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2005-02-08 04:45:37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张进山

继江泽民主席1998年的历史性访日与日方领导人发表中日《共同宣言》之后，今年5月他在接见日本“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时节团”时又就加强中日友好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高度昭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对日关系的决心和愿望，为建立和发展21世纪两国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的“台湾帮”至今本性不改，阴魂不散，不时跳出来在两国间施放“噪音”，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此，有必要引起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一、 台湾帮的近期动向

战后50余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一直与美国及台湾的统治当局和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敌视中国共产党，试图扼杀其领导下的新中国；兴风作浪，竭力阻止中日关系正常化；制造麻烦，破坏复交后的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平添障碍，阻挠台海两岸统一大业的进程；纵横捭阖，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今年随着台湾政权的更迭和台独色彩浓厚的陈水扁的上台，其活动更加猖獗，气焰愈加嚣张。

1. 歪曲历史，掩盖罪行，美化殖民统治，为“台独意识”推波助澜。近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一些右翼政客屡屡信口雌黄，歪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煽动右翼势力于1月23日在大阪集会，公然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捏造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赞美日本在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也做过好事”；成立由87名众参议员参加的所谓“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通过发行《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发泄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现状的不满，迫使编纂、出版部门淡化、模糊、删掉拟于2002年使用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侵略暴行的表述，并把“侵略”一词改为“进入”；散布台湾曾为无主的“外化之地”，经过甲午战争以来100多年的独自发展已形成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文化”，有权利获得独立；亲台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去年11月访台时甚至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台北为“首都”，为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皇民阶级的“台独意识”推波助澜。

2. 诬我有“复仇心理”，主张中国分裂，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包括亲台政客在内的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按照日本武士道崇尚“复仇精神”的逻辑，推测中国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鼓噪“在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台湾”，妄断将来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必然称霸亚洲，报复日本。因此，他们不仅为李登辉捉刀《台湾的主张》一书，通过李氏之口兜售肢解中国的“七块论”，且石原慎太郎在今年4月12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公开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直言不讳地鼓吹“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论”，叫嚷“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一进程”。

3. 借台湾政权更迭之机，日政界亲台人士竞相访台，为台湾的“务实外交” 助力。今年台湾“总统”选举和陈水扁的就职典礼期间，在台湾帮的策划与推动下，除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日本其它政党几乎都派员访台，以便与陈水扁和民进党建立联系渠道，推动“政党交流”，在未来日台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主动，为台湾的“务实外交”助一臂之力。3月18日宣布陈水扁当选后，日本最大的超党派亲台国会议员组织----“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山中贞则便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议员尽快熟悉陈，“与陈水扁展开正面交流”；该会副会长村上正邦则积极筹划日本朝野政党共同组团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3月31日，该组织访台的国会议员麻生太郎（自民党）和仙谷由人（民主党）分别会晤了陈水扁、李登辉和民进党主席林义雄；3月21日上午，该组织副会长村上正邦（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就急于要邀请下台的李登辉访日，并由他和石原慎太郎发起成立了由政治家和财界人士组成的“邀请筹备委员会”；“5.20”期间，在众多的访台人员当中，被台湾奉为座上宾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会见陈水扁，陪李登辉打高尔夫，同台独分子、台“总统”特别顾问彭明敏会餐，声称“为了台湾，我将尽一切所能”，并把实现李登辉访日作为其具体目标之一。

4.旧招未尽又续新招，为日本遏制中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借口。在领土问题上寻衅闹事，已成为近年来日本仇华亲台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右翼分子挑战中国的惯用伎俩。他们继1988年1996年两次在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上建立灯塔后，今年4月20日又非法登岛建立神社，并计划定期参拜；夏天，日本政界台湾帮中的“国防族”通过新闻媒体，突然对我国近年来一直从事正常科学考察活动的海洋调查船大肆炒作，为其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注入新的内容，并写入本年度的日本《国防白皮书》；更有甚者，他们试图把上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与中日两国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挂钩，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华援助，以此来要挟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为日本扩充军备、介入台海局势赢得时间，制造借口。

