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朝鮮以及東亞文明圈都是以儒家思想，特別是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思想主導。 
隨着滿清時期中國的亡國，使得中華文明圈的正統性失去了主人，正是這一時期，朝鮮、日本、越南都開始了搶奪中華正統性的行動。在這一過程中，朝鮮的中華化是最強的，朝鮮在滿清時期除了在與清國交往的公文中做出臣服的恣態，在所有私家文書中，一直使有明朝崇禎或是永曆年號，而墓誌上基本都是“有明朝鮮國”或“皇明朝鮮國”字樣。甚至在滅亡前夕名義上獨立，建立“大韓帝國”時，也在詔書中宣稱繼承明朝的正統。就這，還受到朝鮮許多儒生的抨擊，認為朝鮮是中華的一部分，應該等待中國光復，由中國重建中華文明圈，而李朝稱帝是僭越，也不應該使用新年號，而應該繼續使用崇禎或永曆年號。 
當時滿清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圈的公敵，日本德川幕府也想助明反清，越南人也視滿清為夷虜。在文字上有的是，只是滿清政權自己厚着臉皮，閉眼自居為天朝，其實周邊哪個國家睢的起。 
不過中華文明圈，基本已經瓦解了，南北韓和越南都已經去中國化了，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本文也只能是講述一段歷史遺蹟，不能代表今天朝鮮和韓國與中國的關係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大明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說：“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對大臣“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擔心，他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政權、吳三桂等三藩、台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台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李淏的兒子顯宗李棩和孫子肅宗李焞，對聯日伐清之事也很積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為守御計”，企圖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於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摺不實，順治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朝鮮史臣對此評論說：“昔我邦運丁罔極，謀出不臧，負中朝三百年恩義，抱天下萬事之羞辱，終至於助彼犬羊，倀於虎前，當世之事尚忍言哉？肆我孝宗，以英武之姿，奮發大志，旁招俊義，密務經營，越膽方懸，軒虧遽遺。中途之痛，天壤無窮。屬天道悔禍於赤縣，而人心未忘於朱氏。三桂一呼於雲南，群雄並應於海內。乘此之幾，我若提兵渡遼，直搗巢穴，王室攻其南，我兵擊其東，則可殪蛇斬豕，掃清腥穢。庶幾灑仁祖之遺恥，報神宗之至德，使天下萬國知三韓之忠節，猶有不泯。而不幸喜報（指吳三桂反訊）才至，先王奄棄群臣。主上沖年蒞祚，老奸當國，群邪匯進，咀嚼賢儒，斥逐士類，何暇念及國家大計乎？！噫！若孝宗初年而幸遭此會，則必仗忠烈，奮神威，以金戈白旗，鼓義氣於中原。先王未薨，則亦必綢繆謀創，相時而動，不作此坐視而已。豈天之使我終抱羞而莫雪耶？嗚呼！可勝痛哉！”（《肅宗實錄》，元年六月） 

在對中國的態度上，英祖在位期間，對肅宗朝設立的大報壇制度加以擴充，以明朝太祖、毅宗（崇禎）並享大報壇。其原因，是因為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明史修成，其中朝鮮列傳載明朝崇禎十年丙子虜亂之時，崇禎帝曾令總兵陳洪範調集舟師增援，後因清兵破江華島、仁祖請降而罷。英祖得知此事後非常感傷，說“昔年皇壇之設，報壬辰再造之恩也。毅宗之時，天下何如，而命將出師，以救外藩，及聞朝鮮之下城，只責其將帥之不能協圖。其為感泣，當何如也。此實與壬辰之恩無異同，豈可無並祀之典乎？”，後又以明太祖賜朝鮮國號而一併祭享皇壇，並改祭禮六佾為八佾。此事說明大報壇的設置，已經從單純的報“壬辰再造之恩”，變為緬懷明朝、在臣民中倡導忠君大義的場所。 


英祖對大報壇祭祀“極盡誠敬”，例如英祖四十年（1764）行望拜禮後，“日至午不御常膳”，在諸臣一再請求下，英祖嗚咽說“緬昔萬歲山之事，食豈下咽”，並手書“皇朝日月，我東大明”八字（“我東”是當時朝鮮文人對本國的自稱）。 

