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國人如果有件日貨，算地位、財富的象徵物。青年人把一個半、兩個、四個喇叭的收錄機掛在車把上放着銅管樂上下班，各地部門接待日本商務人員很熱情，對日本商人的彬彬有禮、精明強幹很欣賞。那時，中國各級當權者中，和日本侵略者打過仗的不少，對日軍暴行記憶猶新的老百姓更多，但開放初期的中國人好像對這個仇家來的人並不記仇。也許，正是由於當時中國人寬容的心態和“區別”的思想，為中國技術、經濟上達到目前狀態打下了鋪墊。

　　　　我的前輩和“社會關係”中，多有反侵略戰士，小時候連身邊挑水的炊事員也是老八路（文革期間老紅軍登三輪、干粗活還不算稀奇）。機關周圍鄰居中，有當過漢奸兵的漢子，也有曾被日軍輪姦的婦女，當時他們多是四五十歲的人。說起敵偽時期故事，我並不覺得那是遙遠的事情。哪裡曾打過一仗，誰在哪裡活動，前輩們怎樣鋤奸，當地各種勢力派別以及他們頭目的姓名、事跡等等，這些似乎是一個老根據地機關子弟的常識。十幾歲時，對日偽時期檔案保持比較完整已有深刻印象，那時誰要是想隱瞞歷史問題幾乎不可能。有這些感性的東西再加上較好的文字、音像資訊環境，如果和現在網上的“愛國青年”比“民族意識”及“歷史知識”，那是不會比他們“淺薄”的。所以，對放棄索賠權始終憤懣不已並在1980年代後幾年就有所表現的，正是和我類似的一些人。也由於這種“歷史積澱”，我鄙視某些網友隨意給人扣“漢奸”帽子，覺得這是心理陰暗歹毒的表現，往好處想，則是不知稱人“漢奸”意味着什麼，算不知深淺吧。儘管沒人說我“漢奸”，我還是在抱不平時說過：如果當面被人強加如此罪名，我會動刀，這沒商量。

　　“民間情緒”今日如此，原因我不太清楚。不過我要指出“日本右翼猖狂”的理由經不住推敲。 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在東京發表演說，呼籲“儘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話音未落，一名右翼分子就把利刃刺入他的心臟；1970年11月25日，日本才子三島由紀夫綁架自衛隊長官，召集部隊演說，號召發動政變修改和平憲法誓死“愛國忠君”，受抵制後迅即循“武士道”切腹而死；田中角榮訪華前，接到許多以死相威脅的電話，為訪華做了被刺殺的準備。看這幾個例子，不難想像當時的日本右翼何等猖狂。如今，他們的猖狂遠不及以往，但對中國民眾的心理刺激程度卻強過了以往任何時期。甲級戰犯是1978年10月合祀在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戰後首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是在1985年8月15日，這麼嚴重的“開先例”性質的事件在當時並未對中日關係和民間意識形成多大影響，也說明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右翼猖狂”不如現在敏感。至於“貿易摩擦”，有貿易可摩擦比沒貿易可摩擦好得多。至於“修改教科書”，歷史又不只是他們寫的，咱明白也不是不管用。促使他們實事求是反而更促成他們更強大，也說不上是多好的辦法，要是會有很大作用的話，咱們發狠搶先一步據實修改一番倒是扎紮實實的強國行動呢。

　　中國人當初仇日不切，由“內因”所規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政府視日本為美國傀儡，沒把日本當重點敵手，屬於又打又拉的對象。宣傳上先是極力仇美，後又極力仇蘇。“民族恨”分階段地集中在兩個超級大國身上。抗日文學、電影等作品不少，但刻意披露日軍暴行不是重點，所側重的是渲染游擊的抗戰功績和緊密的“魚水關係”。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火力也不在集中在“漢奸”身上。“地富反壞右”等明確屬於專政範圍的類別中，沒有“漢奸”一說。擔任過偽連長、鄉長以上職務的劃在“反革命”一類中的“歷史反革命”里，專政或批鬥活動中，單純的漢奸罪行並不被特別重視，對“地富右”、“現行反革命”、“隱藏的階級敵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國民黨分子的歷史問題”，要比鬥爭“漢奸”來的狠，抗戰陣亡的國民黨將軍，也免不了毀墳砸碑。我的印象，許多“漢奸”的生活環境和“土匪”及“階級兄弟”差不多同樣寬鬆。對走資派、國民黨（特別是特務和還鄉團）、美帝、蘇修的滔天罪行揭露到位，日本侵略者和他們相比並不顯得大罪滔天，至少大家覺得這些敵人無論內部外部這國那國都是相近級別的壞蛋。是故，中國民眾也不對日寇抱特殊的仇恨心理。