二、 台湾帮的成因与背景

作为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台湾帮，形成于50年代的岸信介内阁时代，但他们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更早些时候。概括起来，他们在美国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识、“以德报怨”下的日蒋军事勾结、“知恩图报”下的日本扶蒋反华，是日本政界台湾帮集结、形成的主要背景和原因。

1. 美国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亚洲及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为扶植日本成为东亚反共包围圈的中心堡垒，建立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朝鲜半岛、硫球、台湾，南至菲律宾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划与操纵下，在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同盟国缺席和苏联、波兰、捷克3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于9月8日片面签订对日作战国的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解除了对日本的军事管制，使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继而，美国又极尽撮合之能事，迫使日本当局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之间于1952年4月签订了《日华（台）和平条约》。但条约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未让日本写明已将台澎等一切权力归还中国，仅将台湾称之为“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的领土）”。在国际法中， “控制”与“拥有主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控制”台澎地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承认中国对台澎地区拥有主权，为所谓的“台澎地区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ii]

就在日台签订“和约”的同一天，日美两国亦同时宣布 “旧金山和约”生效，并立即释放了包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88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在押战犯和岸信介等一大批发动并参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被“整肃”极右翼政治官僚。这些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军政要犯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被“放虎归山”，使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陆续重返日本政坛，掌握大权，在美国的颐指气使下极力推行亲美亲台、反共反华的政策。上述两个条约的出笼，标志着美日蒋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大同盟”，为日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集结、形成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止台海两岸统一打下了基础。

2.“以德报怨”下的日蒋军事勾结。日本的台湾帮之所以能在战后不久的时间内得以迅速集结和形成，除日蒋之间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蒋介石政府抗战期间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日本投降时所谓“以德报怨”的对日“宽大政策”，使日本的统治阶层和军国主义分子一直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感念不已”，为日后培植日本的亲台势力和台湾帮播下了种子。

众所周知，在抗战时期，仇共恨共、恐日媚日的蒋介石为在中国实现其独裁统治的政治野心，竟置中华民族的危亡于不顾，一直推行“曲线救国”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求荣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甚至与日军合谋夹击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处心积虑地要加以消灭而后快，致使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长驱直入，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直到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相继对日宣战，为了获取美国的金元和军事物资援助，蒋介石才不情愿地决定对日宣战。但此时距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交战已过去4年半之久。由此可见，蒋介石实行的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降日反共政策，对此，日本人是不会忘记的。

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向来“消极抗战”的蒋介石为了攫取中国广大军民浴血奋战8年换来的抗战胜利果实，却对日采取“宽大政策”，发表了所谓“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号召中国同胞对行将投降的日军要 “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防止“冤冤相报”。同时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不得向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的部队投降。对于蒋介石的投之以桃，冈村宁次也报之以李，表示“遵令执行”蒋要其在反共方面亲密合作的指示，旋令其所属日军部队对前来受降的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都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达到利用侵华日军帮助其打内战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还通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日方保持着的秘密渠道，[iii] 加紧同冈村宁次联系，并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相继派出时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大将和总司令何应钦，先后同冈村的代表、日军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就具体事宜在湖南芷江举行会谈。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通过芷江会谈看透了又在玩弄利用日军反共老手法的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后，日方则“投其所好”，以换取投降事宜的宽大处理和日侨的及时归国。[iv]

