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全部由謊言拼湊而成”

原標題：暢銷書《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證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全部由謊言拼湊而成”

《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徹底顛覆了西方某些歷史學家和報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高度評價，不僅推翻了他們關於 “秘密報告”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演講”之類的溢美之詞，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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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俄歐亞所研究員 馬維先 編譯

原編者按

在赫魯曉夫二十大“秘密報告”發表50周年的時候，美國學者格雷弗·弗出版了他的專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作者是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教授、博士、歷史學家。曾與俄羅斯學者合著《被誹謗的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依法審判。不容申訴!》等。《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徹底顛覆了西方某些歷史學家和報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高度評價，不僅推翻了他們關於 “秘密報告”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演講”之類的溢美之詞，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赫魯曉夫整個“秘密報告”“全部由謊言拼湊而成”，而他用於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貝利亞的論據，沒有一件與事實相符。現將作者的主要觀點和論據介紹如下，供參考。�お�

一、重讀“秘密報告”的新發現��

 

格雷弗·弗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的“代前言”中稱，重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時，他注意到報告中的荒唐之說，比比皆是。

這一發現並沒有讓格雷弗·弗感到愉快。他的“苦衷”可想而知：他要完成一項“前無古人”的任務，證明每一件赫魯曉夫的“揭發”都是造假。格雷弗·弗預感到，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荒謬絕倫:“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演講竟是欺騙之作?……誰願意僅僅以我做出的結論為理由‘從零’開始改變已經成為過去的蘇聯、共產國際甚至是世界歷史?對問題作出如下想象要容易得多：作者以粗製濫造作品冒充史實為生，隱瞞真實情況並試圖以捏造方式指控赫魯曉夫。”但這一擔憂並沒有妨礙他對“秘密報告”進行全面、細緻和深入的研究，並最終完成了揭露“秘密報告”謊言的400多頁的專著。專著引發了不少讀者的好奇心，成為暢銷書之一。��

格雷弗·弗把“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 “揭發”歸納為61個大問題。格雷弗·弗先引用“秘密報告”中的看法，再通過歷史證據進行分析和研究。這些證據多數引自第一手資料來源，少數是其他資料來源;他為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從所有現有的證據中提供最好的證據;這些證據主要來源於俄羅斯檔案。��

二、關於“個人崇拜”問題��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指責把斯大林“變成如同上帝那樣具有神仙般品質的超人。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無所不能，他的行為萬無一失”，於是“個人崇拜”“在一定階段成為一系列規模極大和非常嚴重的歪曲黨的原則、黨的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鑑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為標題，格雷弗·弗對這一問題論述得比較詳細。他特別提到，雖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基本思想是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但在報告中，赫魯曉夫有意迴避了斯大林本人是否贊成搞“崇拜”問題。而在整個講話中，報告人暗示，或準確地說是提前將他應予證明而最後也沒有證明的論題視為無須爭辯的事實：為了得到獨裁者的無限權力，斯大林堅決主張搞對他的“崇拜”。事實上，在“秘密報告”中根本沒有任何實例說明斯大林煽動了對他的“崇拜”，因為赫魯曉夫未能發現一個這樣的例子。��

真實情況是，斯大林不僅沒有進行強加在他頭上的犯罪活動，而且也遠遠談不上樹立對他個人的崇拜。相反，從目前所擁有的大量證據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激烈反對令人作嘔的對他個人的歌頌。在該書第一章關於“個人崇拜”一節，作者用大量證據說明：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如何堅決反對公開解決“個人崇拜”問題，甚至將貝利亞批評“個人崇拜”列為他的罪行之一;鼓吹“崇拜”斯大林最賣力的人中，有斯大林的反對派，他們企圖以這種方式掩蓋其反對派面目;赫魯曉夫和米高揚“30年代是‘崇拜’的狂熱鼓吹者”。��

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的最後一章，作者再次談到了“個人崇拜”：也許，後斯大林領導人採取的唯一正確的措施是批評和部分地摒棄圍繞斯大林的他們自己製造的“個人崇拜”。但甚至在這裡，赫魯曉夫也不值得人們信賴。正是赫魯曉夫反對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後不久採取的對“個人崇拜”批評的措施(馬林科夫為人誠懇，他指責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斯大林親密圈子中的人，而不是指責已經去世的斯大林;馬批評他們缺乏勇氣和決心結束“個人崇拜”;馬認為，雖然斯大林最終容忍了“個人崇拜”，但他從來沒有鼓勵過“個人崇拜”，並總是對它抱有惡感)。正是赫魯曉夫，沒有多長時間就製造了對他個人的比斯大林有過之的更大“崇拜”，而他狂妄自大和自我宣揚的癖好是1964年中央主席團罷免他的最主要指控。��

