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史:鴉片戰爭後中國從鴉片進口國變成了鴉片出口國 |
送交者: ByStander 2014年05月20日19:19:42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秘史:鴉片戰爭後中國從鴉片進口國變成了鴉片出口國
核心提示: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很少有人提到這段歷史: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山寨鴉片,生產大量土產鴉片,橫掃國內市場。 到20世紀初,中國不但把英國進口鴉片搞的無利可圖退出中國市場,而且還開始象東南亞出口鴉片...短短幾十年間,中國成了世界鴉片生產出口第一大國! 鴉片戰爭後茶葉和鴉片貿易與上海城市的發展2013年05月28日 16:05 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5期 作者:仲偉民上海在鴉片戰爭後發展迅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當然得益於上海的開埠,以及上海特殊而優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華北及長江沿岸許多城市又陸續 增闢為開放口岸,這使上海在全國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鴉片戰爭後至189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增加了6倍多,其中上海對外貿易占到了全國 進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而在進口方面,上海更是占到了全國進出口總值的60%以上。①此前學術界對絲織品和棉紡織品貿易研究比較多,而對其他商品種類重點 關注較少,因此我在本文中着重指出,上海的發展同茶葉和鴉片這兩種商品貿易的發展有着極為重要的關係。 一、鴉片戰爭後上海茶葉和鴉片貿易的快速發展 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最大宗、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葉。至19世紀60年代,茶葉出口占到了中國出口總額的60%,此後也常年保持在25%以上。 省略.... 二、上海茶葉和鴉片貿易增長的契機 鴉片貿易在鴉片戰爭後不僅沒有被禁止,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儘管《南京條約》故意規避了最具實質性的鴉片問題,但實際結果是清政府被迫默認了鴉片貿 易的合法性。這是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在全國迅速擴張的一個根本原因,也是上海成為新的鴉片交易中心的根本原因。比較而言,上海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則是內外 因共同推動的結果:外因是英美茶葉需求增長迅猛,內因則主要是上海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這樣,鴉片貿易同茶葉貿易一起共同成為19世紀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 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上海鴉片貿易的迅速繁榮,除了大批中國商人為牟取暴利而積極從事這樁骯髒的生意外,亦與大批以經營鴉片貿易為主的洋行紛紛在上海經營有關。郝延平 指出:“與其他地方一樣,英國大代理行在上海的鴉片貿易中也起了主要作用。”⑨比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沙遜洋行、廣隆洋行等老牌洋行,幾乎都是在東印度 公司壟斷時期就在廣州從事貿易的鴉片販子,他們通過走私鴉片而發財致富,到鴉片戰爭時期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規模較大的洋行還擁有全套的鴉片武裝走私船隊 和倉庫碼頭等設備。其中怡和、寶順、旗昌是當時最大的三家洋行,他們的主要業務就是鴉片和茶葉貿易。隨着上海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原來在香港和廣州的 洋行紛紛湧向上海。1843年上海開埠的當年,怡和、寶順、旗昌等大洋行即來此開業,隨後沙遜、祥泰等洋行也相繼開業,這些洋行的主要業務都是經營鴉片貿 易。如1851年,進入上海港的鴉片船共58艘,其中屬於怡和、寶順、旗昌三大洋行經理的就有43艘,計值890萬元,而該年上海進口貨物總值才1631 萬元,其中鴉片就有1200萬元,僅三大洋行進口至上海的鴉片就占了鴉片總值的74%,占上海進口總值的54.6%。⑩由此可見鴉片貿易對於上海的重要 性。 省略.... 三、茶葉和鴉片貿易增長對上海發展的影響 省略.... 鴉片戰爭後,因為清政府對鴉片貿易實行默許的態度,導致國內罌粟種植大面積擴大,鴉片產量迅速提高。而由於國產鴉片價格大大低於進口鴉片,且隨着 國產鴉片質量的逐步提高,因此國產鴉片在很多地區尤其是內陸地區排擠了進口鴉片。1875年,駐上海英國領事麥華陀在本年度貿易報告中說:“多數省份現在 生產的鴉片幾乎已足以供應本省所需。現在已有大量鴉片從長江上游和牛莊運來,並以很低的價格在對外貿易開放的口岸市場上出售,以致大大減少了那裡進口鴉片 的消費量。”(27)上海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相對於其他地方,上海所受影響比較小。“鴉片——儘管在由上海供應的某些口岸,進口鴉片不得不同培植量愈來愈 多的中國鴉片進行劇烈的競爭,但僅就有關的統計數字而言,它似乎成功地保持了作為主要商品的地位。”(28)這是因為富人更喜歡進口鴉片,而這一部分的消 費量在上海是很驚人的。如在1875年前後,“上海及其鄰近地區消費的鴉片大部分是孟加拉生產的,當地人顯得特別喜歡這種鴉片”。(29)在全國各大城市 中,上海消費的進口鴉片數量最多,表2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從表2可以看出,1881年上海消費外國鴉片占了全國總消費量的1/4,1882年全國進口鴉片總量下降,但上海消費量不降反升,占到了全國消費總量的近1/3。 當然這種情況後來也發生了變化,即中國鴉片在質量上大大改善之後,性價比大大提高,因此除了部分高檔鴉片館(尤其是租界內鴉片館)之外,上海本地消費的鴉片也逐漸改為國產鴉片,其中絕大部分來自四川,後來則主要來自離上海比較近的碭山縣。(30) 不僅如此,上海鴉片貿易的特點還逐漸顯露出了國際大都市的風格,這就是上海不僅是中國鴉片最主要的消費地區,而且成為向海外出口鴉片的主要港口。 上海領事哲麥森在1895年貿易報告中說:“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已將上述中國鴉片中的一部分向境外出口,可能是香港或新加坡。出口量不大,然而它多少 是一筆出口,而且很可能是一種新發展的開端。”(31)中國由原來的鴉片純進口國變為出口國,此種現象對經濟可能並無實質性影響,但在鴉片貿易史上卻具有 標誌性意義。 在19世紀後半期,上海經濟發展對鴉片貿易的依賴度非常高,這可能是當時任何中國城市都無法比擬的。正如林達·庫克·約翰遜所說:“儘管鴉片對整 個經濟來說是有害的,但鴉片銷售實際上推動了本地經濟,在上海銀行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地銀行向短期借貸的鴉片商人收取高額利息,反過來又利用鴉 片借貸發行銀行貨幣,以便在銀兩短缺時期取代硬通貨,這為港口的貨幣流通做出了貢獻,沒有這些紙幣的話,整個地區的貿易和經濟都會陷入停滯的局面。” (32)也就是說,鴉片已不僅僅是一種消費品了,在很多時候它開始充當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不僅吸食者對鴉片上癮,“整個城市經濟出現了鴉片的‘癮’,沒 有它就什麼事也辦不成了”。(33)因為19世紀全球化的加速,鴉片對匯率的作用對全球貿易都有影響,有時鴉片能起到平衡世界匯率的作用。