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一篇德國學者《解讀劉亞洲“甲午國殤”》的文章開宗明義把中國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近期發表的《劉亞洲空軍上將談甲午戰爭：制度·戰略·信仰·國運》評價為“我們都認為這是目前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劉亞洲什麼樣的“戰略思想”獲德國教授們如此高的讚譽呢？

《解讀劉亞洲“甲午國殤”》文章作者恩格爾在其文中做了如下解讀 “劉將軍欲言又止的心情”：“中國歷史70%失傳，剩下的都幾乎都不真實。那麼為何有這麼多人有意讓它不真實呢？當然，統治者都刻意保護着一個秘密。我認為，中國人需要的不是真實，而是利用價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國人的生活體驗核心，也就成了一種信仰內容。那麼有可能讓中國人變得有劉將軍希望的那種“有信仰，有人格，有戰略思想嗎？”，“中國統治者都不希望中國人有獨立人格”，“這也就歸咎到我以前一直強調的中國‘異治’模式問題了。要改變這個老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民主選舉，讓統治者與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憲政。”。哈！恩格爾教授顯然不僅僅要顯示西方人的文明優越感，更重要的是要利用中國人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打擊中國人的文明自信，藉機推銷西方民主憲政價值觀。

1. 解讀劉亞洲甲午之敗是文化之敗

顯然恩格爾和劉亞洲共鳴的地方在於：“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劉亞洲語）。劉亞洲在他的《信仰》一節中指出“了解一個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做官。”，“人心腐敗已達極點。”，“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劉將軍說中國甲午時代的軍人像農民，其實我看更像奴才；他們根本沒有德國或日本人那種武士精神和靈魂”（恩格爾語）。在此恩格爾迫不及待地要“真正解讀為何甲午至今所談及的弊病沒有消失，甚至更加嚴重”，"要改變這個老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民主選舉，讓統治者與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憲政"。恩格爾引申文化亡國論不僅在那個甲午年間，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或許這位德國教授不了解中國歷史、但至少知道西方現代文明史始於幾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應該知道文藝復興時期整理出來的所謂西方文明歷史才多是經不起考證的偽史，以西方史學經驗認定中國歷史“幾乎都不真實”，實在是井底之蛙鳴，當然我們也不必為難只有幾百年文明史的德國去理解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

劉亞洲如果有點常識應該知道文藝復興之前的西方經歷了長達千年政教合一的中世紀黑暗野蠻時代，在那個漫長的年代裡，西方很有“信仰”卻容不下科學，迫害哥白尼、燒死了布魯諾，經濟文化停滯不前，難道這算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千年文化根源嗎？同時期唐、宋、明朝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所創造的輝煌無論精神層面還是物質層面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其比肩的，中國人發展出來的文官國家管理體制和燦爛的中國文化讓同期西方黑暗的宗教專制政治制度和文化黯然失色。這也就是為什麼當西方從中世紀黑暗中走出來以後會不顧一切地探索文明富裕的東方。

而正是文藝復興以後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的改革，世俗化的趨勢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工業革命。美國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她嚴格奉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政治理念。歷史、文化虛無主義者們張口閉口說中國無宗教、無信仰，其潛意識已經被西方至上意識形態所俘獲，似乎只有信仰基督教才堪稱文明。把甲午的失敗歸結為中國人無信仰、千年歷史根源、中華文化之敗至少是對歷史的無知。

劉亞洲：“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照此說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抗戰時期也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他們之敗“還是文化之敗”。然而他們身後幾十年或幾年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劉亞洲所謂的“ ‘分子’ 腐敗” 構成的軍隊，把17國聯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逼着美國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同樣的農民軍隊，清軍、國軍是中華文化，志願軍文化就不是中華文化了嗎？按此邏輯，法國在二戰中“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亡了國，是他們沒有信仰，沒有獨立人格、沒有民主、沒有憲政，難道也繼承了中國“沒有信仰，沒有人格，沒有戰略思想”的中國千年的亡國文化嗎？

請劉亞洲政委去問問法國人可曾反思過法國亡國的千年文化之根源！當然也請恩格爾教授認真反思一下德國兩次戰敗的千年文化之根源。

劉亞洲把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舉歸結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人格，有信仰，篤信基督的蔣介石領導的幾百萬大軍為什麼沒有群體意識的覺醒，被日本人打的龜縮到西南一隅呢？可見信仰、文化決定論太偏頗、太牽強附會，太別有用心。

