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一个芬兰客人谈了一下业务，之后一起吃饭，随便聊了一下，感慨颇多。 　　芬兰客人约六十来岁，可以称为老人了，有点胖，个子不高，但很挺直，负责中国市场的运作，平均每月都要来一次中国。老人来时带了一个中国女翻译，还带了一个大箱子，接待时都不要人帮他提。谈业务时基本上直入主题，不怎么笑，老人似乎对中国市场很了解，给出的产品价格不算离谱，但使其让步很难，给人感觉西方国家的人都很实在，也很固执。 　　后来按照中国习惯一起吃饭时，老人很健谈，也很随和，一扫刚才谈生意时的严肃。当谈起自己的几个孩子时，老人很是自豪，她的大女儿在联合国驻印度一个机构工作，二女儿在芬兰政府做什么部长，三女儿是时装设计师，在法国开公司。我问她是否带女儿到过中国，他说没有，我表示了我的惊讶，他说她的女儿很忙，比如二女儿是部长，更忙，基本没有什么空闲，看来这个芬兰老人对中国国情也有些了解，他可能知道我会不理解，他解释说，在芬兰，一个很普通的人都可以打电话让一个部长为他办事，所以一般很忙，事情很多。不象在中国，一个部长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轻易和普通人打交道。他本人，就经常和有关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该政府部门的部长都可以为他们去跑腿，把事情办妥。虽然是生意上的，但看他对政治并不忌讳，而我本来没有出过国，对西方非常感兴趣，所以就问了他一些芬兰的情况，老人一一认真解释。他告诉我，芬兰实行全免费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都是全免费的，连书本都免费。芬兰五百万人口，有30所大学，大学普及率很高，6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中比率更高，大学生只需要带上脑袋思考，不交任何学费，当然食宿大学是不管的，不仅如此，政府还每月发给每个学生约8000人民币的津贴，并且按照芬兰非常重视的平等观念，不分贫富，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多。也就是说，芬兰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从政府领钱！我听后说，听很多到过芬兰的中国人说，芬兰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没想到老人当即否定，其随行女翻译也说，芬兰不是社会主义，只是社会福利非常好。在芬兰人眼中，社会主义是把人们控制起来，多种东西实行公有，芬兰当然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继续问，心里却想，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概“社会主义”这个词被现实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给糟踏了，所以他们很反感这个词。后来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我一直希望得到证实或否定的问题：西方国家诸如芬兰是否有政府官员贪污，他说他十年来没有在芬兰听说一宗政府官员贪污的报道！他们的体制保证对政府官员的多种监督，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表示了我的吃惊，不过老人的翻译说，虽然我不可理解，但她完全能够理解，她比较了解芬兰，芬兰的确就是这样的。 　　送走芬兰老人和他的翻译，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芬兰政府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一个芬兰人的话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芬兰，但感觉应该基本符合事实。芬兰的高福利，芬兰的民主体制，政府的高效率，国民的平等关系，高度发达的教育系统，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仅有500万人口的芬兰能连续多年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方面排前三名的原因了。对比芬兰，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的差距有多大？ 　　芬兰一个普通人可以打电话给一个部长要他办事，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别说部长，就是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你要让他给你办事，不亲自上门拜访是很难的，多数时候还要给点“小费”。就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平时在员工面前耀武扬威，对他们都要毕恭毕敬，他们才会给你办事。如果是一个部长级的官员，电话都属于机密，即使有公布的电话，也根本在电话里听不到他的声音。部长如果到地方去，一大堆人前呼后拥，所到之处，交通关闭，警车开道，被见者个个点头哈腰，要提前关注好每一个细节，生怕得罪了部长和他的随从。在中国，各种场合都要讲级别，领导干部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君不见，新闻报道，不管发生了多么重大的灾情，不管人民可能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但报道的顺序永远是严格按级别进行的，大领导在前，小领导在后，而普通小民，要么没有声音，要么是在发言感谢领导的“高度重视”；君不见，除了事发后一边倒的谴责外，对在职的贪官、不作为的官员不能有任何质疑，而一旦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按照中国标准还算得上合格的官员（按西方标准合不合格还难说），所有宣传机构都开动起来进行大树特树，不仅在工作方面是一个完人，在其他方面如对待家庭、孩子、邻居等都变成了完人，一方面是更大的领导题词号召向xxx学习，一方面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群群结队的“自发”纪念自己花钱养着的“公仆”为自己的服务，高潮之处，则是朴实的农民或工人、老人甚至不懂事的小孩“痛哭流涕”的“感人场面”，更绝的是，有时候播音员或者主持人都眼含着泪花！ 　　