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關係的戰略意義 |
| 送交者: 王義桅 2004年09月21日19:18:18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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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的糾葛,在於雙方未能從大歷史觀、大戰略觀高度超越歷史和雙邊關係領域,共同致力於建設亞洲的未來。 9月10日下午,六方會談機制啟動以來成為世界聚光燈焦點的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出任中國駐日本大使,讓人們看到了中方突破中日關係僵局的誠意。中方的這一舉措,立即受到了日本國內的歡迎。日本最大的通訊社共同社早在6月就發布了王毅出任駐日大使的消息,並且連續發布了多篇報道。 在這些報道中,諸如“王毅是中國外交部內堪稱招牌人物的日本通”、“選拔這樣的重量級副部長出任駐日大使,反映了中國政府重視對日政策”之類的話語比比皆是。“日本認為,中國的這項任命體現了對中日關係的重視。按照常規,駐日大使同駐美大使一樣,都是副部級。不過,由副部長任駐日大使,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駐日大使徐敦信之後,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 中日關係是中國外交大棋局中,所有與大國關係、與周邊關係最敏感、最脆弱的一環。由於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領導人已多年沒有實現互訪,形成以“經濟熱、政治冷”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僵局。王毅的臨危授命,反映出中國政府從戰略高度突破中日關係僵局的最新努力。 美日台軍事同盟的可能性 最近半年來,特別是隨着陳水扁連任、台獨勢力在島內紮根之勢日益明朗之際,美國在不斷售台先進武器、強化美日台軍事同盟同時,以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持台獨的空洞承諾來安慰大陸。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同於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在一個中國政策外,其實還有一個台灣政策;一個中國是虛,一個台灣是實。可以說,美國的反台獨表態是策略性的、不誠心的,支持和平台獨是戰略性的、本質的。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美國有可能強化《與台灣關係法》的實施,從而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更多的海空力量,使中美之間出現實質上的軍事對峙局面。8月15日,美日起草新安全合作宣言,體現美在東亞軍事部署。有學者擔心美日台軍事同盟的可能性,看來並非杞人憂天。 因而,不論誰將入主白宮,美國對華接觸加防範的一面不會改變,中美關係隨着台灣局勢惡化而漸成戰略攤牌之勢,這是中國首要威脅。應對這種局面,在大國博弈中目前中國有三種選擇: 一、強化與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這方面努力為近年所倚重,但已經到了極限——俄羅斯在石油管道走向上的惟利是圖和國內實用主義需求,拓展空間有限; 二、改善與歐盟關係,尤其是突破武器禁運,但受到歐盟決策機制的制約和美國的阻撓; 三,突破對日關係僵局,這是最為忽視的,囿於歷史與民族情緒,中國對日外交急需拿出七八十年代那種大智慧。 中日關係糾葛根在心理 中日政治關係僵局和政經反差,成為中國外交的戰略瓶頸,源於兩國人民的心結。 中日矛盾本質上是相互看不起對方的心理作怪。捫心自問,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與美售台武器對中國國家安全與利益損害孰輕孰重?之所以中國人不能容忍前者,根在內心不能原諒“小日本”,而對美無可奈何。事實一再證明,中國的反對,不能阻止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不能換取中日關係改善,反而成為日本右翼攻擊中國的把柄,損害中國在日本民眾心目中形象。 如此,還不如改變自己的觀念,做一個大度而自信的民族。大和民族是服從強者的——每年8月9日,日本紀念原子彈轟炸,只是祈禱和平而沒有反美,就是很好例證。日本要服氣中國才會在歷史問題上有深刻反省;日本對中國民族情緒的過分敏感也存在畏懼中國崛起而失去亞洲老大地位的潛在意識。 因此,要樹立大歷史觀,超越近代屈辱史,不計較眼前的得失,高瞻遠矚處理中日關係。在中日關係上尤其體現出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中國發展了,日本自然以比較良好的心態對待歷史問題。日本並沒有認為自己當年是被中國打敗;日本的歷史觀其實是其現狀觀的折射,只有日本從內心服了現在的中國,才會認真考慮中國的反應。 向外派兵不等於軍國主義 按照這種大歷史觀,中國人應以平常心看待日本的一舉一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實事求是講,並非旨在挑戰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民族情感,而是國內政治文化(如遺族會的壓力和民族精神在作怪)使然。 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增長空間在失去往日生命力情形下,必然要將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訴求和軍事衝動,通過借船出海,強化美日同盟,不必將日本向外派兵與軍國主義復活聯繫在一起。 反過來想,中日政治關係僵局誰獲益?台獨分子和美國反華派。故而,不能把民眾推向右翼,不要把日本推向美國。韓國也是美國盟友,但是中韓關係由於少了歷史糾葛,在雙邊貿易總量不及中日三分之一的情況下取得了長足發展,最重要的是中韓兩國人民建立起的相互好感。而且韓日關係從過去類似於中日關係現狀情形得到極大改善。已故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和韓國總統金大中所簽署的歷史性協議,已經大大地改善了兩國的關係。這使日韓能夠聯辦上一屆世界盃,值得人們認真借鑑和反思。 中國有100個理由譴責日本,但是有1000個理由改善中日關係。