三、關於“大規模鎮壓”問題��

 

斯大林30年代搞“大規模鎮壓”、“大恐怖”、“大清洗”和“殺害無辜”，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是這一印象第一資料來源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為了使自己的論證更有說服力，格雷弗·弗更多地是使用已經解密的蘇聯檔案材料進行駁斥和回答。格雷弗·弗不否認上世紀30年代蘇聯存在“大規模鎮壓”的事實，但對於“大鎮壓”的發生、發展、斯大林的態度與作用及誰應對“大鎮壓”承擔責任、赫魯曉夫扮演的角色等，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觀點和看法。��

1.是誰要求搞“大鎮壓”?

 

根據聯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會文件，斯大林曾在該全會上提出要求：每一個黨的書記在參加四個月或六個月學習班培訓期間，應為自己挑選能夠承擔領導責任的兩名副手。而許多或大多數參加全會的人是聯共(布)州、邊疆區或共和國組織的第一書記。他們可能將斯大林的這一要求理解為對自己地位的一種威脅：競爭黨的高層職務的“賽事”似乎為期不遠;如果黨的書記到學習班學習，誰也不能保證他還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

在之後舉行的中央全會上，第一書記們以驚心動魄的講述向斯大林訴說來自反革命分子和流放返回的富農們的威脅。書記們請求為他們提供判處極刑和將成千上萬人發配到勞改營的特權。與反革命威脅相比，政治教育機關的學習班自然是次要問題，辦學習班最終不了了之。��

有可靠證據證明，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為其他第一書記(開始只為自己)開闢了道路以獲得對成千上萬的人處決和把他們的多數發配到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鎮壓特權。依據文獻資料，格雷弗·弗得出結論：鎮壓之風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葉若夫、埃赫和一群第一書記，其中包括主要“鎮壓人”之一的赫魯曉夫吹起來的。��

2.斯大林要求搞政治教育，而不是“大規模鎮壓”。

 

雖然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在1937年2~3月全會的報告“企圖為大規模鎮壓政策製造理論根據”，但從整個發言內容看，斯大林堅持認為，“充其量有幾千黨員可以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者”，與此同時，在談到要提高警惕性時，他並沒有要求對他們起訴，而是建議為所有黨的領導人員開辦特別的思想學習班。這表明，斯大林要求將托洛茨基主義問題視為布爾什維克政治覺悟水平低的後果之一。要求搞政治教育，而不是大規模鎮壓，才是斯大林這次講話的真諦。與赫魯曉夫關於“大規模鎮壓”的捏造說法相反，斯大林在其總結髮言中，堅決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懲罰所有在某個時間段動搖和向托洛茨基主義靠近的人，同時堅持在該問題上要嚴格地“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格雷弗·弗引述了其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聯共(布)一月中央全會(1938年)進行了詳盡分析的學者格蒂和納烏莫夫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和中央黨的領導人對失控的鎮壓極為關注。正是由於鎮壓無辜黨員太多，古比雪夫州第一書記波斯特舍夫在該全會上被撤職。對該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的羅伯特·特斯頓的著作證實，斯大林試圖控制第一書記、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鎮壓活動。在這次中央全會上，馬林科夫作了附和斯大林意見的發言，他報告了古比雪夫州大規模和隨心所欲地將黨員開除出黨的情況，並認定這些行為的主要責任應由波斯特舍夫負責。��

總體上，斯大林和沒有參與陰謀活動的聯共(布)中央領導試圖縮小鎮壓規模和使鎮壓得到控制。最終，他們使那些有據可查的參與製造假案和消滅無辜人的人受到嚴厲的懲罰。��

3.誰應對“大規模鎮壓”承擔責任?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強調，沒有斯大林的批准，“葉若夫什麼也不可能做”。但格雷弗·弗在其《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中指出：應對“大規模鎮壓”承擔責任的首先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葉若夫，其次是30年代曾任州委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應對“大規模鎮壓”承擔責任的人中，葉若夫首當其衝，因為自1936年中至1938年底，葉若夫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首腦，毫無疑問，他殺人最多;2006年初出版的審訊葉若夫和弗里諾夫斯基的材料，完全證實了葉若夫是在惡意搞刑訊和殺害許多根本沒有任何犯罪的人;葉若夫單獨行動，並非如赫魯曉夫所說，是受斯大林的“指使”。��

