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國際關係與安全網2月7日文章，原題：中國崛起——來自新加坡的看法 國際關係中存在外交做戲與外交事實。近來一個做戲的例子，就是中美同意擴大軍事交流及雙邊科學接觸。但事實卻大相徑庭。比如，美國防部至今遵循《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禁止可能導致“美國關鍵作戰計劃、部署或活動”“不當暴露”的任何與解放軍的接觸。此外，中國航天員仍不得參與國際空間站，最近中國科學家更是被禁止參加NASA的一個學術會議。
處於這些禁令中心的是美國國會。最近幾年，國會阻撓為中美聯合項目提供資金，對美國太空技術可能被(中國)竊取表達憂慮，還在終止推動中美對話的一些交流項目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難怪美國科學家們對這些限製造成的機會錯失感到不滿。沒錯，這包括合作研究機會的喪失，但也代表兩國深入了解彼此長期戰略利益的機會喪失。
澳大利亞最近的地區外交政策則似乎朝向接近日本、偏離了原先對中國崛起更中立的態度——估計這是阿博特政府尚未宣布的(對華姿態)轉變的結果。
為探究對東亞形勢抱有強烈興趣的另一國家的觀點，筆者最近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面談，發現他和新政府對形勢的看法，遠比許多澳政治人士所表達的更微妙。首先，他解釋說，中國崛起是個簡單事實，中國如今是全球性大國，其規模、抱負和力量需要外界適應。面對這個新現實，人人須做出調整。儘管與美國有着密切的軍事關係，但新加坡認為毫無必要為了地區領土爭端這種事選邊站。當被逼問有關北京貌似咄咄逼人的做派時，他拒絕批評中國，而表示在南海等地的領土問題涉及多方。此外，他認為亞洲尤其在經濟上應感謝中國，因為是中國使該地區擺脫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壞衝擊。
新加坡似乎對兼顧與華盛頓和北京的密切關係沒有感到困難。即便對去年中國宣布擴大的防空識別區——遭澳強烈抨擊，新加坡也選擇置身事外。黃永宏的立場是，許多國家都有防空識別區，其本質是防禦性的。這種立場與澳大利亞力挺日本形成鮮明對比。
“9·11”後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原則是“非友即敵”，華盛頓的路線讓無人可保持中立。那種形勢下，選擇被視為很簡單的事：基本上是在好人與壞蛋之間。然而，將這種簡單原則用於中國崛起，或許不是最有效之道。特別是，若將來美國對提供龐大安全保護傘不再感興趣時。畢竟，在不太遙遠的過去，大英帝國曾給過(亞太國家)這樣的教訓。(作者基姆·伯格曼，喬恆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