英祖四十六年祭祀大報壇，行禮完畢後，英祖仍俯伏不起，“時風雨驟至，灑及御袍，諸大臣力請還內，不許。至日出乃起。”此外英祖對明末逃亡到朝鮮國內的明朝遺民後裔也予以“世世免役”的優待，並編纂《華人錄》，以為免役的依據。 
大明朝覆亡後，李朝王室一直進行各種追思活動。仁祖不忘宮中焚香望闕之禮。1704年甲申，明朝滅亡六十周年，李朝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大明崇禎皇帝。又命漢城府在後苑春塘台設“大報壇”，祭祀大明神宗萬曆皇帝。“大報”出於《禮記》郊特牲，是郊天之義，而兼有報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大明太祖(洪武帝)、神宗(萬曆帝)、毅宗(崇禎帝)並享大報壇，並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直到朝鮮李朝末年。 
《明朝那些事》第七卷只提到李朝年年紀念大明洪武、萬曆、崇禎三帝，到1908年才停止，當時日本已全面控制朝鮮，廢立朝鮮國王，朝鮮已無力自保，遑談公開紀念中國，兩年後日本正式吞併朝鮮。 

朝鮮儒林正統觀的思想來源與準則皆源於朱熹的正統觀,他們都認同朱熹對正統觀的認識,甚至到了機械模仿的地步。當時朝鮮王朝有人認為朱熹稱金為“夷、虜”,而朝鮮卻不以“夷、虜”稱清,對此加以批評。曰:“靖康以後,宋稱臣於金虜,而朱子每於文字輒曰夷、虜、戎、狄,以稱臣非本懷,而亦不掩其實也。奈何今之人,於文字稱彼,必曰敵、曰清,而戎虜之本稱,諱而不書。豈以丁丑下城為當然之事,而欲為甘心臣服耶?” 
他們雖為朝鮮人,但所討論的卻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性問題,而沒討論朝鮮歷史上王朝的正統問題,這點尤值得注意,反映出中華儒家文化圈的朝鮮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正如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Ｒｏｇｅｒｓ所指出的,朝鮮王朝的正統性由中國王朝確認,故他們並不關心本國歷史上王朝的正統性問題,反而關心的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性問題。 
兩次虜亂給朝鮮王朝的破壞非常大，大量韓人被滿清抓走當做奴隸。這些《一枝梅》中有所表現，如李謙一位朋友“大植”的父親就被抓走了，他還想為此進入清國尋父。朝鮮向“夷狄”稱臣，朝鮮王朝的統治合法性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戰，因此社會動盪不已。這一點也在片中得到表現（如一位小女孩之死引發的人民起義）。但仁祖大王卻被塑造成完全不顧民眾死活，也不在乎明、清正朔問題，而是一心只圖保住王位的自私小人。 
實際情況是，仁祖在朝鮮歷史上是一位較為善良的國王，只是性格軟弱而已。仁祖一直不忍背棄“皇明”，“語及皇明，至於嗚咽不能言”（《孝宗實錄》元年五月甲寅條記載的仁祖），並在成為清屬國後經常“設位西向中原哭拜，為皇明也”（《仁祖實錄》十六年正月朔乙丑）。 
南明曾經請求日本出兵討伐滿清，日本也確實派出過軍隊伐清，但因遭遇風暴未遂（南炳文《南明政權對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兩種表現》，自《南明史新探》，中華書局，2007年，P507）。南明的戰略也基本一直是在中國大陸本土從南往北對清朝進行反攻。韓半島在南明政治家的視野中並不具有什麼重要的戰略意義。倒是朝鮮打算過邀請日本討伐滿清“宜假道朝鮮，出送援兵”（《仁祖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是朝鮮主動要擔當“交戰基地”的角色。（壬辰役才過去多久，朝鮮為中國願意做出的犧牲，實在感人。） 
在《康熙帝國》中表現南明延平郡王鄭經勾結荷蘭人，而真實情況為清庭勾結荷蘭人攻擊南明占領的台灣。為了實現政治影射，還將清軍攻占台灣前兩年（1681年）已死的鄭經放到1683年，並讓他在清軍登陸後當中自刎，不但自刎，還讓他死前說了一句口號：“我寧願把台灣讓給紅毛鬼，也不留給康熙大辮子！”凡此種種，令人匪夷所思。前幾年還有《施琅大將軍》，將早已被視為“漢奸”（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30）的施琅“戲說”成了民族英雄。【鼠寶：實際是愛新覺羅玄燁要求把台灣送給荷蘭人】 
當時的朝鮮王朝已投降滿清，割斷與大明皇朝二百多年的宗藩關係，該國的志士仁人再沒法在本土抗清，唯有來到父母之邦執干戈以衛社稷。 

