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掘汉墓给论坛新人：美国情报界（1）

作者: fss2004

美国情报界（1）

第一章　　　情　　报索引——情报的概念　情报活动程序　情报的作用　情报的分类

　　科学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需要充分的情报和对情报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世界的状况以及政策和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决策者才可望对情报作出评价，如果他们负责涉外工作，还需要掌握国外情报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

　　最突出需要国外情报的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政策决策有关的人或部门。因此，国外情报最显而易见的需求者是与外交和防务政策有关的人或部门——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

　　然而，许多其他决策者也需要国外情报，因为除政治和军事行动外，外国政府或集团的其他活动，仍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近年来，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博兰曾指出：“事实上，很多人相信能源及有关的经济问题比战争以外的军事状态中的任何变化，对我们的威胁更大，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快。”很显然，能源的效力和美元的稳定就可能受外国政府或集团活动的影响。

　　因此，许多政府部门的情报机构应运而生。如本书各章所示，商业、能源、财政等其他部门都已建立了情报机构，远远超过涉及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机构。在研究这些部门和机

　　构之前，先对各种情报活动（搜集、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以及村搜集和获取到的情报的使用和分类进行研究是有益的。

情报的概念

　　严格地说，情报可被定义为：情报是“对从目标国家地区或行动的一个或若干方面所能得到的、对制定计划具有现实或潜在意义的一切资料进行搜集、评价、分析、综合和译释的产物”。

　　搜集是有日的地获取分析者、需求者或情报人员所渴望得到的任何情报。搜集活动可利用以下几种交叉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公开资料搜集、秘密收集、人力搜集或技术收集。公开资料搜集包括收集公开范围的资料、诸如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技术和学术刊物、书籍、政府报告，以及外交官员和防务官员有关公开活动的报告。公开资料搜集所得情况的价值程度会因目标国家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而有殊异。这些资料既可通过人力提供情报来搜集（通过人来购买有价值的书刊或观察国际事件），又可通过技术手段搜集（对电视和广播节日进行录制）。

　　秘密搜集包括窃取作公开资料。同公开搜集一样，它既可使用人力提供手段，也可使用技术手段。传统的间谍人员可以用来提供大量高度机密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技术系统则可以用来拍摄军事设施或侦听战略通讯系统。

　　高度秘密是人力搜集的最大特征。尽管许多技术收集也有其隐蔽性，但其秘密性并不总像人力搜集那么重要。因而，即使在互相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美苏双方也非常了解对方的卫星侦察计划。尽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裁减战略武器协议并没有禁止对某些活动采取隐瞒和欺骗措施，即便有，对技术搜集者也很难隐瞒其中的某些活动。如果这样，有效搜集所需情报的能力就不会依赖于秘密搜集。

　　分析是对各种来源的资料或原始情报进行综合并使之成为成品情报。成品情报可以是对事实的一个简单陈述，对他国武装能力的评价，或是对另一个国家政治事件可能进程的预测。

　　严格地说，情报活动仅只包括资料收集和分析，并使之成为情报。但是，还有几种活动也已被认为是情报活动的实例——特别是反情报和隐蔽活动。

　　反情报是指获取用于抵消敌方情报机关行动的情报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对敌方情报机关进行间谍行动，审查叛逃者，分析敌方情报机关的活动手法，也包括对敌方情报机关及其活动直接进行渗透和瓦解。

　　隐蔽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秘密政治行动”（英国）和“积极手段”（苏联）。隐蔽行动的定义即：预定用来影响外国政府、个人或事件以支持发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又不暴露发起国政府“支持”行动的秘密的任何计划或活动。因此，隐蔽行动的重点就是对发起者身份进行保密，而秘密搜集的重点则是对行动的保密。

　　隐蔽行动可区分为以下几种：黑色宣传（以假乱真的宣传）；灰色宣传（不暴露发起者真实身份的宣传）；预定推翻或支持一个政权的准军事或政治行动；对个人或组织（报纸、工会、政党）进行支援（资财、军火、训练）；假情报。

情报活动程序

　　使各情报单位所进行的搜集和分析活动富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并使这种能力与决策者的需求和对成品情报的使用联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都是通过“情报活动程序”这一概念来完成的。

