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崩潰論”為什麼會失敗


送交者: 無浪[布衣] 於 2014-04-26 17:00 已讀 406 次          

毛主席如果還在世的話，一定會對曾經的夢想如此成真而瞠目結舌。當年為了震驚世界，不惜抄近路放了個畝產十幾萬斤的衛星。風光沒出三年，卻以一個諷刺性的大饑荒慘澹收場，弄得老人家發誓再也不碰經濟，而在群眾運動的不歸之路上越走越遠。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一個衛星終於成真，而且更成了讓全世界吃驚、崇拜或者不解的當代神話，就是中國持續30年的高增長。更讓人焦慮的是，這個神話看起來還不會停止。各種末世預言、各種崩潰論紛紛失敗；各國領導人歡呼雀躍地擠上到北京的航班。傲慢的跨國資本家和政客變得史無前例的謙恭，甚至還有嚴肅的學者加入對奇蹟的讚頌。

    沒有前車之鑑可遵循。所以這場跨世紀的爭論非但沒有結束，而是更加火爆。支持者急於尋找對自己有利的隻言片語，或者乾脆命名為新模式來證明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和合乎邏輯；崩潰論改頭換面的仍然層出不窮，BBC的《中國是怎樣愚弄世界的》就是一次最新的嘗試。

   在我看來，這個紀錄片並不了解中國。它的理論基礎、證據、推理和結論都是基於西方經濟學的。所以它沒有把握中國的實質問題。他們從根本上不相信“中國例外論”。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心相信，發生在當今中國的信貸擴張或者投資躍進，看起來都只是“玩的就是心跳”，卻並不馬上致命。

    拋開嚴肅的經濟學分析不談，我們只談問題和解決方案。上述的觀察沒有錯，的確都會造成問題。但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有超強的調控和風險轉移能力。

    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一般有下列幾個特點： 一是生產資料的配置，供求關係主要基於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經濟的調控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第二，市場的參與者具有自主的行為能力，雖然他們會受到不對稱信息的影響（比如資本家控制話語權的報刊，電視，網絡，或者是無處不在的商業廣告），但是總體是行為自主的，雖然不一定是思想自主。各階層對自己的利益受損十分敏感，民主制度下，損害任何利益主體的決策都是執政黨的自殺行為，因此政策騰挪空間狹窄。第三，投資主體是民間資本，因此對投資回報十分敏感，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第四，消費主義大行其道。超低的儲蓄率導致中低階層的抗風險能力極其脆弱，大大減弱了社會總體的抗風險能力。

    相反，這幾點在中國都不成立。中國市場同時存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政府常常是市場的最活躍和最重要的參與者；投資主體是國家，而不是民間資本。民間資本僅在僅有的一些領域有徹底的自由和話語權；市場的參與主體主要是受行政命令控制的人和公司，無論思想和行為不能完全自主；城鄉二元模式的長期存在，構建了最大的緩衝區，因此暫時有着龐大的“利益可忽視”人群，他們承受着每次政策調整的陣痛和系統風險化解的責任。最後中國社會還不是消費主義社會。超高的儲蓄和人的互助，降低了政府的壓力，使得社會總體的抗風險能力大大提高。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資本運行的過程，就是財富的逐漸集中和低收入階層被剝奪的過程，因此周期性的產能過剩，只能通過政府干預進行財富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通過犧牲一定的社會效率換取社會公平和穩定，本質上是強制財富的逆向轉移。每當經濟周期性低迷的時候，往往由於各階層利益主體都難以做出讓步，最後政府的舉債運行，全民以未來買單就成了唯一的辦法。當前美國就是這種情況，其系統性風險仍然長期困擾經濟學家和政客，看來沒有短期解決的希望。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是民主國家的通病。經濟的高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實際上，上訴特點也構成了西方觀察中國的基調和視角。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運行的效率更低。政府印鈔增加速度和銀行壞賬更高，我們理應更着急才對；投資的產出和效率更低，社會的財富縮水或者循環能力變弱，經濟應該停滯才對。如此低迷的消費數據，工廠應該大量倒閉才對。這麼多負面因素疊加，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發生經濟危機？這就是崩潰論的理論基礎。

    這是西方研究者始終想不通的問題。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中國例外”，或者是“中國模式”的存在。這既是中國之幸，又是中國的不幸。

