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這群被稱為“創客”的年輕人正湧向深圳，他們來自於世界各地，熱衷於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實實在在的硬件。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昊 “華為、騰訊都是上世紀的事情了，現在沒有一個能代表‘新深圳’的世界級公司出現。”從年初起，在政府的各級會議上，都繞不開這個話題，深圳投資推廣署綜合處處長陳朝朝面對這樣的問題總感覺“如坐針氈”。
因為來自政府上層的指向再明確不過，這個人均GDP已經超過台灣的南方特區就站在機會的面前，他們甚至可以迎來一次不小的質變。是“硬件復興”把深圳推到了前台，在《經濟學人》上半年的一組關於創新的報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硬件的“首都”，“這種‘寒武紀式’的大爆發出現在了新型電子設備上，而上一次它發生在美國硅谷的軟件業。”
這群被稱為“創客”的年輕人正湧向深圳，他們來自於世界各地，熱衷於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實實在在的硬件。“而這裡能夠讓他們在一公里之內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這是美國、歐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為那裡沒有華強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創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去年乾脆把總部從硅谷搬到了深圳。
今年6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到深圳調研時，出乎意料地點名要去Seeed　Studio看看。這個已經是國內規模最大、全球前三的新硬件孵化平台，位於華僑城的創業園區，其創始人潘浩還在去年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的封面。
這相當於給深圳的再一次革命開了綠燈，就在萬鋼離開深圳不久，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秘書長封昌紅就起草並遞交了《關於引進第十二屆國際微觀裝配實驗室年會（FAB12）落戶深圳和推動深圳建設創客之城的建議》，深圳市市長許勤旋即作了批示。
但對於陳朝朝和他的同事們來說，這件事的難度絕不亞於前十年趕超台灣。政府層面更深的含義就是繼續深化兩年前提出的“深圳質量”，他們要把這座以山寨製造著稱的城市從純粹的製造業中解脫出來，而新硬件的復興正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深圳重新去定義全球生態鏈的機會。
“遷都”
實際上，深圳市政府並不希望把自己放在台灣的對立面，雖然它們之間的關係遠遠比人均GDP位次的互換要複雜得多。
但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提供的數據表明，深圳已經讓台灣製造業處在一個岌岌可危的位置。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的電子信息產業累計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659.9億元，占全市的57%，同比增長了13.5%，遠遠高於整體增速。
深圳的機會源於移動智能設備的大爆發。
從2005年起，台灣開始把他們認為附加值不高的製造業向深圳轉移。
“從某種角度上講，深圳的很多產業都是由台灣帶動起來的。”陳朝朝說。那時台灣絕對是全球科技行業的中心，鼎盛時期，台灣生產了世界上2/3的液晶顯示器、近3/4的筆記本電腦以及4/5的掌上電腦，這還不包括同樣擁有優勢的電視、通信設備……《商業周刊》還在2004年的報道中列舉了一個驚人的數字，當年全球筆記本所用的線路板及零配件有72%是台灣研發和生產的，這意味着台灣的優勢涵蓋各個層面。
但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台灣的預估，包括宏碁、華碩在內的台灣廠商因此逐漸失勢。而以“中華酷聯“為首的中國廠商站在了舞台中央，它們所依賴的正是深圳的製造業。毫不誇張地講，深圳由智能手機切入，逐漸控制了全球信息行業的製造業。因為現在已經不僅僅是手機了，原來台灣製造行業強勢的領域如今都轉移到了深圳。
推倒“山寨牆”
實際上，在2011年投資推廣署成立之後，深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它對於外向型特徵明顯的深圳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有的生產要素，深圳都沒有優勢，不論是土地、原材料、電還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點就是創新。”許勤說。
他當時還兼任發改委高技術產業司司長，他非常清楚深圳該朝哪個方向走，即便當時國家推出產業振興規劃與深圳的產業結構不大匹配。所以，在深圳市投資推廣署一開始確立的四大支柱型產業中，高新技術就是其中之一，同時在六個戰略新興產業中，還設了與之相關的互聯網產業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
像英特爾、高通和思科這樣的公司也正是在2012年前後開始向深圳傾斜資源的。“1994年，我一天到晚寫郵件給總部，介紹誰是聯想，為什麼要去支持它，當時聯想一年的PC銷量才幾萬台。現在，我們在深圳看到了同樣的機會。”英特爾中國區移動通訊事業部運營總監洪力兩年前曾經這樣解釋他們的出發點。英特爾中國區總裁楊敘那時更加直接，“它會成為全球智能設備的創新中心。”