芬兰实行从小学到博士的免费教育，大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能领一笔可以保证基本食宿费（住单身公寓）的津贴！这太难想象了！在中国，别说大学教育，就是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收费在90年代一路看涨，据我所知，在我家乡所在的老区（贫穷的代名词）湖北省麻城市，在最疯狂的1998-2001年，2/3以上的农村小学，一个学生一期的学杂费达到了400-500元，初中700-800元，还要自带桌子椅子，这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如教育集资费，择校费，考试费，勤工俭学费等等。农村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全家的收入基本上只能供孩子上小学，两个孩子都上初中的话，就很多要借钱，或者把积蓄花光，如果有一个孩子上了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的高中或中专，经济拮据更是可想而知。大学收费直到今天还在猛涨到平均5000元/年，如果再把食宿费算进去的话，几乎100%的农村家庭都要借债。但可怜的有着重视孩子教育传统的中国父母们，没有任何渠道表达他们的苦难和不满，主流媒体只是每天歌颂教育这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父母们欲哭无泪的无奈，要么不提及，要么轻描淡写。这些年来，每年上千万的农村娃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后无钱上学父母或孩子自杀的报道，这是怎样的中国？ 　　芬兰10年来没有贪污的报道，即使这个芬兰老人可能自己没有听说过，但芬兰官员贪污率至多不超过1%吧（嘿嘿，由于惯性思维，我都还怀疑芬兰到底是不是“0”贪污）。对比之下，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中芬的差距。在中国，贪污几百万、几千万已经不是新闻，贪污过亿才会引起些许的轰动，贪污几十万、几万的根本就不会上报纸电视。至于公款买车、旅游、出国、豪赌、买官卖官、利用手中职权收受礼品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把公款吃喝也算成贪污的话，人民共和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吗？还有那些不作为、浑浑霍霍的的官员，那些没有揭露的大小贪污犯，也不知道有多少。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如“禁止买官卖官”、“禁止公款赌博”、“禁止借学习规定为名搞公款旅游”、“禁止借节日搞腐败”、“禁止老师奸淫女学生”在中国频繁上演，其实这些规定本身就是荒谬绝伦。“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影响深圳形象，深圳不砸他饭碗也要搞臭他！”（当然这句话不是对官员说的）这样的威胁，也不时出现在公仆们的嘴上，并堂而皇之的以大字标题的形式出现在地方媒体上。上世纪九十年代轰轰烈烈搞过的几次反腐败运动，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号称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在传言要作为试点按照香港模式进行政治改革的深圳，前不久刚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最后以官方宣称是“空壳公司”的结论收场，此事件很快成为被禁话题，甚至当事人的名字都成为过滤词！这样的态度反腐败，总是给人怀疑。腐败难反，官方现在又开始宣布要“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个非常伟大的进步，不过我有疑问：如果腐败反不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芬兰是中国没有办法比的，芬兰只有几百万人口，中国这么大，有十几亿人口，还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和芬兰比，我想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要求和芬兰比，不会要求和德国比（德国一高官因一公司请客让他在旅馆住了一晚就被迫引咎辞职），当然我们也不要求和我们的邻国日本比（日本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因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引咎辞职），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啊，如果有80%的官员不贪污，并在认真干活，我想多数中国人也就满足了。可是官方向公众公布财产的勇气都没有，禁止媒体评论官员的所作所为，这离人民的要求也太远了啊！是的，中国不能和芬兰比，不能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比，那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可有些人，控制着舆论，非要说自己这种出现了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道德沦丧、各色骗子遍全国、谎言满天飞、环境恶化、矿难频繁、城乡二元隔离、贫富悬殊等各种现象的体制具有“无比优越性”，这又是多么的无耻！ 　　历史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在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适应形势，自我变革，才有出路！反省一下吧，为什么一个历史上的伟大民族，今天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