    簡單的說“中國模式”，就是政府參與、干預和市場經濟的混合物，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同時都很強大的經濟模式，也許可以稱為“後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行政市場模式。這絕對是中國的原創，是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經濟模式。當然西方經濟學無法解釋。其關鍵在於，政府既可以占有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活力和繁榮，擁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財富和資源；又可以從政治、外交、社會穩定等考量，而採用不受任何制約的投資調節和決策機制。兩者相輔相成，其對社會和經濟的管理掌控能力之驚人，完全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所謂長袖才能善舞，然也。

    據說當時的四萬億出台，是“拍腦袋”。也許有誇張，但是不受約束的決策自由度由此可見一斑。

    一般說來，經濟危機最大的問題，是產能過剩和大量失業，加上因此而造成的經濟停滯。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的巨大調控能力，在短時間可以非常快和高效的反應，而及時做到“軟着陸”。這當然是西方所無法做到的。比如，“家電下鄉”可以認為是一種產能過剩的消化，是以政府的補貼來買單的；而08年的金融危機，沿海幾千萬民工失業回鄉工作，更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農村仍然是二元體系中承擔系統風險的緩衝區。從經濟角度看，民工回鄉和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並沒有本質區別。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文革中的此項決策，不光是政治原因，也是解決城市失業，讓農民承擔這些青年成本的一個辦法。第二，民工回鄉後，政府在當地大興土木，解決了這些人失業問題。以至於後來，很多民工不願意回到千里迢迢的沿海，而造成沿海“民工荒”。我岳父家保姆的丈夫，曾經長期在廈門打工。08年後回到重慶附近的老家，就再也沒有去廈門了。

    08年的危機和對症辦法，是這個模式抗風險的一個集中展示。實際上，這種財富的轉移和重新分配的過程，在中國的經濟運行中一刻也沒有停息。所謂西部開發，城鄉一體化，都是和這個轉移過程相關的。在巨大的看得見的手的運作下，風險的集聚和化解是同時在進行着的。總的來說，隨着財富總量的的增值，普通民眾的生活也越來越好，這個情況也符合我們平時對國內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觀察。

    當然，由於執行力的問題，地方政府的小算盤，利益集團的瓜分，最後搞得雷聲大雨點小，執行中嚴重走樣，執行中創造大量的富豪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但這不足以否認這些調控本身的作用。而且，執行情況常常以中央的力度為標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真正想幹的事情”，決心和行動還是雷厲風行的。

    調控措施另外被西方攻擊的地方，就是投資的低效問題。但是，在我們的特殊體制下，同樣不是問題。西方人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往往可以通過行政干預購買來進行彌補和化解。

    西方的政府職能主要是提供需求。就是說可以引導輿論，但是無法強迫消費。而中國的體制，這是一隻看得見的手在參與市場行為：既可以強賣，又可以強買，市場完全在行政控制下，政府左右逢源，女媧補天的補救能力豈是凱恩斯的數學模型可以解釋的。技術低下，錯誤投資的產品，政府可以命令其龐大的下游國企進行購買、消化，輕鬆解決掉投資回報的問題；又比如，高鐵的投資巨大，如果私營公司怕不死也要脫層皮。但是政府只需要停掉綠皮車，就可以輕鬆地把消費者驅趕過來，而人為“優化”了投資環境，客觀上改變了資產負債表，提高了投資回報率。有人會問，這是明目張胆地犧牲普通消費者的利益而實現的，要稱為掠奪也不為過。不過，中國的什麼事情不是這樣呢？

    此外，作為最後一道閥門，中國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必須要算上民間的自救和忍耐力。當年在成都，下崗工人民政局救濟180元一個月，也沒有人餓死。我還看到他們天天在茶館喝茶曬太陽，打五分錢的麻將。過得也很悠閒滋潤。實在不行，還可以啃老，或者親戚朋友接濟。要不就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到最基本的吃飯睡覺。裡面心酸肯定有，但的確沒有人鬧事。中國從根本上，不是消費主義社會，是儲蓄社會。由於傳統觀念和歷史上的貧窮，以及對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國人都傾向於自己存錢防止風險，客觀上加強了中國社會抗風險的能力，降低了政府的負擔。試想，這些下崗工人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民眾早就上街，政府下台多少回了。