比如在1875 年曾有過一次匯率的反常波動,這是由於歐洲需要進口大量的絲、茶等中國產品,但歐洲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白銀,中國市場白銀供應也嚴重不足。此時,“如果不是 鴉片市場對中國和印度之間匯率的空前上升能作出反應,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由於歐洲白銀供貨不足所引起的真空,這場波動就會大得多,對英國和中國總的貿 易的影響也會嚴重得多”。(34)上海作為中國新興的貿易、金融與工業中心,鴉片貿易“功不可沒”。 總之,在19世紀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中,我們不能忽視一些特殊的因素,其中包括本文所重點論述的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在上海開埠後所發揮的重要 作用。這些因素當然與19世紀的中國都有密切的關係,但由於上海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上海在19世紀中期以後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地位,這些因素在上海所產生的 作用更為顯著,而上海的發展又極大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對茶葉和鴉片貿易在影響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非常有意義。 注釋: ①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28頁。 ②參見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42頁。 ③《北化捷報》,1850年12月7日。 ④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上冊),第51頁,“中國茶葉出口的量、值變化表”。 ⑤參見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63頁。 ⑥參見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63頁。 ⑦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上冊),第43頁;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第88頁;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第126頁。 ⑧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609頁。 ⑨郝延平著,陳潮、陳任譯:《19世紀中國的商業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9頁。 ⑩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上冊),第78—80頁。 (11)轉引自顧德曼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6頁。 (12)參見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頁。 (13)黃式權:《凇南夢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0頁。 (14)參見黃式權:《凇南夢影錄》,第110頁。 (15)參見《遊戲報》,1897年8月14日,第1頁。 (16)戴沙迪:《鴉片·消閒·上海:城市消費經濟》,見卜正民、若林正編著:《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年》,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189頁。 (17)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上冊),第115頁。 (18)參見《領事許士1880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581—582頁。 (19)《領事文極司脫關於1867年度上海貿易的商務意見摘要》,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156頁。 (20)《領事麥華陀1869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203頁。 (21)參見《領事麥華陀1875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376頁。 (22)葉顯恩:《徽商的歷史貢獻》,見方行主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吳承明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81頁。 (23)王爾敏:《五口通商變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02頁。 (24)《副領事阿連壁1879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549頁。 (25)(26)汪敬虞:《關於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影響下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商榷》,見方行主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吳承明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第505、504頁。 (27)《領事麥華陀1875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365頁。 (28)《領事麥華陀1874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329頁。 (29)《領事麥華陀1876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408頁。 (30)參見《總領事許士1883年度上海貿易報告》及《總領事許士1887年度上海貿易報告》,均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651、720頁。 (31)《領事哲麥森1895年度上海貿易和商業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887—888頁。 (32)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15.轉引自卜正民、若林正編著:《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年》,第187頁。 (33)戴沙迪:《鴉片·消閒·上海:城市消費經濟》,見卜正民、若林正編著,弘俠譯:《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年》,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189頁。 (34)《領事麥華陀1876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見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40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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