　　情报活动程序就是获取资料，使之变为情报并能为决策者所用的过程。一般地说，情报活动程序包括五个步骤：计划与指导，搜集，加工，制作与分析、通报。

　　计划与指导包括整个情报过程的安排处理——从对资料需要的鉴别到最终把情报成品交给需求者。这一过程始于需求者——总统、国务院、国防部或其他主顾对某些问题的情报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需求业已制度化。这样，总统就不必经常提醒情报界搜集有关苏联战略力量的情报。

　　如上所述，搜集即是对制作成品情报所需原始资料的采集。搜集过程包括公开来源、秘密间谍和技术系统。

　　加工是将大量资料变为一种有条理的形式，使之更适合于成品情报的制作。它包含语言翻译、破译、按问题分类和归纳资料——把运用摄影或电子技术贮存在胶片和磁带上的信息译释出来。

　　创作与分析，即把基础资料变为成品情报。它包括对所得资料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以及制作各种情报成品所需的准备工作。所搜集到的“原始情报”常常可能是支离破碎的，有时是矛盾的，需要专家来揭示其意义和价值。

　　程序的最后一个步骤是通报。它包括把成品情报分发给需求者——政策制定者或经营者。

　　同任何模式一样，情报活动程序的达一概述仅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如上所述，某些需要已成为“长期需要”。这样，政策制定者一般不指定情报的特别项目。更确切地说，只要他们表示想得到诸如有关中国战略力量或埃及政治局势的报告，情报搜集单位就有责任决定如何去获得为提供这些情报所需的资料。最后，情报搜集单位将有某种本能的需要，即为其继续行动提供情报——有关反情报和安全的情报，以及对潜在的未来行动有用的情报。

情报的作用

　　情报活动（这里仅指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它对国家决策人帮助的程度。由此引出两个问题：情报能在哪些方面帮助决策人？情报何以有用？关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情报能在制定政策、计划、冲突局势和预警等四个明显的方面帮助国家决策人。

　　制定政策的作用是国家决策人对制定外交、防务和国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对国家决策人为作出正确决定对情报的依赖性有如下的总结：

　　情报是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搜集的信息，它为政策制定者指明了可供选择的范围，并使其作出判断。好的情报不一定能导致明智的决策，但若无准确的情报，国家的政策决定和行动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实际情况，也不能体观国家的最高利益即确保国家安全。

　　情报除对制定政策的价值外，还对执行所谓计划决策所需的具体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决定包括建立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发展战略军事计划（如美国的单项联合行动计划），中止或恢复外援，以及设置贸易限制等。在这种情况下，情报能告诉决策者，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或预计导致的结果，包括决策者直接针对的国家可能产生的反应。因此，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写道：根据农业部所作出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替代美因作为对苏联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估计，卡特总统决定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几天后，阿根廷宣布，它将部分取代美国对苏出口粮食的地位，”于是这一结论就被动摇了”。另一个例子是：卡特政府之所以继续执行向沙特阿拉伯出口飞机的决定，部分原因是有情报表明：如果美国不这样干，沙特阿拉伯将转而购买法国飞机。

　　冲突局势中的情报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国家部分利益冲突的局势中，如武器控制谈判、贸易谈判或国际会议，情报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报能预示谈判对手让步的程度，依此调整原定立场。

　　预警也是情报的一大益处。它可以预示将要对决策者自己的政府或国家，以及与决策者命运攸关的国家采取的军事或其他行动。预警的使命要求其尽最大可能监测敌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对美国来说，这就要求监测苏联全部军事力量变化的状况：了解其兵力部署、驻地、活动常规，以及在发现重大异象时通知主管部门。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国防力量就会有所准备，作出相应的反应，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外交的或军事的），以阻止和挫败敌方行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技术能力小组就情报对军事问题的全部作用作过简要的总结：

　　如果情报能够揭示一种新的军事威胁，我们就可以采取应付措施；如果情报能够暴露对手的具体弱点、我们就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好的情报能使我们避免在不必要的时候为不存在的威胁来消耗我们的军事资财。此外，从广义上讲、情报为我们正确估计敌人打下基础，有助于指导我们的政治战略。

　　情报作用的大小除取决于它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外，还取决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质量和时间性。在评价某一问题的情报时，只有把全部有关的信息都进行整理，情报成品的质量才不致受影响。对秘密渠道获得的情报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开公开渠道获得的情报。H·特雷弗—罗帕教授对此曾评论道：