    這就是為什麼道瓊斯股票下降5%都叫股災，中國股市下降50%也不是什麼新聞，群眾們情緒穩定。

    所以，無論從制度設計，市場主體構成，調節手段和文化，中國社會在抗風險能力上和西方不是一個數量級的。當然，這一切的代價，都是犧牲人的自由意志和生活品質為前提的，而且每次這樣的轉移，必然有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受損。每次有多少人傾家蕩產，沒有人統計過。但是將來一定會有說法。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建國後的歷史表明大部分買單的人是農民。

    由於我們崇尚發展是硬道理，少數人的悲劇從來不是問題。無論在民間和政府，好像都有這個共識。

     綜合改革開放的歷史一路尋來，還可以發現這本身就是一個精心的制度設計。政府對市場的掌控，其實本質上與計劃經濟相比並沒有鬆動絲毫。執政當局意識到，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開，以激發民間的活力。但是又必須緊緊抓住核心的權力。這樣既能避免失控如同東歐國家，又能避免像前蘇聯一樣的僵化。歷史已經證明上訴兩者都會對政權造成致命的威脅。

     更精妙的地方還在於，表面上看起來是民間和政府的拔河，但由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其實更像老頑童周伯通雙手互博。這就是鄧公高明的地方。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史，就是民間和政府的拔河史。政府對行業是有時放有時收。九十年代末放開棉紡輕工等利潤低成長性差的行業，是因為國企需要輕裝上陣華麗轉身，搶占產業上游，包括能源電力金融通信電子。對應的例子就是以礦難整改為名大舉收買山西非國企煤礦。可以看到，政府這邊思路從來都是一致的，主動權永遠在自己手上。放出去的，都是低效而不賺錢的夕陽行業，何不趁機引入民間資本，既開放了競爭，又提高效率，還減少了社會矛盾。反正任何時候如果需要都可以收回來。而收才是真正的目的，是赤裸裸的與民爭利。本質上小車不倒只管推，就是要拼命擴大自己的利益。

    那麼這個“例外”情況，會持續多長時間呢？

    前面說過，滿足目前中國模式，需要政府保持掌控市場的超強能力，而且要把儘可能多的資源抓在手裡；第二是始終有可以犧牲的利益團體，來保證這個緩衝能力。畢竟問題不是好事，總需要有人來買單。

    不幸的是，長期來看，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經濟運行的水平越來越高，決定了如果不持續放開，政府已經無法承受壟斷國企效率低下和經濟停滯的代價，這個拔河的最終勝者應該是民間。本屆政府在有意識的放開一些領域，一定程度上就是糾正過去十年高歌猛進的國進民退。第二，堡壘最容易被內部攻破。決策層和國企內部，也是各種山頭割據；要想犧牲局部為國家政策和經濟下行買單，越來越難推行下去了。所以現在提法要觸及利益集團比觸及靈魂還難，箇中的苦應該不足為外人道。 第三，隨着城市化的結束，農民作為天然緩衝池的群體越來越少。因此要緩衝，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隨意方便。隨着60，70後逐漸退出舞台，新一代的人是很難默默地承受自己的利益被剝奪的。正如目前經常報道的，新一代的農民工不再願意過父輩的生活就是典型的證據。

    不過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就是我反對崩潰論的根本原因。

    如果非要預測時間，我的感覺各種矛盾積累的臨界點，也許在2030年前後。因為那時中國應該已經深度整合進了新的世界經濟貿易規則，按規則辦的壓力使政府的政策空間壓縮；民營產業在逐漸開放的各個核心行業比較成熟，有些可以達到了大到不能倒，舉足輕重，要收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的情況，也就意味着回頭路走不了了。城市化進程基本結束，二元經濟不再舉足輕重，農民也不再是弱勢群體的代名詞，甚至大大好於城市無產階級。再者那個時候是80，90後在領導中國，維權和自我意識的覺醒程度，非前輩可以比的。不過，最重要的是，隨着城市化的結束，東西部基本平衡，高速、超前、大跨度的需求將消失，總量更加巨大的中國經濟，沒有任何理由繼續超高速增長，回調的拐點就這樣出現。

    當“例外”消失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真正用現代經濟學的模型來預測。當然，結果如何，各位看官都會有答案。到底是不是裸奔，到時自然可以見分曉。

    不是有句名言說的嗎，“出來混，遲早還是會還的。”

    往好的想，我看好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實幹精神。無論怎麼變，我們的國家將會長存，這些問題都能得到最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