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輔獨立廣場上，鮮花獻給為推翻前政權的犧牲者。
烏克蘭危機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旅美獨立中文記者王昭陽在烏克蘭實地採訪觀察六個月，反思着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問題。
第一次去頓涅茨克，是三月中旬。看上去，整個城市寬敞、清新，並無戰亂迫近的跡象。傍晚時分，在市中心廣場，見到三三兩兩，總共十幾個示威者，打著俄國旗。他們反對革命後上台的基輔政府。
當時感覺，聲勢趕不上克里米亞；似乎這事很快會過去。
酒店相當好，但是空空蕩蕩，沒什麼客人。晚上無聊，坐在酒吧，同三五個德國記者喝酒、聊天。他們中間，有人同情普京。幾個人一道，討論歷史、文明、世界大勢；說到很晚。
第二次去，時間只隔一個月；我獨自前往，氣氛已很不一樣。市政府樓前，是四個月來在基輔早已習慣的場景：輪胎、鐵絲、屏障；持棍、蒙面的年輕人；還有飄飄的旗幟；當然是俄國旗，口號是打倒美國、北約之類。
俄國東西部的兩派對立尖銳讓作者想起了中國文革。
變化更大的，是上回住過的酒店。人頭簇擁、來來往往；全然不像政治動亂的東烏克蘭，卻更像曼哈頓中心的某一場國際商展。衣著時髦、面孔緊繃、眼睛緊盯I-Phone屏幕的男人女人，擠滿大廳和酒吧。沒人微笑或交談。門外停着堆滿設備的白色麵包車。我剛問一個出租司機是否能載我，猛不丁一個像法國來的攝影師，一掌將我推開；貓身躍上車，絕塵而去。
於是便領悟到，這些蜂擁而至的大牌記者，同漸漸多起來的蒙面民兵、衝鋒鎗、或軍用卡車一樣，是大戲裡的核心成員。似乎絕大多數不懂俄語或烏克蘭語；對當地歷史的細微小節，也全無興趣。
依據各媒體的操作規程，搶幾段視頻、拍到幾處煙霧、槍響，便轉戰別處。三天之內，已換了幾撥。以極大耐力和寬容，我嘗試與這些同行們溝通，以便了解、學習他們的運作。我的上述猜測，得到了萬般無奈的證實。
據說英國作家奧威爾寫“1984”，也有一個原始模型。不是法西斯德國，更不是紅色蘇聯。這部不朽的二十世紀反烏托邦神話，其靈感原型，恰是二戰時期的BBC。當時，奧威爾和他妻子一道在那兒工作；他妻子負責新聞審查。
奧威爾從未去過蘇聯。二戰前的他，曾是虔誠社會主義者。西班牙內戰時，他作為左派志願者，去支持西班牙共和軍。剛到那天，碰見一個擦鞋匠。鞋匠說，同志啊（Companiero），你坐下，給你擦皮鞋罷。當時，奧威爾感動得要哭。他在筆記里寫：為這樣一個新世界；擦鞋匠叫我同志，而不是老闆/先生，我值得去死。
後來日子長了，他就注意到共和軍、還有莫斯科支持的國際左派，都有別的、讓人不舒服的一面；於是，慢慢對一切唱高調的大詞和意識形態、一切烏托邦，產生懷疑。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我基本呆在基輔。二月十八日槍聲大作，我離開槍擊地點三百米。到月底，靈機一動，買票竄往克里米亞，想着能否避幾天風。到達後第三天，遇上全城反基輔大遊行；看見無數面俄國三色旗。在獨立廣場來往梭游三個月後，眼前的一切讓我震撼。只能承認，這不是洗腦，而是民意。當時預感：兩、三天內，克里米亞會宣布獨立；俄軍將至。那幾天，當地酒店亦是空空如也、門可羅雀。
奧威爾的“1984”，我讀了不下十遍。此書寫於1948年，竟然毫釐不差，活生生地描出二十年後，即1968年文革中國的陰慘風景。鮮活人命，莫非只是幽靈玩偶？歷史邏輯的冷酷，讓我崩潰。
作為在中國長大的讀者，我很久都沒明白這麼一件事：奧威爾所描述的，不是中國、不是政治、不是殺人的刀劍。他只揭示了人類語言的某種漆黑本質：一種高度標籤化、概括化的語言方式。
在“老大哥”領導下的芸芸眾生，毫不在意、漫不經心地將各色標籤，插到和他/她自己一樣的別人頭上。在文革中國，這就叫“戴帽”、“定性”。
英國歷史讓我很感興趣。這麼窄小的一個島國，居然統治過四分之三的世界。每次有機會到倫敦，都心花怒放、欣喜莫名。帝國早成過去。見到無數種膚色、口音、背景的人、若無其事、和睦相處，從心底里感到：自由如此美好。
但是英國也有過自己的烏克蘭；它在北部，海水的另一邊：灰磚幽靜、綠草茵茵的北愛爾蘭。那兒有過分裂和殘殺，一段漫長的悲劇。而北愛的故事，卻沒趕上被國際傳媒鋪天蓋地標籤化、政治化。沒人聲稱，天主教徒或愛爾蘭語象徵自由、開放、歐洲價值；而另一邊，則代表封閉、洗腦、對失落帝國的懷念。
烏克蘭的危機讓作者思考歷史和文明問題。
每一個曾受壓迫的群體，都有很正當的訴求。誰對誰錯、誰先誰後、外省、本省、遜尼、什葉、紅衫、黃衫、天主教、新教、這些，局外人搞不懂；當事人未必就能說清。烏克蘭讓我看到、民主流向民粹、民粹上升至激情和暴力、認同轉化為仇恨、農田和村莊變為地圖上打叉的紅點。這一切，發生在善良、善意、無辜、但生活鬱悶的人群中間，把他們撕裂為不共戴天的幾派。而所有這些，同語言、傳媒有很大關聯。
這幾天，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那邊，正是槍炮齊鳴。想起一個月前，在那兒結交的朋友，心裡特別難受。他們是毫不起眼的屌絲、百姓。在基輔住的時間長，也有幾位朋友，其中一個小女孩，竟是極右派Pravy Sektor的虔誠擁護者。也都是好人；土生土長，俄語和烏克蘭語同樣流利。
二十多年，一晃而過。我這一兩代中國人，都有一段很深的記憶；曾經那樣單薄、虔誠，像被封存的處男情書。它和烏克蘭相關、和我們的笨拙語言相關。那個高攀火炬的民主女神，從未有機會靠近，摸一摸她的手。然而竟看著她，和我們一道，忽然就步履蹣跚、容顏褪去；酸甜苦辣，於心何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