　　秘密情报是公开情报的继续，只是方式不同而巳。只要一些政府把他们的部分活动隐藏起来、另一些政府，如果想使其政策建立在充分而正确的信息上，就必然会寻机刺破伪装，探出实情，这就不

　　可避免地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尽管方式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秘密情报填补了……“公开情报”的不足。因为“公开情报”是通过对公开的或至少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资料进行合理分析研究的产物。事实上，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对情报的评价过程除依赖一切有关资料外，还必须具有客观性。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73年在美国参议院所说的那样：“情报的作用是指导一个国家的政策而不是尾随其后，任何一个关心国家政策的人必须对此极为关注。”

　　此外，情报还必须及时地送到决策者手中，以使他们能采取果断行动。由于情报具有预知性的特点，它总是与军事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他能使军事指挥员和决策者具有知己知彼的优势。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孙子就认识到这种优势的价值，他在《孙子兵法》中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情报的分类

　　懂得情报如何具体分类对政府官员是有用的，这就需要详细研究各类情报的组成。首先，我们可以把情报分作以下几大类：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

　　政治情报包括有关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情报。很显然，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会对美国产生影响。可能涉及的问题如：在联大某一问题上支持美国，一个国家与苏联或古巴的关系，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政策，对革命组织的支持或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

　　其他国家（不管是友好国家、中立国家，还是盟国、敌国）的国内政治也与美国密切相关，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冲突的结果能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某些冲突（不管是政变、选举、还是内战）的后果可以对法国在国际上对地区力量均势、美国可以取得的稀有资源或美国军事基地的继续存在等问题的看法产生影响。

　　例如，西班牙和希腊大选的结果可以对这两个国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和美国在这里的重要军事基地的地位产生影响。同样，伊朗国内冲突的结果使美国丧失了许多好处，诸如石油、与伊朗的军事同盟，以及能截获苏联导弹遥测技术的重要情报基地。再如，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广度将对其中东政策及保持军队旺盛士气的能力都会产生影响。

　　军事情报非常有用，而且在各种局势下都需要。美国为了确定自己战略武器的需求量，就必须弄清苏联战略力量的实质（运载工具和核弹头的数量及其产量、精确度和可靠性）和其目标基地的特征（数量、防爆能力和位置）。这类情报对谈判和监督武器限制协定极其重要，对于常规力量也同样是非常需要的。无论是对“北约”计划进行指导、对可能的攻击作出预警，还是对《相互均衡裁军协定》实施监督，都必须长期监视华约军事力量的规模、作战能力，以及位置和战备情况。

　　科技情报包括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民用和军用两个方面。一个国家钢或石油的生产能力既可影响该国的稳定性，也可影响美国的利益。许多例子表明民用部门开发的工业技术会被用于军用方面，诸如在计算机技术，滚珠轴承产品，光学系统和激光技术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军事利用价值。因此，有关一个国家在上述领域内的进展或在这些领域内吸收外国技术的能力的情报，与这一国家潜在的军事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子能情报是三十多年来一直使人关注的科技情报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的原子能活动，无论其公开目的是民用或军用的，都会受到情报界的高度重视。在核技术问题上，除明显需要判定外国政府是否在发展不依赖于美国行动的核武器外，还有必要获取秘密情报来决定有关核技术出口的用途问题。因此，第一任中央情报主任 1947年曾指出：美国“不能依靠持许可证者提供的资料”，而必需“判定其真实用途、尽力发现其第二用途”。

　　经济情报也极为重要。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共同市场的活动就是美国判定国家安全和经济政策的官员比较关心的问题。1975年，当时的中央情报主任曾指出，经济情报对政策制定者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活动、国际开发计划、地区经济部署和国际商品市场流通状况”等方面。其具体范围包括：

　　·生产率，消费情况，原料价格，能源和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价格波动风险的手段——国际商品调节。

　　·对国际贸易采取的价格限制和非价格限制。

　　·国际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

　　总之，美国政府官员可能需要任何一个国家涉及其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情报。以苏联为例，有价值的情报应包括对苏联农作物产量的估价，苏军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已经部署和正在发展的战略武器系统，石油产量，契尔年科的权力巩固程度，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中的谈判策略等。至于中东地区、英国政府官员需要的情报则是：以色列总理的健康状况，利库德集团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将来的移民计划，阿拉伯国家对巴解组织的支持程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政府的内部稳定性，阿拉伯各国政府对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意向，以及该地区各国的军事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