芷江会谈后，侵华日军不仅密切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且参与其中帮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会见冈村宁次时，冈村对蒋停战后宽大处理日军表示感谢，蒋则对受降工作的顺利进行表示满意。从此，这位侵华期间以执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便被蒋介石视如贵宾，尊为顾问，时时就教。冈村属下的10几名侵华日军的军团司令也被蒋介石委以某某地区顾问的身份为其效力。至于他们的下层人员，有的分散在国民党军队中直接参加屠杀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战斗，有的则担任了参谋、教官或从事情报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经过3年的较量，自知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座上宾冈村宁次等战犯落入中共军队之手，于1948年8月 23日在上海导演了一幕“公审冈村”的闹剧。然而，审叛的结果却久久不见下文，冈村宁次患病的花边新闻倒是断断续续地见诸报端。醉翁之意不在酒。1949 年1月26日，在美蒋的授意下突然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并当庭宣判冈村“无罪”便草草收场。紧接着，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在蒋介石政府驻沪宪兵第九团的军车护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黄浦滩头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派来的专轮“约翰维克斯”号，登轮驶往日本。在蒋介石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政策的作用下，他的政府不仅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且使屠杀了我3，500万同胞的日本战犯也就这样永远地得以逍遥法外。

3. “知恩图报”下的日本扶蒋反华。中国内战期间，蒋介石统治集团尽管得到了美日各方面的大力援助和支持，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军民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在1949年12月败退孤岛台湾。然而，危难之中见真情，被蒋介石放回日本的侵华战犯和旧军人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而是在“知恩图报”的幌子下重新纠合集结，继续扶蒋反华，为垂死挣扎的蒋介石集团效犬马之劳。

死不悔改的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返日后，继续重操旧业，台前或幕后指挥根本博、辻政信等侵华旧军人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的负隅顽抗募集兵力，运送武器。1949年夏，冈村的旧部、曾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的根本博由东京赴台面见蒋介石，并受蒋之邀亲临福建厦门参加指挥金门战斗。据其《自述》一文披露，“为指挥大登、小登岛的战斗及研究19军来援后的部署等事项，我同汤（恩伯）总司令员同往金门，在该岛住了3晚，欲返厦门时，北方已闻炮声”，“为指挥‘锡麟’号而登上该轮之际，船长以次，大部分的人都反对‘锡麟’号在炮火中前进，我只得断然下令施行”。

1950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彻底溃败逃台后，冈村宁次秘密赴台，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共商“防卫”台湾之大计，并随后派其旧部藤原大佐去台湾协助蒋介石“从事作战技术方面的工作”。据日本《文艺春秋》杂志1971年8月号增刊登载的原侵华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撰写的《拯救了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一文透露，1949年11月，一个代号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由日本启程去重庆面见蒋介石， 1950年初东渡台湾，在台北近郊圆山公园附近的军事训练所，重新培训了100余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此外，作为“白团”的辅助部队，还创建了一个名为 “富士俱乐部”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有关战史、战略和战术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戴国辉所著《台湾》（岩波新书发行）一书中写道：“蒋介石对‘白团’的人承担的义务是，通过其在东京的大使馆支付包括薪水在内的报酬，以尽表谢忱。”“对于‘白团’的后台、战后生活陷入窘境的冈村宁次大将等有关人员，则从侧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因而，一批穷困潦倒的原日军上层人士便对蒋介石更加感恩戴德，知恩图报。”

该书分析认为，“蒋介石集团与旧日本军人集团之间的关系，由于有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作基础，再加上日本式的人情世故而得以增强，使之变得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牢固。它确立了后来日台关系的框架，并成为支撑这一关系的主要基础”。“冷静地分析‘白团’进入台湾后的日台关系的发展过程，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和保守的政界、财界的领导人发挥了‘看不见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

由此可见，当初败退于台岛的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旧日军这股战争势力为主线展开的。但后来随着与旧日军上层人物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些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的相继卷入，加之蒋介石的台湾政府为此付出的大量感情和资金，均为后来盘踞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的形成起到了铺垫和催生作用。

