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當印度邀請達賴、班禪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盤2500年紀念時，有的同志擔心分裂勢力將達賴挾持而不歸，主張不許達賴出席。而毛澤東為了尊重和團結達賴，讓達賴自行決定是否接受邀請。當年底，在國外分裂勢力脅迫下，達賴果然思想動搖，產生了留居印度的念頭，在此關鍵時刻，毛澤東又委託正在印度出訪的周恩來，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次年一月一日連續三次接見達賴及其隨行人員，推心置腹地加以教育和勸導，終於說服達賴作出了一次正確選擇，從印度返回西藏。
然而，西藏分裂主義勢力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們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組織了從事叛亂的“衛教軍”，西藏噶廈中的分裂主義分子也暗中支持叛亂，並策劃挾持達賴，進而在全西藏叛亂。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叛亂分子利用達賴到西藏軍區看戲之事製造事端，十日叛亂分子將卸任的噶倫，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打傷，毀其汽車。準備晉見達賴的愛國人士，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堪窮帕巴拉、索朗降措等人也慘死在叛亂分子的亂石之中。同時，叛亂分子拼湊的“人民會議”開，公開亮出了“西藏獨立”的招牌。至此，西藏分裂主義勢力武裝叛亂全面發動。十七日夜，叛亂分子挾持達賴從羅布林卡附近渡過拉薩河，一路上沒有受到任何阻攔，順利達到山南地區。令人費解的是，在公開叛亂發生一周后，達賴為什麼能在解放軍嚴密警戒下逃之夭夭？
原來，早在叛亂次日（十一日），毛澤東在湖北武昌得知消息後，就此問題給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西藏工委及西藏軍區發出急電，明確指示：
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應是軍事上取守勢，政治上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可能的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
電報還特別指示：如果達賴及其隨從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截他們”。
當達賴出逃時，我人民解放軍早已做好一切準備，對拉薩形成合圍之勢，只要中央下達命令阻截，噶廈叛亂集團不可能有一個人能離開拉薩半步。當年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1959年3月17日夜，達賴他們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我們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我們的炮一響，他們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河邊沙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阻截他們，我們是靜靜地坐在林子中，憑着明月之光看着他們驚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薩河南岸渡人。
三月三十一日，達賴一行，終於再次出逃印度，從此開始了他數十年的流亡生活。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網開一面，眼睜睜地讓達賴絲毫不承擔責任一走了之呢？時隔幾十年，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許更加體會到毛澤東的用心良苦和高瞻遠矚──首先，達賴喇嘛在西藏是居於首位的宗教領袖，倘若他死在人民解放軍的炮口下，我們就很難向廣大藏族同胞解釋清楚，甚至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利用，這樣對民族團結及鞏固西藏的主權極為不利。其次，在出逃的分裂集團之中，達賴是唯一接受過毛澤東接見，親身感受到祖國大家庭溫暖，也是比較了解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人，這樣，他必然或早或遲地影響其他叛亂分子，對分裂勢力起到牽制和分化作用，有進一步造成分裂勢力集團內部產生矛盾的可能。這從他出逃前兩星期寫給中央駐西藏代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的信中或可判斷。他說：“反動的壞分子正在藉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着危害我的活動”等。所以，當時毛澤東說：
“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另外，達賴及叛亂分子的倒行逆施、叛逃離境，將有利於西藏早日實行民主改革。在西藏，不實行民主改革，就談不上藏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就談不上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必然阻礙民族團結、主權統一。
毛澤東在處理與達賴喇嘛關係問題上，無論是爭取他、團結他、勉勵他、還是放走他，其着眼點絕非達賴本人。所以，他說：“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毛澤東一心牽掛着的是西藏百萬農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統一。毛澤東以其高屋建瓴、雄視百代的偉大氣魄義釋達賴，是從戰略上實施“欲擒故縱”謀略又一光輝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