對“大規模鎮壓”，赫魯曉夫難逃其咎。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發表了言詞激烈的講話，表示真誠地擁護鎮壓政策;1938年1月前，赫魯曉夫曾是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以及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第一書記，他寫信給斯大林要求處決6500人，信件的日期是1937年7月10日，同樣的日期還出現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處決名單”中;赫魯曉夫曾請求將“第一類”人員(即可判極刑的人員)名單擴大到20000人，或要求將對兩類人的懲罰數字擴大到41000人;赫魯曉夫和葉若夫知道，相當大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絕大部分在其參與下遭到鎮壓的人沒有罪，或在沒有進行細緻偵查的情況下就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4.格雷弗·弗用大量事實證明，赫魯曉夫報告提到的遭到鎮壓的相當大一部分黨的高層成員有罪。

 

作者認為，目前已發現不少證據證明，30年代蘇聯宣傳部門的看法是正確的。根據這些證據，托洛茨基與蘇聯國內的其他反對派有聯繫，參與了目標為推翻斯大林政府的陰謀活動。證據還證實，黨內外托洛茨基的秘密團體在蘇聯進行了暗中破壞和間諜活動，對不合他們心意的人散布了偽造的叛變指控。在該書中作者特別指出：儘管現有的證據僅僅是蘇聯當局30年代掌握的材料的一小部分，但已經令人信服地證實，布哈林是大規模反政府陰謀的參與者;利用哈佛大學托洛茨基檔案館1980年公開的資料，學者格蒂和著名學者、托洛茨基學家皮埃爾·布魯埃發現了文件證據,該文件證明了托洛茨基右派集團的存在。��

四、斯大林與戰爭��

 

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極力貶低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指責他“忽視戰爭預報”，在戰爭初期“意志消沉”，甚至斥責斯大林是 “毫無用處的”的統帥等。對所有這些觀點，格雷弗·弗都一一進行了反駁。��

(一)關於斯大林“忽視戰爭預報”問題��

 

1.沃龍佐夫情報。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忽視戰爭預報”問題最主要的一個例證是對沃龍佐夫情報抱有“偏見”。他說：“關於蘇聯面臨德國將入侵其領土威脅的迫在眉睫的情報，也從部隊和外交途徑得到了，但由於領導層業已形成的對這類情報的偏見，每一次發送這樣的情報時總是膽戰心驚，並加上不少說明。比如，1941年5月6日駐柏林海軍武館，海軍上校沃龍佐夫報稱，‘蘇聯籍人波澤爾……通報我海軍副武官，一希特勒大本營德國軍官說，德國人擬於5月14日通過芬蘭、波羅的海沿岸和拉脫維亞進攻蘇聯……’”��

現在關於“沃龍佐夫情報”的有關文獻已經解密。格雷弗·弗依據文件十分肯定地指出，赫魯曉夫刪除了海軍上將Н.Г.庫茲涅佐夫就“沃龍佐夫情報”向斯大林報告的關鍵內容：海軍首長認為沃龍佐夫得到的是假情報，該情報目的是讓蘇聯領導誤入歧途。��

2.德國逃兵的預報。德國逃兵事件也成為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的證據：“已知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在德國軍隊侵入蘇聯領土前夕，一個德國人逃越我們的邊界並報告，德國軍隊得到指示，6月22日深夜三點鐘開始對蘇聯發動進攻。這一情況立刻報告了斯大林，但這一信號沒有引起注意。”但格雷弗·弗從文件查明的真實情況是：從德國軍隊逃跑的利斯科夫是1941年6月21日21點被拘留的，而關於拘留他的報告是通過電話於6月22日深夜3點10分轉告的，即在進攻蘇聯前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利斯科夫很快被送到莫斯科。1941年6月27日《真理報》以他的講述刊載了一篇文章，附有照片和號召德國士兵向蘇方投誠的傳單。所以，赫魯曉夫的兩個論據，“立刻報告了斯大林”和“信號沒有引起注意”都與事實不符。赫魯曉夫本人知道自己的說法是編造的，60年代他所寫的回憶錄中沒有再重複關於從德國兵那裡得到預告和似乎斯大林沒有重視的看法。��

