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已經64年過去了，但這段歷史仍引起現在歷史學家和民眾的一些爭議。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電令中國東北的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入朝參戰。10月25日，志願軍打響了後來取得全面勝利的“第一次戰役”，因此25日被中國官方定為“抗美援朝紀念日”。中國也由此正式捲入了為期3年的慘烈的朝鮮戰爭，史稱“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前3個多月，朝鮮戰爭已經於1950年6月25日全面爆發，金日成領導的朝鮮共產黨軍隊突襲南方，在戰爭最初勢如破竹，當年9月初幾乎攻占朝鮮半島全境。但7月7日，聯合國通過決議組成由美軍指揮派遣的聯合國軍幫助韓國軍隊予以抵抗，9月15日成功實施仁川登陸，一舉反攻，改變戰略態勢，金日成的軍隊很快陷入絕境。到10月份，聯合國軍的北部戰線最北端已經推進到了朝鮮半島北部鴨綠江邊。

在戰爭雙方死傷都超過百萬人（中朝方面死傷數字仍有待官方詳證）的朝鮮戰爭爆發64年後，雖有1953年7月的停戰協定，但朝鮮戰爭從理論上並未正式終止，38線地區仍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軍事對峙區域，不時發生小規模朝韓軍事衝突。就在本文撰寫之際，韓聯社10月7日援引韓國軍方的消息報道說，一艘朝鮮巡邏艇當天上午越過半島西部海域北方界線後撤離，在此過程中雙方開炮對射。

在“抗美援朝”64年後，朝鮮和朝鮮半島仍常出現在國際新聞上。如同當年參戰的其它國家的民眾對朝鮮戰爭的意義、由此帶來的巨大規模的人道災難提出質疑一樣，中國不少民眾對“抗美援朝”的意義產生了懷疑，其中很多人質疑的是當年中國該不該出兵“抗美援朝”？值不值得？尤其是在中美恢復正常外交關係後出生的不少年青一代更有此疑問。

曾著有《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書籍的朝鮮戰爭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中心的沈志華教授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表示：朝鮮戰爭的爆發，毛澤東事先不知。“毛澤東被迫“抗美援朝”出兵的決策主要考慮不是東北地區的安全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安全和新中國政權穩定的問題。”

“內憂外患”

沈志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國內也出現了社會動亂的因素：經歷多年內戰後經濟上百廢待興尚無恢復，社會出現動亂，地方上的國民黨殘餘和土匪等勢力紛紛起來搞破壞和暗殺活動，台灣蔣介石也宣布要返功大陸，整個政權處於危機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幫助新中國穩定的唯一因素就是蘇聯。而中蘇雖然簽訂了同盟條約，但相互缺乏信任”。

他認為：“毛澤東在國內力排眾議堅持出兵的一個原因是要以此爭取斯大林的信任：說明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里能夠擔當責任的一員。這樣才能讓中蘇同盟起到穩定新中國的作用。中國在出兵後，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源源不斷地送來，這一事實證明毛的判斷是正確的”。

上海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劉鳴對BBC中文網也表示，雖然代價巨大，中國通過抗美援朝獲得的國際戰略利益是巨大的：這場戰爭提高了中國對朝鮮半島獨一無二的影響力，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負面影響是讓剛結束內戰的中國消耗大量資源，戰略上讓美國重新返回東亞，對中國實施了20年的遏制。

歷史證實，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的武器裝備，特別是空軍飛機和大批飛行員均來自於前蘇聯。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剛剛成立，飛行員平均飛行時間不足20分鐘。志願軍卻和美國空軍在接近中朝邊境地區開創了噴氣式飛機大規模空戰的歷史。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波特雅科夫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在俄羅斯，也有很多學者都批評斯大林當年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做出了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投入大量資源和美國交戰的錯誤決策。不過，歷史畢竟是歷史，需要在當時的環境下解讀。

軍事和外交契機？

1951年1月13日，志願軍在連續發動三大戰役取得節節勝利後，聯合國提出停戰建議，但毛澤東要求趁熱打鐵，指示“已經是強弩之末”的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統一朝鮮半島。之後出現了雙方均有重大慘烈傷亡、戰爭陷入僵局的第四和第五次戰役。

沈志華則根據包括前蘇聯解體之際從俄國方面得到的歷史資料表示，應該說戰爭最後的結局和最初“抗美援朝”出兵的決策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中國沒有把握好51年初停戰談判的機會，戰爭又延長了兩年多，這是導致後來所謂“得不償失”“代價太大”批評的根本原因。

他認為，對於1951年初聯合國的停火議案，中國拒絕的原因是有兩個判斷失誤。第一，認為這個議案是美國人的陰謀，試圖利用和談喘一口氣。其實美國是被迫接受議和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國拒絕，而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第二，對敵我力量判斷失誤。

沈志華說：“1951年初，中國人民志願軍和美軍傷亡比例是0.6比1，低於美軍傷亡。但到了53年停戰協定簽署時，這個比例變成了2.6比1。這個主要損失是第四次戰役以後出現的。51年的時候如果接受停戰談判，至少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可能取得有利地位。所以，毛澤東在朝鮮戰爭問題上的決策錯誤不在於是否出兵，而在於是否和談。”

戰略影響

但沈志華也強調指出：“經過朝鮮戰爭，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大不一樣，因為當時沒有國家敢和美國對抗，讓人對中國刮目相看。但因此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它把中國推到了冷戰的最前沿，並引起周邊一些國家的恐懼，讓美國利用它們的恐懼來包圍圍堵共產黨中國”。

沈志華說：“但在國內，通過戰爭的環境下毛澤東展開了一系列暴力的運動，有效率地達到了社會改造和整合的目的。”

不過，中國學者認為的社會效率，包括“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也在穩定社會的同時導致人道災難，引起了國際上對新中國政策的眾多爭議和批判。

與中國相比，在聯合國軍旗幟下的國家裡，特別是美國的民眾，對朝鮮戰爭的爭議和反思也一直不少。對這場戰爭的反思60多年來也沒有停止。評論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和後方和平生活中民眾的巨大反差的著作、影視材料很多，西方經典的說法之一是：通過這場戰爭捍衛了和平和自由的生活與價值觀。

令人注意的是一本西方著作是由美國新聞記者兼歷史學家大衛·哈爾伯斯坦所著近年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國和朝鮮戰爭》。這本書不同於西方過去很多有關朝鮮戰爭的書籍的是：它沒有把焦點放在具體的戰役、軍事戰略、具體的戰士或英勇事跡上，而是花了很多篇幅去分析1950年至51年冬季主要戰役背後的美、俄、中、朝、韓的政治交鋒和摩擦。

哈爾伯斯坦指出，朝鮮戰爭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戰略視野和國內的政治平衡。

對中國的國際視野和國內政治來說，志願軍“抗美援朝”的結果是否也導致同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