三、 台湾帮的形态与现状

随着重返政坛的战前官僚及政客对台湾对日工作的卷入，日本政界的亲台反华分子便逐步聚拢和日趋活跃。但其真正形成一股势力并能左右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则始于50年代后期岸信介入主首相官邸。直至70年代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他们才正式建立起帮派组织。70至80年代，鉴于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虽也有个别台湾帮分子不时跳出来美化和歪曲侵略历史，为当年的军国主义鸣冤叫屈，但总地来说嚣张程度似有所减弱，给人以销声匿迹、偃旗息鼓的表象。然而进入90年代，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和近邻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台湾帮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抬头。他们随又复蹈前辙，重新集结，且气焰更加嚣张，活动空前猖獗，大有继续蔓延膨胀之势。

1.岸信介当首相，台湾帮粉墨登场。1957年2月，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在问鼎首相宝座、成立岸信介内阁后，台湾帮首先在执政的自民党中形成气候。台湾帮在政界的粉墨登场，标志着他们对日本的政治已从幕后操纵转为台前左右，由暗中扶蒋反共变为公开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

岸信介从学生时代起就热衷于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战时，曾被日本政府的商工省派到我东北地区的伪满洲政府任职3年。期间，因与关东军建立起密切的人际关系深得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代表人物的赏识而奉调回日，升任东条内阁的商工省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v]

岸信介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交情也非同一般，这种“莫逆之交”发端于蒋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代。岸信介虽非卒业于该校，但他却与同是长州出身、长期执陆军牛耳的山县有朋的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已与占领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暗中勾搭，狼狈为奸，所以，蒋介石同发迹于伪满和关东军的岸信介一开始就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岸信介一上台，就极力推行随美亲蒋、敌视中国的反共反华政策。上任仅半个月的1957年3月 12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台湾成立合作委员会；上任仅3个半月的1957年6月2日，他就急不可耐地造访台湾，与蒋介石政府签署“共同声明”，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次年的5月2日，在岸信介政府的纵容下日本极右翼分子制造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vi] 同年10月9日，岸信介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叫嚣：“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始终尊重台湾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线”。

1960年1月14日，死心塌地追随美国的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修改后的新《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安保条约》加进所谓的“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的立场），并不顾包括相当多政界人士在内的广大日本人民的反对，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承认该条约的决议，于6月19日在举国一片愤怒的抗议声中捍然宣布新《日美安保条约》生效。这一时期，岸信介勾结美蒋、敌视中国的丑恶行径已可谓登峰造极，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反美斗争亦是声势浩大，如火如荼。鉴此，本想访日支持岸信介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取消其出访计划，岸信介也终于于6月23日被迫宣布辞职，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2.佐藤荣作执政，台湾帮甚嚣尘上。如果说岸信介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那么，其胞弟佐藤荣作则堪称台湾帮的巨魁。在亲美反共方面，两者的思想意识和政策路线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而在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方面，则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佐藤荣作的上台使日本的台湾帮更加甚嚣尘上。

佐藤出身于运输省官僚，在他尚未弃官从政当国会议员时就被吉田茂任命为官房长官，并在池田内阁后于1964年11月受命组阁，到达权力的顶峰。其发迹之快，一方面得益于对国会议员握有生杀大权的内务省的创始者、长州军阀领袖山县有朋的人际关系，一方面仰赖于其兄岸信介的提携和美国对其顽固反共反华立场的赏识。

佐藤自1964年11月上台至 1972年7月下野期间，在台湾问题上他一直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一方面从经济上扶持台湾，上台伊始便于1965年4月同蒋介石集团签署协定，为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日元贷款；一方面公开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通过1967年9月7日的访台，加紧同蒋介石勾结，叫嚷“在日美安全体制（适用）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北京政府同国府（台湾）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为偏安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鼓劲打气。在佐藤政权的纵容下，日本的右翼分子则时常寻衅闹事，仅1972年3、4、5月间就接连多次到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捣乱，狂呼“台湾不是中国的”，“维护日华（蒋）条约”、“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等口号，散发反华传单，撕毁中国国旗。

在对华问题上，佐藤政府极力阻挠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和发展贸易关系，相继于1964年11月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日出席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66年7月拒绝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访日；于1967年8月拒绝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同时，于1965年和1966年两次拒绝为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团体及代表团发放护照，并一直以第二个“吉田书简”[vii] 为由禁止日本对华延期付款出口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致使日本拟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两艘万吨货轮及化肥成套设备的合同遭到破坏，无法履行。