3.澄清“解凍”時期一個偽造文件。格雷弗·弗還為感興趣的讀者澄清了另一個蘇聯國內外流傳很廣，但“秘密報告”沒有提及的“預報”，即蘇聯最著名的諜報人員里哈德·佐爾格從德國駐日本使館發回的情報。事實證明，佐爾格關於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進攻的情報是赫魯曉夫“解凍”時期偽造的文件。��

(二)戰爭初期斯大林“意志消沉”問題��

 

“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意志消沉”的人：“在前線遭受首次最沉重的挫折和失敗後，斯大林認為末日已經來臨。”格雷弗·弗稱，赫魯曉夫的這種說法不符合真實情況。在戰爭開始的前幾個星期(許多人則是晚些時候)，與斯大林肩並肩工作的多數人當時都還健在和擔任國家高級職務，但他們從來沒有講到過類似情況。赫魯曉夫本人在戰爭初期一直在烏克蘭，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證明，斯大林說了或做了什麼。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接待來訪者的記事簿令人信服地證明：自戰爭開始第一刻起，甚至更早一些，斯大林活動能力極強。1941年6月21日~28日的來訪者記事薄記錄已在《歷史檔案》雜誌發表，它以文件形式證實了斯大林在這些日子不間斷的積極活動。��

朱可夫元帥對斯大林從來沒有特別的好感，但在他的回憶錄中非常尊敬地寫了斯大林，駁斥了赫魯曉夫的許多臆造，包括衛國戰爭初期的一些臆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Г.季米特洛夫也有相應的證明：應邀到克里姆林宮後，他見到了斯大林、波斯克列貝舍夫、鐵木辛哥元帥、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梅利斯和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之後，他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出奇的平靜，堅定不移，充滿信心。”此外，兩個相互獨立，但都對斯大林懷着敵意的將軍——沃爾科戈諾夫和蘇多普拉托夫，在90年代撰寫的著作中談及斯大林在戰爭初期的表現時都得出結論：赫魯曉夫撒謊了。��

鑑於某些歷史學家抓住斯大林辦公室來訪者記事薄沒有6月29日和6月 30日記錄的事實大做文章(他們企圖讓人們相信，所描繪的斯大林意志消沉，正是那兩天)，格雷弗·弗引用了持不同政見歷史學家、反斯大林分子麥德維傑夫的說法：斯大林自6月22日和之後，包括6月29日和30日，依然是一位有完全工作能力的人。6月29日，發生了鐵木辛哥和朱可夫參與的爭論。米高揚向庫馬涅夫描述了爭論情況。同一天斯大林起草和簽署了關於進行游擊戰的命令。6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通過決議成立國防委員會。��

(三)關於斯大林“貶低”朱可夫元帥的功勳問題��

 

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中，格雷弗·弗多次提到，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一些證據，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這不可能不讓人產生疑問。所謂斯大林“貶低”朱可夫元帥的功勳也是典型例子之一。��

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稱：“戰後，斯大林開始散布關於朱可夫的各種無稽之談，他聽說在前線某個戰役前，他要抓起一把土聞一聞，然後說，可以開始進攻，或相反，說什麼不能進行已經確定的戰役。我當時回答說：‘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這是誰杜撰的，但這不是事實。’看來是斯大林杜撰了這些東西，以便貶低朱可夫元帥的作用和軍事才能。”對此，格雷弗·弗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中憤怒地指出，除了赫魯曉夫外，再也沒有任何人聽到斯大林講過類似的話。根據朱可夫回憶錄，斯大林從來沒有凌辱過他。斯大林的確讓朱可夫擔任不太重要的職務，因為當時已清楚，元帥並沒有將從德國得到的戰利品上交國家，以補償在戰爭中德國對蘇聯造成的駭人聽聞的損失，相反，他參與了將這些財產竊為己有的活動。戰後對朱可夫降職人所共知，但知道真正原因的人只是少數。在這裡，赫魯曉夫實則為了得到元帥的支持(1957年在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鬥爭中，朱可夫站在了赫魯曉夫一邊)。��

五、關於“踐踏列寧民族政策原則”問題��

 

二戰中大規模民族搬遷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大肆攻擊斯大林踐踏列寧民族政策的重要論據之一，搬遷中 “大量死亡”數字成為斯大林“血腥統治”的罪狀之一。“秘密報告”稱：“這是一次由斯大林倡議的粗暴踐踏基本的列寧主義民族政策原則的令人髮指的行動。這裡所指的是，將整個民族無一例外地從他們的家園外遷，包括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而且這種搬遷與軍事考慮沒有任何關係……不僅在馬克斯列寧主義者，而且在任何一個思維健全的人的意識中都不會容忍這樣的觀點：即由整個民族，包括婦女、兒童、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承擔個別人或個別團伙敵對行動的罪責，對他們進行大規模鎮壓，使他們遭受困苦和煎熬。”��

