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恩恩怨怨，錯綜複雜，其間雙方都曾有過多種處理雙邊關係的思路和模式。

從中國方面來說，如果將去年出台的“對日新思維”和“外交革命”理論視為對中日關係改善的一種有益探索，那麼在對日強硬路線和新思維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可能更具有實際操作性。

與“對日新思維”和對日強硬路線相比，“第三條道路”的內涵是：既不擱置或迴避歷史，也不將歷史問題視為雙方關係的主要障礙，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間的共同利益；針對雙方在歷史觀上的分歧，嘗試建立政府和民間的理性對話管道，通過交流了解對方的歷史觀，求得共識，並逐步修正自身歷史觀中一些片面的成份。

理論依據

“第三條道路”之所以將中日共同利益作為首要拓展的對象，乃基於對冷戰結束後東亞地區戰略安全和經濟形式的客觀分析：中日在潛在戰略衝突和持續經濟整合之間的平衡，將決定兩國關係未來的定位；從好的方面來說，持續經濟整合可能淡化、推遲乃至最終消除兩國間潛在的戰略衝突。這一模式符合中日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是今天東亞不同於昔日歐洲統一模式的地方。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觀的分歧不應成為中日拓展共同利益的障礙，這是不同於對日強硬路線的地方；不同於對日新思維的地方在於，歷史觀的分歧若得不到解決，勢必將影響雙方共同利益的拓展，而單方面要求中國民眾寬宏大量，至少在目前難以接受。

“第三條道路”的提出，同時也基於對日本社會現狀和各階層情況的基本評估。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會雖然近年有嚴重右滑傾向，但對戰爭的模糊認識和戰後形成的和平主義傾向同時占主導地位，這是有別於德國的一個獨特現象。日本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國民思想保守，但在民主與和平思想的訓練下，基本上還是會避免極端的選擇，因此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市場極其有限。

至於小泉本人，這是一個沒有外交經驗和國際視野的政治家，思想保守，但與右翼極端分子還是有所區別。先後四次參拜靖國神社的他，也曾在首次訪華時便參觀盧溝橋紀念館。在中日關繫上，他經常做出一些前後矛盾的舉動，看得出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絕大部分國民的模糊歷史觀，與極端右翼分子故意抹殺歷史的立場有着本質區別。因此，在歷史問題上，有必要將極端右翼分子、保守政治家和大多數國民的模糊歷史觀加以區分。真正需要孤立的是少數極端右翼民族主義分子。

具實際操作性

“第三條道路”的具體操作，可從政治、專家和民間三個不同的切入口展開。

第一，在政治層面，對日本保守政治家既鬥爭又爭取。必須承認，小泉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小泉本人並非反華的極右分子，而是一個機會主義政治家。因此，中方有必要通過各種渠道傳達信息，要求小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參拜靖國神社，即便得罪遺屬會和基本票源也在所不惜，以顯示出一個民主社會政治家應有的良知和道德勇氣；同時中國官方則須大幅淡化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的公開指責。

第二，專家層面的交流是中日解決歷史觀問題的重要起始和關鍵。由於歷史觀的巨大分歧，為避免民間情緒化的衝撞，歷史觀的交流應先由專家層面展開為宜。一、成立中日教科書國際聯合撰寫小組，由中、日、韓、新加坡、美等國歷史學家參與；二、開發二戰歷史問題國際研究項目，並向兩國民眾定期公布研究結果，以此擴展兩國民眾的視野，逐步調整或豐富其原有歷史觀。

第三，在民間層面，中日之間有必要仿照60年代法德《愛麗舍條約》附件，以略帶強制性的機制推動雙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間的往來。

從最近一段時間情況來看，日方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頗為強烈。不管其原始動機如何，從自身利益出發，中方都有必要回應日方的這一願望；而日方則必須看到，將關係惡化的責任一味推向中方，要求中方首先在歷史問題上讓步，是不明智和不現實之舉。中日關係改善需要雙方良性互動，需要人民之間加強了解和互信，更需要政治家的正確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