在政治外交上，佐藤政府则亦步亦趋地推行随美政策。佐藤于1965年1月和1969年11月两次访美时均与美国一唱一和，散布中国有“侵略倾向”，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表示要坚持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正规外交关系”。佐藤反对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至其盟主美国因形势所迫于1971年派基辛格两次访问北京，安排旨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访华之际，他仍执迷不悟，坚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结果，却被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搞了“越顶外交”，开了个空前绝后的高级国际玩笑。陷入孤立境地的佐藤荣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已于1972年6月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中日间也因此迎来复交的曙光。

3.台湾帮的组织形态与现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这两个战后日本最大的保守派头目之所以长期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除其强烈的反共反华意识和美国从中作崇等因素外，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身边聚集了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玉置和郎、滩尾弘吉、藤尾正行、松野鹤平、毛利松平、儿玉誉士夫、椎名悦三郎、金丸信等右翼亲台反华势力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台湾帮虽相继退出政界或作故，但台湾帮仍香火不息，自其祖师爷岸信介起，在经历了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金丸信之后，目前接力棒又传到了小泽一郎等人手中。[viii] 他们虽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即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他们也不甘心失败，反而更加兴风作浪，走向有组织的集结。

（1）台湾帮的别动队——“青岚会”。青岚会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在素有“永田町的妖怪”之称的岸信介的幕后操纵下，由当时自民党内一群右翼少壮派议员纠合而成的。他们歃血为盟，带有浓烈的封建暴力色彩。其矛头所向，直指当时为恢复中日关系而竭尽全力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根本目的是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新交”，破坏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个血盟议员团的好斗之徒行动粗野，杀气腾腾，与黑社会的暴力团别无二致。他们在自民党和政府内翻云覆雨，横行无忌，动辄在国会推倒桌子，乱扔烟灰缸，致使田中、大平等政要身边不得不配备警卫人员严加保护，以防不测。在社会上，他们煽动右翼分子进行反华喧嚣，寻衅滋事，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和冲击，令当局大伤脑筋。

这个行动诡秘的特异政治集团的成立发起人代表是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为干事长，中尾荣一为执行主席，滨田幸一为事务局长。代表有藤尾正行、玉置和郎、凑彻郎、渡边美智雄等人。此外，其周围还聚集了中山正晖、三冢博、加藤六月、江藤隆美等反共右翼政客。[ix] 按当时的政治派系分，这些人多属福田派，但幕后却受着台湾帮祖师爷岸信介的操纵。[x] 据认为，从堪称台湾帮别动队的青岚会肆无忌惮的亲台反华行动也可以看出，其背后必有台湾庞大的资金支持，它的成立可谓是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一次总动员，大集结。

值得注意的是，青岚会成立已近30年，但至今仍香火未断。像中川一郎的儿子中川昭一，滨田幸一的儿子滨田靖一等人，目前仍继承着青岚会的思想和行动，并拼命地鼓动周围的年轻议员也步其后尘而成为台湾帮。

（2）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被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但出人预料的是其首任会长并非台湾帮的鼻祖、曾任过首相的岸信介，而是未参加自民党任何派系的一介议员滩尾弘吉。

1972年9月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意味着以岸信介为首的台湾帮的败北。这或许导致了蒋介石对岸信介的失望，亦或是台湾当局可能嫌怨岸信介过于热衷于特权，形象不佳，因而，试图通过改头换面，把台湾帮的掌门人由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俩变为滩尾，以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由自民党中的亲台议员滩尾弘吉、田中龙夫、石原慎太郎等人发起成立的跨派系议员团体，当初共有150名国会议员参加，到80年代末已发展到约270名议员，并有多名现职阁僚加入。该会第二任会长为右翼亲台议员藤尾正行，藤尾年迈辞职后，由右翼亲台议员山中贞则接棒，为现任会长。