針對赫魯曉夫的所謂“新發現”：(1)搬遷“沒有任何例外”;(2)搬遷“與軍事考慮沒有任何關係”;(3)“整個民族”“因個別人或個別團伙的敵對行動” 受到了懲罰等，格雷弗·弗利用俄羅斯學者公布的檔案文件指出，存在不少搬遷人員“例外”的例子。第二，從軍事角度看，搬遷保障了紅軍後方的安全。從每一個被遷移的民族看，其大部分或積極或消極，但都支持了德國，參與了反蘇聯政府的起義行動。雖然著名學者Н.Ф.布加伊和А.М.戈諾夫對搬遷公開表示不贊成，但他們還是指出，“總的說，蘇聯政府選擇了正確的輕重次序，在確定輕重緩急次序時，利用了其保持前線秩序，特別是北高加索秩序的權力……” 而關於赫魯曉夫的第三個“發現”，作者提供了詳細的檔案材料來駁斥。��

1.克里米亞韃靼人。

 

有關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大規模遷移的相當多的文件現已公開。作者利用這些數據，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觀點，即當時採取搬遷措施是正確的。1939年克里米亞韃靼族共218000人，這意味着大約有22000人或10%的韃靼族居民是到了應徵入伍年齡的公民。根據蘇聯文獻資料的數據，20000名應徵入伍的韃靼人是蘇聯武裝力量的逃兵;1944年之前，同樣數量的克里米亞韃靼人民兵持武器轉入德國納粹方並進行反對紅軍的活動。可以把20000逃兵處決，也可以把所有到應徵入伍年齡的男性關進監獄。但兩種方式都意味着消滅克里米亞韃靼民族。與此不同，蘇聯政府將所有韃靼人整體遷移到中亞，在那裡為他們分了土地並在幾年內免除他們的稅務。這是在1944年實施的。克里米亞韃靼民族保存了下來，1950年末還出現了人口的增長。��

2.車臣人和印古什人。

 

1943年車臣—印古什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約居住着450000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這意味着他們之中的40000~50000人是應徵年齡的公民。1942年，即納粹德國在戰場的突破達到鼎盛之時，有14567車臣和印古什人應徵入伍，這些入伍者中有13560人或93%的人成為逃兵或躲藏起來，有的加入在山區活動的起義隊伍或匪幫團伙。車臣和印古什居民與德國武裝力量的大規模合作是無可置疑的。2000年2月23日的《自由》無線電台轉播了對車臣民族主義分子的訪談錄，在訪談中他們以1943年2月開始發動的親德反蘇武裝起義感到自豪，而這正是在德國向高加索縱深追擊最嚴重的時刻。��

針對俄羅斯國內外發表的搬遷中發生的所謂“大規模死亡”數字，作者引用了權威學者的一些數字，即被遷移的人員死亡數字不大，只占總數的0.25%：“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證實，共發出180次軍列，運送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以及當時在押的民族的代表493269人。在這次行動中50人被擊斃，1272人途中死亡。” 鑑於搬遷是在冬季進行的，而且正在進行着歐洲史上、可能也是世界史上最殘酷的戰爭，這樣的損失數字不算太高。��

六、赫魯曉夫為什麼批判斯大林��

 

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的最後一章，格雷弗·弗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問題：赫魯曉夫為什麼要批判斯大林?為什麼他要花費這麼大的力量(假造、銷毀和隱匿文件)和利用如此眾多的政治犧牲品?根據格雷弗·弗的分析，某些情況推動赫魯曉夫這樣做，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講話時恰恰迴避了這些情況。這些刻意迴避的問題，被格雷弗·弗稱之為沒有發表的第二個“秘密報告”。很清楚：赫魯曉夫極力想搶在他30年代大鎮壓中的作用被揭發之前發動“平反”運動和將罪責轉嫁到斯大林身上。毫無疑問，這可以緩和居民的不滿情緒。對這一問題，格雷弗·弗提供了可供讀者思考的三種答案。��

第一個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答案：赫魯曉夫和他的支持者是要對蘇聯的政治方針即斯大林時期的方針作出根本的改變。中國認為，一系列赫魯曉夫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這樣的解釋有真理的成分。��

第二個答案是，赫魯曉夫的目的是以批判斯大林為武器，與其他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特別是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進行鬥爭。採取這樣的路線與已知的風險有關：赫魯曉夫不可能提前知道，他的反對派是否對他進行指控和採取更殘酷的措施。也許這正是為什麼他找到諸如像波斯佩洛夫那樣無原則的人作自己的支柱——他們在“銷毀”揭露赫魯曉夫在組織大規模鎮壓中作用的檔案文件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赫魯曉夫銷毀了比任何人都多的文件。��

第三種答案是歷史學家尤里·茹科夫提出的：赫魯曉夫的目的是，結束與斯大林及其中央主席團親密戰友推行的民主改革，特別是與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改革。馬林科夫曾在斯大林去世後一定時期內進行了民主改革：其實質是取消黨不應承擔的政治、經濟、文化管理職能，並將它們轉交給選舉產生的蘇維埃;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框架內對國家管理進行“變革”或“重組”。茹科夫詳細描述了力圖使黨擺脫政府權力職能的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一方，與另一方即堅決反對改革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1953年5月，斯大林逝世後不久，執行權力最高機構——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案，取消了對黨的高層領導人員的額外貨幣補貼，即所謂“信封”(“紅包”)，使他們的實際工資收入與國家機關同級別職員相比下降了大約兩級。茹科夫指出，正是馬林科夫贊成有必要通過這樣的決議案。就其精神而言，決議符合黨脫離國家管理並將權力轉給政府機關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貝利亞(支持改革的人之一)實施違法的懲罰措施之前不久，該決議案取得了法律效力。��

1953年6月末，貝利亞突然被捕和被關進牢房，或根據另一個說法是被厚顏無恥地就地處決。當年8月份，赫魯曉夫得以為高層黨的官員恢復了“信封”(“紅包”)，增加了獎金幅度和補發了3個月停發的“信封”(“紅包”)。三個星期後，舉行了中央全會，幾乎是在全會的最後時刻恢復了第一書記職務，這一職務當然非赫魯曉夫莫屬。黨的官僚犒賞了“自己人”。茹科夫表示，他“堅定不移地深信，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真正目的在於讓黨的機構重掌大權。但必須轉移對這一目的的注意力，於是，藉助於秘密報告，將注意力集中到過去”。��

比較以上三種答案，格雷弗·弗的意見是：真理既包含在對所發生的一切以“權力鬥爭”解釋的嘗試，也包含在中國的(反修的)說法之中。但茹科夫的答案，涵蓋了所有已知的事實並與“秘密報告”本身的內容和他提供的關於赫魯曉夫的所有“揭露”均系偽造的證據一致。��

七、俄羅斯當局對解密某些有助于澄清真相的檔案諱莫如深��

 

儘管蘇聯解體後，大批檔案解密，但格雷弗·弗認為，這對研究斯大林時期的歷史遠遠不夠，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的歷史。已經解密的檔案，很多是當局認為可以說明斯大林“犯罪”的材料，格雷弗·弗特別提到，這些材料與波斯佩洛夫報告和其他文獻資料一起由國際“民主”基金會(А.Н.雅科夫列夫基金會)印刷和出版，該基金會預定的目標是揭露所謂斯大林和共產黨的犯罪活動。而與揭露所謂斯大林和共產黨的犯罪活動精神不一致的檔案，只解密了一小部分，甚至還出現了解密後又重新加密的情況。��

在《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中，格雷弗·弗通常是在涉及某被鎮壓高級官員的具體案件時提出檔案解密問題的。俄羅斯政府對以下文獻的解密諱莫如深：證明30年代被鎮壓的高級官員確實犯罪的檔案;證明波斯佩洛夫委員會報告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引用的文件是斷章取義的檔案;證明赫魯曉夫時期偽造平反證明的檔案材料;證明葉若夫應對30年代大規模鎮壓承擔責任的檔案;證明斯大林為首的領導人採取了正確的方針，特別是試圖控制鎮壓規模的檔案材料;證明赫魯曉夫捏造了對貝利亞的指控材料等。��

格雷弗·弗認為，無論在蘇聯時期，還是在1991年之後，都沒有開始讓研究人員接觸有關偵查檔案材料，那些年代事件的真實情況依然不為人知;對此合乎情理的解釋是：這其中存在着某種關聯，仔細地研究這一關聯，可能會做出斯大林和貝利亞都無罪的結論，雖然赫魯曉夫使盡渾身解數，將所有罪狀都加在他們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