滿清鐵騎曾先後兩次攻陷朝鮮，殺戮之慘，不下於萬曆年間的抗倭之戰。滿清得勝撤軍時，擄走數十萬朝鮮人，在遼東「人市」作牲畜般公開拍賣；家屬想贖回親人的話，則需「男黃金五蔖，女三蔖」，簡直是擄人勒贖！因此，朝鮮大部分家庭都與滿清有血海深仇。朝鮮與我們的大明皇朝同樣是以儒立國，「夷夏之辨」絕不含糊，是以該國雖已臣服滿清，內心深處仍遙尊大明為天朝、上國，而崇禎帝自然仍是天子、皇帝。 
崔孝一是懂得武藝的，因此來到大明從軍後，立了軍功，很快便成為吳三桂手下的中級軍官——「把總官」。其實，當時有不少朝鮮人像崔孝一般來到大明當兵，當中又以林慶業最為聞名，也最為朝鮮史書所稱道。 
林慶業是朝鮮名將，卻為抗清志業而削髮為僧，潛逃到大明，當上了水師總兵。及後滿清入關，他逃到南京，繼續抗清。林慶業逃亡期間，清人搜獲他的妻子李氏，迫令她說出丈夫的下落。李氏這樣說：「夫為大明忠臣，吾當死從良人，同為大明之鬼。」一字一句，滿溢忠貞。李氏說完後，自殺。清人後來捕獲林慶業，押解他回朝鮮，當眾殘酷地處死他，以儆效尤。 
即使是被迫到遼東為清軍「助戰」的朝鮮士兵，也心存忠貞。他們往往只向着大明官兵放空槍、放空炮，結果給清將發覺，嚴加審訊。朝鮮士兵大義凜然的說：我們怎能向父母之邦開火！結果他們全部被殺，得以成為「大明之鬼」。更有朝鮮士兵設法弄沉數十艘運送軍米的船，以免資助胡虜入侵大明。 
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這些朝鮮人可歌可泣的義舉，可惜長久以來不為我們所知。其實，朝鮮雖是我們大明皇朝的屬國，該國百姓卻有雙重效忠之義，即除了效忠該國國王，更要效忠大明天子，而又以後者為尊。因此，當朝鮮既已無力抗清時，百姓則唯有寄望於大明了。 
吳三桂剃髮當了漢奸後，崔孝一當了逃兵，來到崇禎皇帝墓前。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有什麼言行，想來哀痛悼念是免不了的。當時天子之死，震驚天下，朝鮮舉國哀掉，有些人悲痛得自殺殉君，連與大明曾血戰數年的日本「倭奴」，也罷市一天。及後，朝鮮國王曾想起兵北伐，為大明報君父之仇；日本也以「華夷變態」，曾派軍出征滿清「夷狄」，後遭大風浪而止。即使到了風雨飄搖的短命南明朝代，流求（沖繩）、交址（越南）等屬國仍向明帝朝貢和請頒曆書，克盡臣子禮節，它們都無愧於大明。這些三百多年前的史事，我們現在看來難免匪夷所思了。 
朝鮮被迫屈膝簽下降書時，正是崇禎帝焦頭爛額之時，內有蜂擁而起的農民造反大軍，外有野心勃勃的滿清鐵騎，真是內外交煎。但他接到朝鮮求救消息後，立即下令山東守將領兵渡海救援。大明水師來到朝鮮海岸時，發覺該國已投降滿清，只得折回。崇禎帝嘆息之餘，不忘譴責將領救援不力。這事傳到了朝鮮，君臣大感愧疚：天子沒斥責我們失國之罪，而只降罪於天將馳援不力，真是皇恩浩蕩啊！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是用什麼方法來哀悼崇禎皇帝。他可能用漢文寫下一篇簡短悼文，再用朝鮮語念出來。朝鮮是大明眼中的禮義之邦，文風極盛，王室、貴族、儒生以至一般平民，都能熟習漢文。大明禮部官員曾稱讚朝鮮使臣，說該國所呈交的表文非常精美，而且文采華麗，「無異中原」；使臣解釋：小邦計程車大夫也同樣是熟讀儒家經書的。偶然使臣所寫的漢詩為天朝大臣賞識時，國王則喜不自禁地說：「大抵中國之所以厚待我國者，為禮儀文獻故也，雖不可每行必擇能文之人，有意於誇示之，然或有時而擇送，則或於呈文之事，或於言辭之際，若能處之則必有益者也。」朝鮮雖有本國文字，但漢文一直是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必須使用漢文作答。 

