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媒體的各種言說中，不少人會選擇訴諸歷史（當然還有訴諸外來和尚或其他權威的，有時還攪在一起）。借古諷今也
好，影射史學也罷，這確為不爭的事實。比如《南方都市報》，就專辟了一個《歷史評論》版，對時事熱點從歷史角度予以解讀。類似的還有很多，有心的讀者自可
留意。在此過程中，選擇哪些史實來進行言說，就很耐人尋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種紀念史學中，不少媒體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發的1913年，畢竟逢百年，算
大慶。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國的歧路等話題就很熱鬧。而對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年，即1903年的蘇報案及相關問題，則似較少注意。
倒是鳳凰網2011年推出的一個專題，值得注意。當時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他們策劃製作了一套頗為別致的清
末十年特刊《穿越報》。其第三期尤為有趣，總題為：“假作真時真亦假，我為革命造謠言”，結合學界有關研究成果，對發生在1903年的蘇報案之前因後果及
相關話題，進行了比較通俗簡明的介紹。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蘇報案上說不上搞文字獄，反倒是號稱英雄的章士釗、章太炎等人的表現令人瞠目結舌。且不說他們的大
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論在任何文明國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為宣傳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偽造“上諭”，亦更成問題。多年以後，作為當事人的章士釗回憶說：登
載《嚴拿留學生密諭》後，清廷譴責為捏造，《蘇報》卻堅稱密諭是真，從江督署借抄得來；“要之，當日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此一跡
象，可從《蘇報案紀事》字裡行間看出”。鳳凰網標題中的“我為革命造謠言”，脫胎於此。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新聞人這樣做只是偶一為之。“我為革命造謠言”的活動，辛亥革命前後還在不斷上演。比如武
昌起義爆發後，《民立報》發表的很多消息，說什麼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外國友邦樂觀支持等，就並非事實，而是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編造出來的“謠言”。當時在
倫敦的章士釗再度大顯身手，筆桿兒一搖，就向國內發回不少這樣的不實信息。類似的情況，在有名的《新青年》雜誌上也上演過，而且是“雙簧”。
當時陳獨秀等發起文學革命，反響寂寥，他又“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怎麼辦？好比做戲，得有“反角”，只
好自己撰文反對自己了，何況，使反對言論於己有利的最好辦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對言論。於是，錢玄同炮製出一封王敬軒來信，劉半農則以編者身份奉答。兩
信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載於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沒有引來預期的“反響”。戲還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軒先生
者”的讀者來信，作答的陳獨秀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軒的來歷，但他應知道“崇拜王敬軒者”乃何許人：全信僅兩行字，卻有三處（浮一大白、崇論宏議、自由討
論學理）為其本人的習用語！7月，錢玄同借批“戴主一來信”（系偽造）來“駁王敬軒君來信之反動”，稱“本志易卜生號之通信欄中，有獨秀君答某君之語，請
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農君答王敬軒君如此措詞的緣故。來書中如‘胡言亂語’、‘狂妄’、‘肆無忌憚’、‘顏之厚矣’諸語，是否不算罵人？”躲在黑暗中罵自
己，然後對公眾說是別人在罵他，並對這種無恥的詈罵感到強烈的義憤，以致回罵起來理直氣壯——這也算一種奇觀了。
為此感到不安的胡適，在給好友任鴻雋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軒來信”的內幕。後者很吃驚，不敢相信：一是“君等無
暇作此”，更重要的是“為保《新青年》信用計，亦不宜出此”。陳衡哲說，“此為對外軍略，似亦無妨”。任鴻雋以為不然：假如“外間知《新青年》中之來信有
偽造者，其後即有真正好信，誰覆信之？又君等文字之價值雖能如舊，而信用必且因之減省，此可為改良文學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鴻雋這樣的清醒者太少。更
多的人，倒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我為革命造謠言”、“我為革命演雙簧”的不歸路……中國新聞人百年前的這種選擇，可謂流毒匪淺。誠如一位網友留言所說：這
個觀察，到如今還適用嗎？不妨清夜捫心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