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25日刊登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文章（原標題：Isis risks distracting US from more menacing foes）。福山表示，儘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最近連連取勝，但對美國的核心利益來說，恐怖主義其實是這些挑戰中最無足輕重的一個。但他同時又認為，即便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構成嚴重挑戰，世界形勢仍與1939年時德國和日本的威脅相去甚遠。】

誰在威脅美國核心利益？

對某些人來說，世界永遠停留在1939年。我們不停地告訴自己，上世紀30年代時，美英是怎樣低估了德國和日本的威脅，西方領導人中唯獨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險，並號召他的國人捍衛民主，抗擊納粹（Nazis）。美國在二戰後持續70年的領頭，不乏這樣的“丘吉爾時刻”——從柏林空運（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期間美國藉助大規模空運挫敗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譯者注）到柏林牆的倒塌。

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美國及其盟友戰後在歐洲和亞洲創建了一個和平、自由的國際秩序，他們的表現是可敬的。但這一敘述的選擇性太強。歷史上西方領導人在許多時刻自認為是丘吉爾：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英國首相安東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戰期間的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戰期間的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們高估了自己面對的威脅，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適得其反的戰爭，削弱了國際主義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當今的辯論焦點應該是：我們該如何區分各種威脅的輕重緩急？最嚴重的威脅有多糟糕？今年我們看到了一連串進展迅速的事件，從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到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聲索主權，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潰。威權勢力正在活動。

從這一點來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5月在西點軍校（West Point）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講是錯誤的。他列出了動用武力的種種抽象標準（軍事行動必須“適度、有效和正義”；在美國利益不受直接威脅的情況下，“必須提高動武的門檻”）。這些標準讓人很難提出異議。但接下來他聲稱，我們面對的唯一直接威脅是恐怖主義。對於世界秩序面臨的另外兩大挑戰——俄羅斯和中國，他幾乎隻字不提長期應對策略。奧巴馬在首個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舉措之一，美國重返亞洲時，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這一次他在演講中根本沒提到“重返”這個詞。

儘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最近連連取勝，但我主張，對美國的核心利益來說，恐怖主義其實是這些挑戰中最無足輕重的一個。我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目睹的是一場緩慢擴散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之戰，當地武裝力量分別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場人道主義危機不斷發酵。然而，即便在15萬美軍占領伊拉克時，我們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難看出我們現在能夠採取什麼果斷行動。

而另一方面，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吞併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門檻。冷戰後歐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賴於俄羅斯對現狀的接受，即滯留在鄰國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呆在原地安居樂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讓這一切都產生懸念，摩爾多瓦、哈薩克斯坦和愛沙尼亞都將感受到影響。

不過，俄羅斯的實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經濟模式之上，終將受到削弱。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未來幾年很可能會超過美國。中國一直在一點點地推進領土主張，以其它地方更具戲劇性的事件為掩護。它想成為東亞的主宰力量，將美國從中國自己劃出的勢力範圍趕出去。

ISIS極端主義勢力最終將被證明是在自掘墳墓。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曾締約保衛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的高技術軍力的威脅。

可是，即便俄羅斯和中國構成嚴重挑戰，世界形勢仍與1939年時相去甚遠。美國該作出何種回應才算恰當？我們應優先考慮政治手段：將北約（NATO）重振為一個真正的軍事同盟，而不是民主推廣俱樂部；同時建立一個同中國打交道的多邊框架，讓其鄰國有一個不必單獨面對北京的替代選擇。奧巴馬嘴上重視多邊機制，但實際上沒有怎麼下功夫使其成為現實。

戰略的關鍵就在於區分輕重緩急，確立優先順序，闡述哪些事比其他事更重要，並解釋為什麼如此。認為事事都值得美國操心的理念算不上戰略。奧巴馬在表述中排錯了優先事項，延續了其倍受批評的前任最初的錯誤，即高估恐怖主義的挑戰。而與此同時，他又奇怪地消極無為，讓利比亞和埃及等地的局勢在不知不覺間惡化。而且他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也遠遠不足以支持現有機構，以及建立對付長期挑戰的更廣泛框架。

一頭是新保守主義者，另一頭是孤立主義者，這樣的兩極世界提供了錯誤選擇。真正的戰略永遠介於二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