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性的前提是比較對象有某種相似性或相同性，但這種相似性或相同性的有無和大小取決於比較的視角和標準。比如，在國家權力的架構、運作方式和運作流程上，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可比性不那麼顯而易見;在政治制度的功能、產出和績效上，二者可比性就很高。又如，體現統治職能的主要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低一些;而體現管理職能的體制和機制層面的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相當強。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首先要從這些可比性較大的層面和角度入手。

　　事實上，西方有識之士已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比較。弗蘭西斯·福山通過比較認為：“中國模式有一些重要優勢，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備的;過去十年中，中國人民享有較大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斷改進，糾錯機製發揮了明顯作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則認識到：“制度優勢可以使得中國迅速凝聚力量解決議題，而這些議題在西方國家的討論和執行，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

　　不對稱比較和對稱比較都是比較政治研究的常見類型，人們更熟悉後者，即同中求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比較政治研究幾乎都屬於這一類型，比較對象僅限於當時已確立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的那些國家。上世紀50年代後期，西方殖民體系瓦解，一大批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登上歷史舞台，比較政治研究開始把重點轉向後發國家，甚至把異質性很強的國家都納入比較範圍。異中求同的不對稱比較從此更受推崇。

　　只有通過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較，才能從根本上揭示現代化中國發展模式的世界意義。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較的目標有三個：辨識比較對象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追溯這種相似性和差異性形成的原因，揭示或預測這種相似性和差異性產生什麼結果。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較可以把中國發展模式與西方發展模式的制度因素凸顯出來，把兩種模式在內涵上的特殊性(如政府的作用)和相似性(如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凸顯出來，把兩種模式形成和展開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差異性(如先發性和後發性，內源性和外源性)和相同性(如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凸顯出來。

　　這樣就有助於在世界範圍推動兩種模式進行有效的“對話”，一方面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關切得到積極回應，使中國模式獲得更加廣泛的理解和認同;另一方面，西方模式這一參照系可以使我們自己更清醒地認清自我，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時使我們更全面和正確地看待西方模式的經驗教訓，從中借鑑有用和有益的東西。▲(作者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