因此，崔孝一如果要寫悼文，則必然是用漢文來寫的。他究竟有沒有悼文？我們不清楚，但崇禎帝死後六十年，亦即清康熙四十三年，朝鮮國王肅宗有以下這篇祭文： 

「崇禎七十七年，歲次甲申……朝鮮國王臣李赮，敢昭告於大明毅宗烈皇帝……惟帝初服，如日之揭，鋤其蟊螟，勵以宵旰，憂勤之極，累嘆中朝……帝曰死守，義勿去之。殉於社稷，乃禮之經……我邦雖陋，我誠則至，尚冀監格，右此大禧。」 

朝鮮史書《肅宗實錄》說，肅宗念了這篇祭文後，「上嗚咽不自勝，侍臣莫不感愴」。我們現在讀這篇祭文，也有點「感愴」。 
祭文使用的是崇禎年號，以示不忘大明。明亡後，除了官方文件，朝鮮官民一律採用「崇禎後」或「永曆後」作紀yuan，如果有誰敢使用滿清年號，則被視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朝鮮此舉，無非是為了維護「春秋大義」，即義不帝清。 
大明對屬國朝鮮也說得上是恩深澤厚，正如朝鮮史書所常說的「每有所求，無不允許」。除了初期偶有齟齬，有些宦官和使臣來到朝鮮濫索作惡，又或偶有三兩皇帝索取處女、歌女和閹人，雙方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共處，並且以禮相待。神宗萬曆年間援朝抗倭的「再造之恩」，更彰顯了宗主國對屬國救死扶危的美德。明軍撤出朝鮮時，還將數萬石軍糧賑濟該國饑民。 
有時，朝鮮使團的隨員會幹出些違反大明律例的事，也往往得到寬恕，只交由使臣自行管教。即使是某些嚴禁售予屬國的東西，諸如軍火、史書、地圖等，也對朝鮮格外開恩，皆因朝鮮非比一般屬國，而是「箕子之國」，也即中原聖人箕子之後，所以雖是「東藩」，等同「內服」，無分彼此。每當朝會或國宴時，朝鮮的使臣都位於其他屬國之首，以示優禮。又按大明官制，朝鮮國王的官職等同大明的三品官，但世子來朝時，卻可列於六部尚書之後。這種種的禮待，都令朝鮮君臣感慨不已：「大明實厚我國。」 
朝鮮也無愧於「箕子之國」的雅號，該國衣冠禮樂「悉遵華制」。大明使臣來到該國時，往往驚嘆風俗習慣都與中原沒有多大分別。朝鮮君臣都寫得一手好漢詩，以致詩歌唱和成為外交的重要手段。大明「天使」與屬國陪臣語音不通，卻可藉着漢詩互相致意，溝通無礙。詩興大發之時，朝鮮國王也會應「天使」之請而賦詩，並以得到「天使」的讚美為榮；當國王聽到「天使」譽之為「海東堯舜」時，欣喜之餘，則不忘謙稱：大人這麼誇獎，小王怎受得起呀？ 
當時大明皇朝國力強盛，是天下共主，朝鮮自然畢恭畢敬。其實千百年來，我們精深博大的中華文化一直浸潤朝鮮土地。朝鮮的兒童啟蒙讀本，以至弘文館儒生所研習的經典，都與中原一樣。大明的主要民間節日如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也通行於朝鮮；至於民間遊戲如弈棋、投茯、雙六等，也為朝鮮人民所喜愛。甚至大明的通俗讀物如《三國演義》、《西廂記》、《剪燈夜話》等，往往很快便在朝鮮翻印出版。大明的歌舞樂器等，同樣流行於當地。民間的說書人則長期傳頌諸葛亮、關雲長、岳飛、張世傑、文天祥等中原英雄的事跡，因此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早已滲入朝鮮民心。曆法更不必說了，朝鮮採用的是《大明一統歷》，與中原一體。 
因此，我們毫不奇怪朝鮮人自小便有了強烈的中華意識：大明是父母之邦，大明天子也即是朝鮮的天子。這種強烈的君臣倫理意識，就這樣二百多年牢牢不破。 

那麼，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絕食而死，又能說明什麼呢？透過上述的簡單介紹，我們才能明白崔孝一之死是有其深層文化的底蘊。天子一向是中華道統的象徵，崇禎帝一死，滿清入關，中原也就淪為夷狄之地，那真是華夏文明的重大悲劇。崔孝一恥於向異族稱臣，他除了在故國天子墓前哭訴一番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惟有殉節。 

崔孝一選擇在明思宗墓前死去，極有象徵意義，朝鮮史書《肅宗實錄》說，肅宗四十一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八月戊子，都提調李頤命奏言，請贈官於崔孝一等人，因崔之死，「外藩陪臣，為天朝立節，雖學士大夫，固已奇矣，況此邊荒武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