事實上歷史也有很大的偶然性，無論是歷代帝王，還是民選的總統都有強弱優劣之分。橫掃六國統一中原的秦始皇一旦離世，秦帝國很快土崩瓦解。無論羅馬帝國還是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都存在人亡政息、一夜間改變歷史的現象。即使同是憲政體制，經過橙色革命洗禮被西方認定為完美民主典範的民選總統尤先科上台，卻把烏克蘭一步一步帶入災難，而同期俄國選出了普京卻帶領俄羅斯迅速恢復壯大，使得原本經濟處於同一起跑線的俄烏兩國，如今經濟水平對比出現天壤之別的差異，美國歷史上也有好壞總統之分。甲午年代中國不幸遇到一個和廣大百姓離心離德，毫無進取心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更不幸的是意志消沉、暮年的慈禧卻迎面撞上了一個正當壯年勵精圖治日本明治天皇，以及由此而導致明治維新成功和戊戌變法的失敗。日本搭上工業化快車，中國卻被別人用戰爭的手段剝奪了正常發展的權利。這一正一負的效應使得中日實力對比開始逆轉。

大國衰落的因素很多，如果硬要把中國的一時失落反思成幾千年來的文化失敗，民族略劣根性，這就正中別人的攻心計。毀滅一個民族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毀掉她的民族自信和文化。歷史上許多古老文明就是消失在文化上皈依了其它宗教和信仰。

萬幸的是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候，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在人類歷史的轉折點蘇聯出了個戈爾巴喬夫，中國卻出了個鄧小平，中國從此走上華夏文明復興的陽光大道。而被某些人無比推崇，有“千年大戰略”的日本卻十年九相，靠着所謂民主憲政無比“優越”的制度優勢反倒是失落了二十年有餘。

各國都有自我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清末、民初中國兩次短暫的發展黃金期都被日本人用戰爭手段破壞掉嘎然而止。如果清朝民國活在戰後國際生態環境，而不是列強血腥的弱肉強食，通過戰爭和賠款剝奪別國發展權的年代，我相信以中國人的勤勞智慧，也會慢慢趕上世界潮流的。反思歷史、反思文化有很多的視角和因素值得我們去揣摩，但是最大的忌諱就是自己不動腦子，跟着西方的思維模式把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

2. 就戰略思想與劉亞洲上將商榷

劉亞洲多次論及中國戰略思想問題，“中國一貫有輕視軍事思想家的傳統” ，“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不知劉上將對中國歷史知道多少就敢得出如此結論。

秦漢以來中原大地屢遭匈奴侵擾，最初無奈實力所限，和匈奴間的戰爭敗多勝少，秦修長城拒敵、漢初不得已採取和親綏靖政策，然而這些都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漢朝的皇帝們一刻也沒有忘記匈奴這一心腹大患，經過幾代人的戰略謀劃、秣兵歷馬，終於在漢武帝時代把匈奴趕離漠北，至此基本解除了從秦朝以來的北方的邊患。

隋唐兩朝的幾代皇帝為什麼不惜動搖國本也要剿滅高句麗，因為他們看到一個蠢蠢欲動、覬覦中原大地、充滿狼子野心的高句麗，這讓隋唐的戰略家們寢食難安。雖然屢次用兵不利，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們卻始終沒有放棄一個戰略目標，發了瘋似地攻打高麗，歷經四代，耗時七十餘年，先後出兵十餘次，最後終於將這個王國消滅，維護了東亞的穩定。明清以來中國最大的戰略失誤就是沒有主動地，後期屬於無力防範日本的野心和蠢蠢欲動。

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在自己經濟落後，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敢於同所謂天下無敵、手中握有原子彈的美軍開戰，是世界任何政治家所能具備的戰略眼光嗎？事實也證明中國的戰略取得巨大成功，抗美援朝的勝利為中國贏得巨大戰略利益和和平發展空間，其戰爭紅利至今仍然支撐着中國人的國家意志和軍魂。這種植根於中華文化的戰略思想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戰略家敢想的嗎？

總的來講中華民族正是具有世界頂級智慧、文化和戰略思維才成就中華文明是世界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中華文明崇尚的是和諧共存共榮的戰略思維，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關係主體上是和睦的，即使在中原政府十分強大時也基本沒有霸占別國土地的原始衝動。日本德國那種窮兵竇武，以鄰為壑，做為軍事戰略可能會得勝於一時，而以踐踏別人生存權作為國家戰略，是災難性的，最終被人類文明前進的滾滾車輪碾碎。他們的戰略不足以為鑑。

3. 德國納粹和日本武士道精神是人類文明最黑暗的一頁，是文明的倒退。

劉亞洲：“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你看看明、清的繪畫，很多是顏色黑白的山水畫，愁雲慘霧，給人一種淒涼壓抑的感覺。戴季陶說，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的畫中，都含有不少殺伐之氣。武士道精神加上對天皇的忠誠，使日本出現了一種畸形的信仰，將死亡視為解脫，所以日本文化把認罪看得很重。正因為如此才不會輕易認罪。切腹自殺是最痛苦的一種自殺方式，卻最受日本推崇。這種信仰調教出來的人，在侵略戰爭和屠殺中是不會有任何道義和憐憫的。我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軍歌：“……沖向高山，讓屍骸填滿溝壑;走向大海，讓浮屍浮滿洋面。”在現代世界軍隊中，哪支軍隊有這樣又是屍體、又是鮮血的軍歌？”。恩格爾：“劉將軍說中國甲午時代的軍人像農民，其實我看更像奴才；他們根本沒有德國或日本人那種武士精神和靈魂”。劉亞軍上將和恩格爾教授對德國和日本把自己的人民馴化成戰爭機器去禍害世界的“德國或日本人那種武士精神和靈魂”推崇備至，特別是恩格爾作為一個納粹德國的後人得出如此結論實在讓世人不寒而慄。

