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中國從南部的廣西、雲南兩省對越南北部發動了多路進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見中國對這次行動的重視-據估計出動了20多萬解放軍部隊，甚至可能達到40萬。一位歷史學家說，當時出去的部隊包括“正規地面部隊、民兵和海軍及空軍部隊……規模相當於中國在1950年11月大舉赴朝參戰”。中國官方新聞報道稱此次行動為“對越自衛反擊戰”或“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這就是中國式的威懾，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動。

　　中國軍隊此次的打擊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在不久前還是中國的盟國，並且長期接受中國經濟和軍事的支持。行動的目的是維持中國眼中亞洲的戰略平衡。而且，中國此次行動得到了美國-5年前北京幫助趕出印度支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道義支持、外交幫助和情報合作。

　　中國聲稱戰爭的目標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適當地給他們有限的教訓”。“適當”的意思是造成足夠的破壞，以影響越南將來的選擇和謀劃；“有限”則暗指在外來干涉開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勢失控之前，行動就會結束。這場戰爭也是對蘇聯的直接挑戰。

　　鄧小平說蘇聯不會攻擊中國，這個預言得到了證實。中國發動進攻的第二天，蘇聯政府發表了一份不痛不癢的聲明，譴責中國的“罪惡”攻擊，同時又強調“英雄的越南人民……這一次仍然能夠保衛自己”。蘇聯的軍事反應僅限於派一支海軍特混艦隊到中國南海，對河內進行有限的武器空運，以及加緊中蘇邊境上的空中巡邏。空運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蘇聯內部猶豫態度的制約。歸根結底，1979年蘇聯給新盟友越南的支持與20年前台海危機時給舊盟友中國的支持並無二致-兩次事件中蘇聯都不願意冒擴大戰爭的風險。

　　戰爭結束不久，華國鋒用一句對蘇聯領導人大不敬的簡練俗語總結了戰爭的結果：“他們威脅我們，在邊境附近調動軍隊，派艦艇到中國南海。但他們不敢動手。所以我們還是摸了老虎屁股。”

　　鄧小平嘲諷地拒絕了美國要他小心的勸告。1979年2月底美國財政部部長麥克·布盧門撒爾訪問北京時，呼籲中國“儘快”從越南撤軍，因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風險”。鄧小平不同意。在與布盧門撒爾會見前和美國記者談話時，他表現出對含糊搖擺的輕蔑，嘲笑說“有人害怕得罪東方的古巴”。  

　　如同在中印戰爭中一樣，中國進行了有限的“懲罰性”打擊之後立即撤軍。戰事29天即告結束。解放軍攻占了越南邊境三省的省會後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國軍隊將撤出越南，除了幾塊有爭議的領土。北京沒有試圖推翻河內政府。

　　中國撤軍一個月後，鄧小平在我訪問北京時向我解釋了中國的戰略：

　　鄧小平：我（從美國）回來後，馬上就打仗了。但我們事先徵求了你們的意見。我和卡特總統談了這個問題，他作了非常正式嚴肅的回答。他給我讀了一篇寫好的講稿。我對他說：中國會自己處理這個問題，有什麼風險中國自己擔。回想起來，如果我們懲罰越南的時候再往縱深前進一些可能會

　　更好。

　　基辛格：可能。

　　鄧小平：因為我們的兵力足夠一直打到河內。但那不是好辦法。

　　基辛格：對，那可能就超出計劃以外了。

　　鄧小平：是，你說得對。不過我們可以再前進30公里。我們占領了所有的防禦工事，到河內一路上已經沒有防線了。

　　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場戰爭中國代價巨大。“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解放軍政治掛帥的影響在戰爭中暴露無遺：裝備陳舊、後勤薄弱、人員短缺、戰術僵硬，在這種種因素的拖累下，中國軍隊進展緩慢，損失慘重。

　　然而，這種觀點是基於對中國戰略的誤解。儘管在執行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中國這場戰爭還是反映了其嚴肅的長期戰略分析。在對美方的解釋中，中國領導人把越南在蘇聯支持下鞏固其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描述為蘇聯在世界範圍內“戰略部署”中關鍵的一步。蘇聯已經在東歐和中國邊境集結了重兵。現在，中國領導人警告說，蘇聯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東“也開始建立基地”。一旦它在這些地區的地位得以鞏固，它就能控制至關重要的能源，並可封鎖關鍵的海上通道-特別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這將使蘇聯在未來的衝突中掌握戰略主動權。從廣義上說，中國之所以要打這場仗是出於對孫子所謂“勢”的分析-“勢”指的是戰略形勢的走向和“潛能”。鄧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還要扭轉蘇聯戰略的勢頭；在他眼中，這個勢頭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