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問了好朋友一個問題。此人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之一，也是一位無比慈愛的父親。我問他，是否認為自己的孩子長大後，美國會更加繁榮，或者至少像我們一樣，享有各種各樣的機會？

他的回答迅速而毫不含糊：不。

“那你是怎麼做到心平氣和的？”我問。

他聳了聳肩，苦笑着回答，“我打算給他們留下一大筆錢。”

2014版的美國夢：節衣縮食，為未來的苦日子做準備。最糟糕的日子還在後頭，所以，如果你是有能力防患於未然的少數幸運兒，那就行動吧。

上周，當我讀到一份最新預測時，想起了和朋友的這番對話。這項來自世界銀行一家分支機構的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在今年底超過我們，終結我們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地位。我們的成功多長久啊！這麼長時間保持下來，感覺真不錯。

而且，我們世界第一的頭銜可能還會持續更長時間，遠不止幾個月。這項預測依據的算法存有爭議，這種事情也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

不過，我們滑落到第二似乎不可避免，以至於目前大多數美國人都以為，我們已經落後了。過去六年，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 Poll)詢問哪個國家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時，更多人的答案是中國，而不是美國。今年，回答中國和美國的人是52%對31%，兩個數字的差距可謂驚人。雖然事實上我們真的還是世界第一，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這樣認為。

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比如樂觀主義、雄心壯志，以及曾經的奕奕神采。在美國這場光榮的社會實驗中，樂觀主義一直是維繫它的生命線，雄心壯志則是它的根基，而我們曾經的風采，讓我們遭到了如此多的嫉妒、效仿和謾罵。

如今，我們卻在低聲下氣地前行。我們步伐和心氣的轉變已經顯露了不少年頭。在這段充滿挫敗感的格外漫長的時期，我們感到，衰落似乎不是暫時的：我們的進取心經過拐點，開始了向下的弧線。

在去年末發表於“政治人”(Politico)網站上的一則長篇備忘錄中，民主黨策略師道格·索斯尼克(Doug Sosnik)談論了他所說的“10年的憤怒和不滿”。他指出，根據NBC新聞頻道(NBC News)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聯合民調，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的人的比例，連續10年超過了認為我們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人。這是國家本性的轉變。

索斯尼克寫道，“美國民眾憤怒和疏離的實質在於，認為美國夢已變得遙不可及。在我們的歷史上，歐洲的社會流動性第一次超過了美國。”

我們落伍、懶散，無論你看向何處，都能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

美國學生和國際上最優秀學生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而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美國的成年人缺乏其他許多發達國家的同齡人所擁有的技能。

我們的橋梁接連坍塌，火車慢如龜速，航站樓與許多亞洲和歐洲的機場一比未免相形見絀。喬·拜登(Joe Biden)也承認這一點。就在三個月前，他說拉瓜迪亞機場(La Guardia Airport)就像來自第三世界。我去過拉瓜迪亞機場，我也去過危地馬拉。如果我是危地馬拉人，會告拜登誹謗。

我們已經很少興建大型工程了。我們只是嘴上說說，然後通常都會否決，或是一等再等，無論是在加州修建一條高鐵，還是在新澤西和紐約之間再建一條通道。儘管每次說不都有理由，然而長此以往，就誕生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失敗主義傾向。我們猶豫不決。我們如此膽怯。

我在《紐約時報》的同事戴維·李哈德(David Leonhardt)和凱文·奎利(Kevin Quealy)最近報道，美國的中產階級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現在不是了。加拿大已經超過了我們。

我的另一位同事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在新的“社會進步指數”對132個國家的排名中，美國表現平平。我們的基礎教育排名第39，獲取飲用水和公共衛生服務的水平排第34——飲用水和公共衛生服務啊！——整體排名第16，只比斯洛文尼亞高兩位。

貝拉克·奧巴馬總統任期的“降低的期望值”和“致命的被動狀態”，讓我的同事莫琳·多德(Maureen Dowd)感到不可思議。但這可能就是美國的真實寫照，銳氣受挫，聽天由命的程度讓人不寒而慄。

這三篇報道從各自的角度反映了同一副景象——美國褪了色的未來。我們對聯邦政府不屑，對海外干預心存疑慮。生育率下降。我們已經遠離了《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童話般的輕鬆和糖果色的基調，陷入《都市女孩》(Girls)的那種無盡的灰暗。

擔心子女未來的不光有我的那位朋友。去年9月，《國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和好事達(Allstate)聯合進行“中心地帶監測民調(Heartland Monitor Poll)”顯示，只有20%的美國民眾認為，與父母那個時代相比，如今的孩子未來將擁有更多機會，而45%認為機會將變少。該項民調於2009年首次設置這一問題，而這是調查結果最悲觀的一次。

與此同時，關於美國是否正處於“投降”狀態的討論正日益激烈。社會學家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2013年11月在“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網站上寫道，“美國曾經是一個由兇猛的雜食動物和肉食動物組成的國度，但可能正變得更加溫順——變成一個到處是心滿意足的草食動物的國家。”看看我們的運行軌跡：從獅子變成了羊羔。

這也許並沒那麼糟。不那麼強勢，或許意味着我們不會觸角伸得太遠。少一些信心，或許意味着少一些自大。而且，錢並不代表一切。

我認識的一個很有想法的大三學生告訴我，儘管他認為美國經濟不會變得更加富裕，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也不會更強勢，但他期待着美國變得更加包容多樣性，比如讓同性婚姻在全美各州都合法。他渴望成為這個國家創造力的一部分。

不過，我還是憂心忡忡。長期以來，無遠弗屆的信念一直是這個國家的核心特質，我們能這麼輕易地接受限制嗎？如果我們確定蛋糕不會變大了，政治會不會降級為關於如何分配的無休止爭吵？悲觀主義難道不是必然會應驗的預言嗎？

今年初，奧巴馬總統發表的那番國情咨文以其政治議程的平淡無奇而引人注目。演講之前，他的長期顧問戴維·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調侃了里根時代刻意（且時而瘋狂）的樂觀。他告訴《紐約時報》的邁克爾·希爾(Michael Shear)，“我認為，做出‘美國正沐浴着朝陽’的假象是對時代的誤導。”

也許吧。但安於黃昏般的現狀，我們也不會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