其實劉亞洲也知道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沒有採用德日野蠻的馴化手段，卻把中國農民培養成世界上最具戰鬥力的軍隊，再次說明中華文化和戰略思想之博大精深。二戰初期德日軍隊曾一度所向披靡、無往不勝，他們曾經有強大的軍隊，但為什麼最終灰飛煙滅？是因為他們奉行的是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國家戰略。他們不是要和他人和諧共存，共同進步，而是要奴役或消滅別人換取自己的富裕和繁榮，這樣的國家戰略，就是自我毀滅的戰略，竟然有人為之叫好。

日本有侵占中國的千年戰略，但千年沒得逞，說明它不是值得某些人頂禮膜拜的偉大戰略。如果日本人執迷不悟繼續做那個千年的大夢，等待它的會是什麼不言而喻。而一些人不加思索地對德國、日本把人民變成戰爭機器去征服奴役其它國家的戰略大肆吹捧，推崇備至，顯然缺乏文明人最起碼的道德、智慧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戰略性思維。

4. 中國人的戰略自信和文明自信

劉亞洲關於共產黨的論述還算客觀“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既沒有效仿納粹，也沒有採用武士道的兇殘手段，照樣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塑造了人民解放軍堅強的意志和信念，打造出現代化中國軍人不可戰勝的軍魂，中國軍人有必要去崇拜德日軍人嗎？

中國的敵人最怕的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一精神原子彈。在互聯網時代，誰正在，採用什麼樣處心積慮的手段，發動一場針對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規模空前，沒有硝煙的戰爭。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中國文化，虛無化中國歷史，打擊中國人的民族自信，瓦解人民解放軍的靈魂，摧毀中國共產黨幾代人建立起來的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其最終目的就是讓蘇聯一夜之間從內部土崩瓦解的一幕在中國重演。

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他們的攻心戰略已經在中國大地開花結果。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被西方洗過腦的文化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占據了我們相當一部分的教育和文化宣傳陣地，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辭、所謂解讀歷史，反思文化來打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使得一大批不了解歷史，不了解世界，缺乏思考的中國人骨子裡看不起自己的國家、民族、歷史和文化，盲目跟着洋人起舞，甚至哭着喊着要走埃及、利比亞、泰國、烏克蘭那樣的民主暴力-暴力民主，導致族群分裂、國家分裂、經濟崩潰、人民遭殃的不歸路。“奴才精神不再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才是中國與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國家不同之處”（恩格爾語），的確西方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者把中國人變成他們的精神奴才。

5. 戈爾巴喬夫式的新思維會在中國重演嗎？

"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然而，不當的反思，特別是追隨西方的思路反思，不僅不能成為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而且會極大傷害人民軍隊的軍旅文化，對解放軍戰無不勝的軍魂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從根本上動搖國本。恩格爾教授如此看重中國人對制度、文化、信仰的反思，顯然不是出於“中國人也一向崇拜德國人”的良好感覺，而是他的《德國學者解釋為何日本人不向中國人認罪》中的許多觀點被中國人所接受。“坦白而言，德國人比較認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種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國人在德國人心目中一直是個韃靼帝國統治下的“異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權意識，缺少民權意識，缺少獨立人格”，“日本神道與德國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種普世價值特徵”，“相比之下，中國沒人信仰”，“真正的中華文明從秦朝開國就沒有了，而後來的中華文明“復興模式”到宋朝崖山戰役也結束了。”，“中國人有“忠”嗎？我認為一個不信神的民族不會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沒有那種至高的情感和衝動。”。這些觀點和劉亞洲的許多觀點何止是知音和共鳴。

當然這個曾經產生過納粹，德國人的後代一刻也忘不了為德國當年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歌功頌德“德國人在遠東建立設想是“百年計劃”，不惜血本搞建設，青島經濟大大受益”，“德國在青島統治十七年，當地鄉紳個個擁護德軍臨時政府，市政建設一片欣欣向榮，後來日本人來攻打，青島民眾踴躍支持德軍抵抗。” ，“青島人最喜歡德國人，最恨日本人，雖然他們都曾經是法西斯。當年希特勒也支持中國多於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

今天西方已經無法再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但他們仍然不斷回味殖民中國的榮光，殖民他人的戰略圖謀沒有變，無時無刻不在用意識形態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人的思想藩籬，把他們變成西方意識形態的俘虜，跟着西方的長期戰略“反思”中國的制度、文化、戰略、信仰，最終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一樣，把自己民族的利益徹底斷送，永遠成為西方的精神和經濟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