　　對日軍暴行記憶猶新而不特別仇恨，是由於這份仇恨被別的仇恨和苦難、痛苦沖淡了。有此“基礎”，“親日”現象乃至“親日思潮”方可發生。但這僅是一個起碼條件，還不具備“親日的必然性”。走向必然，決定因素是兩個：一，中國人實在是斗夠了；二，在中國人不想和任何人再苦鬥下去的時候，日本最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

　　　 1972年兩國“結束戰爭狀態”，中日邦交正常化。其時，文革如火如荼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雖然高層依舊保持強烈的內鬥精神，而老百姓已是筋疲力盡，整個國家千瘡百孔。打前鋒的紅衛兵們傷痕累累，“緊跟毛主席幹革命，把革命紅旗插上白宮、克里姆林宮”的豪情壯志破滅消散，已經明白自己是被愚弄被糟踐了。中國人心身受到重創，大痛之中意識有些清醒，有史以來最好鬥的最富“肉彈精神”的一大群人，身被內鬥的殘酷和痛苦，產生了“厭斗情緒”，行為取向開始脫離純政治純精神的軌道。隨之，日本的技術和產品，讓他們看到了外部世界並非“水深火熱”，讓他們知道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

　　放棄對日索賠權，這可是“網上漢奸”拼死命也犯不下的事，但這事和周恩來提出的“棄權三理由”，沒有引發牴觸的言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主要原因有四點：一是民眾和基層幹部沒有起碼的表達權利和任何表達機會，權利長期喪失和久經管制後，習慣於領袖所說所為一貫英明的認識而無話可說；二是不了解外部世界，認為祖國強大到美帝來朝，小日本那點錢我們根本不必在乎；三是在當時已經成功地形成了一種宏觀氛圍──誰對經濟利益重視誰就是覺悟不高人格低下；第四個是最深層的最有決定意義的卻似乎從來沒有人指出過，即中國人的生活長久遠離法治秩序，侵權、傷害、剝奪等罪行融入生活並成為生活常態，平時罕見“合法賠償”的生活，早已將“法定賠償”概念從意識中剔除了。也就是說，和嘲笑外國人要求中國歸還他們資產的邏輯一樣，和中國老百姓不能索賠的邏輯一樣，大多數人其實覺得日本不賠償才是正常現象，才合乎革命的道理與政治的邏輯。

　　日本化肥，是普及到中國千家萬戶的“教材”；日本電器，則是中高層的“教材”。在中國改革時代到來之前，日本給中國當了“啟蒙教師”。

　　“X地幹部真正富，一人一條尼龍褲，前面是‘日本’，後面是‘尿素’，腰裡掖着百分數”。我一直沒忘這條“民謠”！現在對年輕人提這，就得解釋一番了：日本援華的尿素，包裝袋是國內少見的尼龍織品（一度使用過太平洋被單作外包裝），結實耐用，兩個袋子可裁成一條褲子。分到各地後，化肥袋到不了農民手裡，供銷社以五角至兩元的價格賣給“走後門”的公職人員。袋子上的黑字，是怎麼弄也去不掉的（這是中國人佩服日本印刷技術的開始），以最佳裁剪方案做成的褲子，褲腰下面顯“日本”二字，屁股後面帶“尿素”二字，印着“含氮量40％”的那部分就作褲腰。這就是上述“民謠”的由來。建國三十多年後，這個國家連許多公職人員都是揀戰敗國破爛遮體的叫化子！一般“沒門子”的老百姓連“揀破爛權”都沒有！於是，我一直視此為“國恥”。

　　一條尼龍袋，只是一條尼龍袋，就把“真理獨占者”的優越感自豪感一兜而空。其中多少辛酸，多少懊悔，如今的愛國青年難以理解──但是，你千萬別跟我說那些穿“尼龍褲”的人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別跟我說他們不愛國！

　　民間傳言：日本貨輪空船開往中國，邊走邊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港口，一船尿素就滿了。民間評論：小日本很爭氣很有本事，我們太落後了。爾後，日本的文學、電影讓普通人領教了非常“新鮮的”愛情、人性、幽默和法治，又發現日本人要比國人素質高、講文明。國內也推出《一盤沒下完的棋》等作品，進一步營造了“友好氣氛”。

　　改革開放、接納敵國的原因極其簡單：“再也不能那樣活，再也不能那樣過”。於骨肉相殘血淚飛雨之後，於饑寒交迫形影相弔之時，中國人發現，和平、和睦、脫貧、發展才是真正好東西。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需要換一種活法了。於是，歡迎人來，更歡迎帶着善意和財富的人來，並且，“腳步開始移動，就不管他是誰”。

　　對外心態的現代化，客觀、務實、雙贏的指導思想，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我的高級願望；最低的願望，借日本友好社團很樸實的一句話：“中日不再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公眾是不是比現在更成熟更大氣呢？是的，那是死裡逃生後的沉穩，那是歷經大痛大窮後的爭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