中日間的領土糾葛、資源糾紛都是可以很好處理的,而且蘊涵合作之可能,對其他雙邊關係而言並非新奇,只不過發生在中日間變得複雜起來。理由除了上述說的外,必須從亞洲區域一體化和中國崛起必須建立在亞洲崛起基礎上這一戰略高度處理。 從正面上說,中日關係改善可以達到的目標是,爭取日本在台海衝突中儘量中立或只是為美軍提供名義上的後援,爭取獲得日本的高技術援助和軍售。中日成為亞洲合作的雙引擎,將極大推動亞洲的崛起;法德和好正是在西歐一體化進程中得以實現的。 如何突破中日關係僵局? 問題是,如何爭取實現上述目標,突破中日關係僵局?首先應從戰略高度把握和處理中日關係。為什麼不與日本講“戰略利益大於分歧”?對日關係新思維,碰了民族感情和歷史問題的敏感神經,未能從中國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高度提出改善中日關係的意義,因此遭到國內民眾和學者的廣泛反對。 其次,從操作層面講,改善中日關係可只做不說。比如,能否在第三地舉行中日首腦會議?高層尤其不宜在公開場合打壓日本,可以讓外交部發言人例行公事進行,公開場合多表揚日本國內對華友好聲音,不宜老調重談。對日關係新思維宜落實到行動而不能為學者和民間反映所累。 還有,要全面看待日本,鼓舞新生力量。比如,今年8月15日,除了幾名閣僚和議員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外,日本首相小泉率數千名官員表示將“堅守永不再戰”的誓言,應予以鼓勵,而不是一味指責人家陰一套、陽一套。對小泉也不要一棍子打死,由於人家堅持參拜靖國神社而無視其改善中日關係的善意。 不少有識之士感嘆,國民對日情緒已成為阻礙兩國發展的暗流。但中國對日民族情緒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證明完全可以引導。最近的激化可以認為是上行下效、中日政治關係多年冷漠和媒體不負責任炒作的結果。 為扭轉這種局面,處理好雙方最關心的兩個敏感問題至關重要: 其一,妥善處理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中國的一味反對給了美國以機會,乘機扶持日本,使之成為美國在亞洲霸權的延伸(最近美國宣布將在亞太地區部署第二艘航母,借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鼓勵修改日本憲法,強化美日同盟,將日本自然的政治訴求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值得人們深思)。 美國擔心亞洲一體化減少其對亞洲影響力,而中國正可以爭取日本以加速亞洲區域合作,分散美國認為中國挑戰其霸權的風險。可以作出與日本談判的姿態,名義上不明確反對日本成為正常國家,而是藉此談成今後約束日本的條件,使之儘量服務於中國和平崛起的事業。 其二,理智處理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繞過中日政治關係的靖國神社瓶頸。與日本反對參拜勢力合作,共同探討將甲級戰犯移出靖國神社等日本可以接受的方案方面,可以繼續努力,但不要完全寄希望於此。不妨於8月15日,中國每年舉行國家公祭抗日英雄紀念碑,最高領導人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提醒世人牢記歷史,同時正確對待歷史,區分歷史與現實,不為歷史所累。這比簡單反擊、批評日本要奏效。將中國的戰略意圖準確傳遞給日本。 一句話,中日關係僵局對中國外交有百害而無一利。急需開展兩國間的戰略安全對話(不僅局限於雙邊事務,而且擴展至地區、全球性合作領域),啟動領土、能源、貿易爭端機制,讓分歧暴露在桌面和桌底,而不是聚光燈下。設立政府獎學金,獎勵對消除中日誤解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和媒體人士;鼓勵年輕人交往,尤其是年輕學者間的交流,使他們成為兩國消除誤解、重塑未來良性關係的希望。要落實改善中日關係的戰略,歷史不可迴避;應回到歷史,考察中日關係的未來。 回到歷史:中日關係的未來 19世紀40年代,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了中、日兩國的大門,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亞洲的歷史被扭曲——扭曲的一重要結果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加入西方社會行列,成為西方國家剝削亞洲的代理,因而與傳統亞洲國家關係日益緊張,最終釀成東亞戰爭的悲劇。 應該看到,當時西方不僅用槍炮打亂了東方歷史正常演繹,而且以民族國家體系代替東方國際體系,引起了東亞國際秩序的混亂;而日本只是被勾引背叛亞洲的。 由於美國是新興的移民國家,缺乏歷史、文化底蘊,對東方的歷史糾葛不僅未能疏導,而且強化了東方社會的裂痕。中日關係的僵局無不與美國的亞洲力量存在密切相關。不僅如此,以往的霸權只是地區性的,美國自二戰後逐步確立起的全球霸權為歷史所僅見。 這樣看來,亞洲的未來在於回歸亞洲,超越近代史邏輯;那本來是被西方扭曲了的邏輯,以實現新亞洲的融合和騰飛。中國的崛起將開創亞洲復興的新紀元,將會給西化的日本以實質性震撼,重塑亞洲秩序,理順中日關係。 曾於1995年至1998年間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作為中國亞洲政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者之一,王毅卸下副外長之職,改任駐日大使,體現出中國以亞洲政策推動對日外交的氣魄與遠見,而其基本思路就是強調中日兩國在推動亞洲區域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王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已經描繪出這一對日關係新思路:“面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新形勢,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共同振興亞洲,已成為中日兩國新的共同利益。希望看到中日關係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相輔相承,相互促進。” 總之,日本並非中國的主要戰略對手,而是應對未來真正戰略對手可以爭取的力量,認為中國崛起後再擺平日本的心理,是非常有害的。問題是如何使日本服務於中國的和平崛起,這是突破中日關係僵局思維的出發點和終結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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