他們一方面是看到了深圳的誠意，投資推廣署各種形式的推介都有的放矢地在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所隱藏的能量遠遠超乎他們的想象。
嚴格意義上講，這並不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故事。當三年前英特爾提出超極本的概念時，只是無意識地讓深圳也參與了一些準備工作，主要研發基地依然是在美國和台灣。經過了近二十年的積累，兩地之間的配合完全可以覆蓋整條PC產業鏈的生產過程。
為了滿足超極本的厚度要求，鍵盤被認為是第一批需要變薄的零部件。台灣團隊當時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點，為3.7毫米。但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報價跟傳統的鍵盤幾乎沒有差別，當英特爾總部得知這齣自一家知名度並不高的深圳廠商時非常吃驚。
他們最終把這個項目給了深圳。而且僅僅三個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這起碼比台灣的正常周期快了兩個月。“我們開始給國外大的廠商供貨，結果供不應求，這是總部第一次覺得深圳的產業鏈很驚人。”英特爾在深圳的客戶經理老周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緊接着，在外殼、電池等幾個核心的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遠遠甩開了台灣。就這樣，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深圳的團隊實際上就拿到了總部足夠多的授權，來主導整個生產過程。
以至於英特爾新任CEO科再奇來中國的第一站就選在了深圳，楊敘更是把已經在北京連續舉辦了五屆的IDF（英特爾信息技術峰會）放在了深圳，“要是不在深圳，我們寧可不辦。”深圳的很多中小企業主都能拿出和英特爾高管的合影，這在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美國總部的一些業務部門甚至主動拿出自己的預算，讓老周幫着張羅在深圳辦個會，只為見見那些“小工廠主”。
投資推廣署對科技巨頭的招募看上去並不算困難，陳朝朝把這個時期深圳的“賣點”總結為敏捷製造和產業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迅速地產業化，這是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具備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過政府渠道與深圳達成合作，但之後真正的實施過程總是會讓它們喜出望外。
但這離所謂的“深圳質量“還有不小的差距。深圳對這些巨頭公司也並不是沒有訴求，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國際巨頭只是看中了這裡低廉的製造成本。接連三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發能力作為轉型的核心點，這也成了考核投資推廣署的最重要的維度。按照陳朝朝的解釋，從政府高層傳達出的信號一直都是這會讓深圳從山寨中擺脫出來，真正地升級到現代製造業。“我們就是希望讓那些國際巨頭以在深圳開研發中心為榮。“陳朝朝說，”當年我們沒有能力去覆蓋端到端，只能從純粹的製造切入。“
2013年，深圳在研究與開發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了4%，國際上通常用這個數據來反映當地的科技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創新型經濟體的公認標準是2.5%左右。全球數值最高的是以色列，為4.4%，而中國的整體水平是2%。
在這個過程中，深圳並沒有表現得飢不擇食或者瞻前顧後，就像2012年他們在跟三星談判時，內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設備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資推廣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已經有華為和中興了，沒必要引來一條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幾次內部溝通之後，我們才算有了共識。深圳應該是有一個土壤去不斷地培育華為這樣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樣讓某一個產業徹底綁死這座城市。”陳朝朝說。跟三星的談判很順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為之後的合作超出預期，三星甚至計劃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製造放在深圳。
大公司進入的結果就是對質量的把控越來越嚴格，這正是深圳政府希望看到的。
天志偉業是最早開始設計搭載英特爾處理器平板電腦的深圳廠商，其總經理王永志說拿到英特爾訂單的“代價”就是重新整理了一遍供應鏈，以前採購的深圳本地的零部件都不能用。產業鏈起初怨聲載道，英特爾只好親自去拜會供應鏈的各個廠商，先是找來像大聯大、世平這樣的行業巨頭，又一家一家地與中小供應商溝通，還主動派工程師到廠內去協助。
但並不是所有的廠商都願意投入成本去改變自己的生產模式，而不久之後，產業鏈就開始了“自我清洗”。那些依舊專注於廉價劣質產品的廠商出現大規模的庫存，像百利電子和永利訊這樣擁有一定市場地位的廠商都最終倒閉了。
