　還有一些人贊成繼續奉行“韜光養晦”戰略方針，認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國現在國力不夠強大，不能不“忍辱負重”，10年、20年，甚至幾十年，這是必要的代價。但總有一天中國會揚眉吐氣。等中國真正強大了，就可以明確地對霸權主義說“不”，可以戰而勝之，甚至“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些意見是社會各界人士關心國家命運和前途的一種表現。不同意見的提出和探討，有助于澄清問題，有助於深入領會鄧小平外交思想，也有助於我國外交工作更加貼近社會。

　　目前，社會上對“韜光養晦”不是權宜之計分歧似乎不大，但對“韜光養晦”的戰略目標和圖謀，意見顯然不同；對“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係，認識很不一致；對什麼是“有所作為”以及怎樣才能“有所作為”，想法也不一樣。以下筆者僅就這些問題談談個人看法，以期引起對“韜光養晦”一些問題的再探討。

　　“韜光養晦”≠“臥薪嘗膽”

　　“臥薪嘗膽”的要害是“復仇”和“爭霸”，有明顯的敵人，而且，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歷史上越王勾踐可以俯首稱臣，下跪求饒參拜，甚至親口嘗吳王夫差的糞便。我們講的“韜光養晦”，其核心不是圖謀霸權，也沒有假想敵人；其根本目的，對內是要抓住機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振興中華；對外是要追求“和而不同”和“共同繁榮”的世界，而且是有原則的，不是屈辱的，更不是乞求的。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要“有所作為”的；如果觸及不可以容忍的底線，中國也是“不怕鬼，不信邪”的。我們絕不能像某位學者說的那樣，當今時代，發展中國家只有放棄美國擔心你要發展的那種武裝，完全投向美國，安全才有保證。如果那樣，中國可就真地成了“東郭先生”了。中國不僅需要有現代化的強大國防，而且要認真準備軍事上的“殺手鐧”，以防“天有不測風雲”。

　　對中國“韜光養晦”戰略，國際上一直都很關注，一般都持肯定態度。但也有兩個動向值得注意。

　　一是蓄意歪曲，如美國2002年的《中國軍力報告》，硬把中國的“韜光養晦”戰略說成是“在國際上進行戰略欺騙”。這是極個別的。

　　二是有誤解和習慣性的誤判。如美國知名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他一再強調，所有大國都是無情的權力追逐者，中國也不例外。如果中國日益強大，也將仿效美國，使用理想主義的辭令來描繪中國的外交政策；也會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權力。他是根據歷史的經驗和美國現在的行為作這種判斷的，正好像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女士所說，“多極化”是一種“競爭理論”，它“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的看法並非沒有一點道理。歷史上，由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影響，當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帝國衰落而另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後者就必然要向前者挑戰，要求重新劃分勢力範圍，重新瓜分世界，從而引起對抗和戰爭。

　　但米爾斯海默先生和賴斯女士似乎沒有看到，現在時代真的大不一樣了。發展中國家的興起，是不可逆轉的時代現象。發展中大國的興起，其性質也不同於歷史上某個帝國的興起。它們要求的不是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和重新瓜分世界，而是“平等的夥伴關係”，是公平和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國際關係民主化。這一點已經為大量事實所證明。不僅正在興起的中國如此，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大國也大體如此。從亞歐會議的成立和實踐情況可看出，很多歐洲發達國家，包括原來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國家，也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

　　“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不是對立的，而是辯證的統一。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後者也是不可或缺的。

　　過分強調“韜光養晦”，消極地理解和執行，容易陷於被動和“無所作為”，甚至在國際上被“邊緣化”，或為人所用。這當然是中國外交需要警惕的。過分強調“有所作為”，容易“左”，實際上是自不量力，充好漢，打頭陣，引火燒身。固然，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分量也要相應增加，如對貧困國家的援助，有選擇地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積極推動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合理解決等。這一切說明，中國的“韜光養晦”戰略是積極的、主動的，而不是消極的，無原則的。但如果“有所作為”太過了，甚至以一種“大國主義心態”處理國際問題，熱衷於在國際事務中起“帶動”和“領導”作用，熱衷於“富人俱樂部”成員地位，事事想沖在前面，那就可能引起本可避免的、不必要的對抗，從而影響乃至破壞“韜光養晦”的大局。

　　鄧 小 平同志在作“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指示的同時，一再強調，“千萬不要當頭”，而且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聲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聲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他還說，即使將來中國強大了，也永遠不當頭，不稱霸，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集團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話，我們應該牢牢銘記在心。這些話也是對國際上關心中國事務人士的很好回答。

　　“有所作為”和“有所不為”

　　要真正“有所作為”，首先要深入了解和掌握國際形勢總體發展趨勢，以及時代的主要問題和矛盾。在我看來，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民眾普遍渴望和平與發展，渴望國際關係民主化；美國新霸權主義和它當前反恐謀霸的一系列政策行為，與之背道而馳。這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正在形成新世紀的主要矛盾。

　　其次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個國家，即使國力超強，十個指頭也不可能按住十個跳蚤。“有所作為”不能沒有重點，不能沒有選擇。一定要看有關事情的性質及其與我國切身利害關係如何。

　　具體說來，目前在國際上，我國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主張“和而不同”，要求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重大國際安全問題；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提出以承認多樣性和自主自願、協商一致為主要內容的“APEC方式”, 在上海合作組織提出新安全觀，在同東盟關係方面，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的早日實現；在反恐方面，既認真進行國際合作，又同有關國家保持一定距離，提出反恐要標本兼治，不應搞雙重標準，不能隨便給人扣“恐怖主義”帽子；在周邊關係方面，積極奉行“以鄰為伴，與鄰為善”方針，等等，都是中國外交爭取在力所能及和可行的範圍內“有所作為”。而且，這種“有所作為”，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形勢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還要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