“現在升級換代太快了，我們基本上是要合作，你負責一塊，我負責一塊，你做得不合格，就會影響整個產品，那自然就會被淘汰。”億道數碼總經理石慶告訴本報記者。
這裡才是天堂！
在陳朝朝看來，許勤市長之所以喊出了建造“創客中心”的目標，正是因為深圳的這條產業鏈已經發生了質變。
像億道這樣的公司在深圳成千上萬，他們之前的生存之道就是拼價格。而現在，在大公司的扶植下，更加重要的目標反而是研發能力。億道會基於一個芯片製作幾十款模具，不同的尺寸和樣式，“我們要保證客戶的差異化。”石慶稱。
深圳形成了一個獨有的“工模”模式，這是台灣從未產生過的製造模式。深圳在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會有非常多的參與者，它們會先把自己的業務模塊化和流程化，然後再自發地去橫向和其他環節的廠商對接，而整個過程都不需要有一個廠商去主導。聯發科曾經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風暴”已經把市場教育好了，它們已經習慣於找到一種“Turn　Key（交鑰匙）”式的解決方案。
這也是業內認為比台灣進步的地方，那裡的產業鏈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互動，觸摸屏的廠商根本不可能知道顯示屏廠商的新技術。“而在深圳，你在A廠商看到的產品，沒過幾天，B廠商就會有了。”老周稱。這與當年硅谷的開放精神如出一轍，它保證了一個良好產業生態的形成。 這也註定了深圳不會誕生像富士康這樣的巨無霸，因為“工模”就意味着這條生態鏈必須保持足夠的市場敏感度以及靈活度。深圳的製造企業都不大，但它們每一個都可以操控整條產業鏈，只要有差異化的設計和產品出現，很快地就可以組織起一條生產線。從某種意義上講，深圳已經告別了大宗標準品的那種落後的製造方式。 今年的IFA展（德國柏林電子消費展）專門設立了一個深圳館，即便如此，稀缺的攤位還是供不應求，來自深圳的廠商遍布其他的展館。他們的產品不再千篇一律，幾家智能手錶廠商都打出了“好過三星Gear”的標語，但有的強於設計，有的則在軟件上花了心思。一家做藍牙音箱的廠商還專門根據自己的產品設計了一個置物架，以此來增強音質。 隸屬於深圳市經貿委的深圳市對外經濟貿易服務中心近幾年一直在幫助深圳廠商參展國際性的展會，據一位不願具名的工作人員稱，明顯的變化就是廠商越來越在意如何布展去凸顯自己的差異化，“而不是只放一張桌子和一疊材料。” 潘浩也是這兩年才發現深圳的創客環境突然好起來了，“這裡就像好萊塢，既有大製片廠占據主流市場，也有拍攝文藝片的小製作公司滿足小眾市場的需求，同時為大片提供靈感。這幾年大廠商的進入讓深圳的基礎好多了。” 他專門組織Seeed　Studio製作了一張“創客華強北地圖”，清楚地標明各種元器件的熱門銷售網點，比如在賽格大廈的哪個商鋪可以買到山寨版的Arduino電路板。華強北藏着太多這樣不起眼的小商鋪，興許它的背後就是一個開足馬力的元器件廠商，尤其是對於國外的創業者來說，這往往是他們成為深圳創客的第一節課。 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在Seeed　Studio實在太容易了。他們有兩撥人，一撥是工程師，知道怎樣去實現不同客戶的需求，另一撥是設計師，知道還有哪些潛在的需求。他們甚至還有一個自己的小工廠——敏捷製造中心，它的訂單正是來自於創客們小批量生產的智能硬件。 潘浩會把這些小東西介紹給美國最著名的眾籌網站——Kickstarter上和Indiegogo去銷售。實際上，硅谷早就不在意這些智能硬件來自於何處，甚至他們會主動地向深圳輸送璞玉。一些硅谷的冒險家充當着掮客的角色，一旦某個項目上了Kickstarter，並且效果不錯，他們就會去聯繫創業者，詢問是否需要深圳的工廠做代工。 Haxlr8r之所以來到深圳，也是看中了這裡的“瘋狂”。Seeed　Studio在今年4月承辦了一屆“Maker　Faire（創客市集）”，這是全球最知名的創客聚會，那兩天下着雨，位於蛇口區的創意產業園區還是湧進了2萬人。這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在深圳搞硬件創業，是個全民運動。”Seeed　Studio發言人王英豪稱。 “跟我們合作的團隊應該會避免第一代的硬件初創企業的命運，他們的總部設在美國，必須忍受延遲數月或壓根沒生產出來的產品。”其創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告訴記者，“在這裡，製作一個新的電路板只需要幾天，而不是幾周，他們還會不斷地免費幫客戶設計模板，直到滿意為止。” 投資推廣署並沒有過多地干涉這群年輕人，他們更多的思考圍繞着如何去搭建配套工程。“我們在研究倫敦，看它如何去建立起一個金融中心，而深圳未來會是一個創新中心，這個鏈條要長得多。”陳朝朝稱。 如今，他們正在推進所謂的“直通車”，“所有跟深圳能聯繫起來的資源，我們都要加進去。”硅谷、以色列、法國、德國、日韓，甚至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們最新的成果是用龍崗區天安雲谷的1萬平方米產業園區跟硅谷置換了同樣大小的面積，這還包括共享雙方的技術、資金、供應鏈、銷售渠道等資源。 HWtrek是台灣版的Seeed　Studio，它的來頭同樣不小，包括富士康、緯創、大聯大都是它非常緊密的合作夥伴，但其CEO王仁中在談及深圳時表現得憂心忡忡，在他看來，深圳市政府直接進駐硅谷，把當地那些最新、最有創意的訂單帶回深圳去製造，“從某種意義上講，台灣已經消失在硅谷創業者的世界地圖上了。” 陳朝朝並沒有回應王仁中的擔憂，他在忙着思考如何去搭建創客的生態系統，“這是一個更大的產業，如果從數量的角度來看，遠遠高於智能手機，深圳必須抓住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