1993 年6月自民党发生分裂，以小泽一郎为首的反主流派另立新进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以小泽辰男为首的议员随之组成了“日华（台）议员联盟”。1997年2月，分属自民党和新进党的上述两亲台议员组织重又合流，组成新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同年12月新进党解散后，原新进党亲台议员又分别流入自由党、民主党、改革俱乐部和自民党，该会成员也增扩至274人，其中众议员206人，参议员68人。对外号称“约300人”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xi] 目前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亲台组织和对台政治交往的主渠道。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作为由所谓“国民代表”的国会议员组成的政治团体，理应将其成员名单公诸于世，受到国民的监督。然而，它却秘而不宣。这种反常的做法，不能不令人满腹狐疑。 [xii] 迄今，人们只能从公开报道的蛛丝马迹中仅对其主要领导成员的组成情况略知一二。据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所著《台湾帮》一书披露，“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现任会长是山中贞则，副会长为小泽辰男、村上正邦、平沼赳夫和前田勋男。

山中贞则曾就读和执教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多次历任自民党和日本政府要员，与岸信介、佐藤荣作关系甚笃，是现自民党内的老牌右翼亲台势力头目之一；小泽辰男为战前旧内务省官僚，与亲台的民族主义政客小泽一郎关系密切，现任改革俱乐部代表；村上正邦曾任老台湾帮干将玉置和郎的秘书，现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历任自民党和政府要职，与台湾当局过从甚密，深得其赏识并被授予“勋章”，被认为是目前参议院台湾帮的头号人物；平沼赳夫是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曾任内阁运输大臣及国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是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的头目之一；前田勋男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前田米藏曾任战前及战时6届内阁大臣，战后被整肃。其父前田佳都男为自民党参议员，曾任内阁国务大臣、参议院副议长。其本人现为自民党参议员，曾任通产省政务次官、法务大臣等职务。

该组织的目的是“发展日本与台湾的交流”，“强化对台湾的考虑和发言权”。[xiii] 成员的主要特点是：一、老一代顽固亲台人物大多是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或鹰派议员；二、世袭或新当选的年轻议员的成分居多，且成上升之势；三、老亲台议员大多是出于对蒋介石政权感恩戴德和反共意识，而年轻一代议员则更重视台湾对日本的战略地位和“民主化的共同价值”；四、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成员在海峡两岸问题上脚踩两只船，即既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也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或民主党“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的成员，而且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台湾对日工作的加强，这种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五、真正的台湾帮虽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却把持着该组织的领导职位，基本上影响和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政治动向。

（3）有别于台湾帮的民主党“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当时的民主党政策调查会副会长池田元久任会长，政调会长代理枝野幸男任事务局长。

民主党于1996年9月成立后，党内谋求促进日台议员交流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3月，为出席“东亚改革论坛”而访台的池田、枝野及众议员前原诚司曾就 “蓬莱经济圈”设想等问题同李登辉交换意见，并开始策划成立该组织。1997年8月，由民主党政调会长、该会成员仙谷由人率领的该党代表团访台，就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问题与李登辉等台高层人士举行一系列会谈；1997年10月，台湾“双十节”前后该组织派团访台，并与李登辉举行会谈；今年3月台湾选举新领导人和5月陈水扁的就职仪式期间，该组织也都派人访台观察台岛内的政治动向，与台新领导人交换意见。

该组织宣称，其成立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分歧的自民党和原新进党议员组成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保持距离；一方面以经济和文化为中心，展开独自的对台议员外交。该组织的工作方针是，“努力统一双方的历史认识；鼓励台湾的民主化；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民主党有关人士表示，该组织“无意制造两个中国”。

该组织最初只有16人参加，目标是扩大到25人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已知情况看，民主党已有27名议员也加入了跨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今后如遇国内外形势和党内情况发生变化，在这些“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议员的作用下，该党的“日华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还能否继续有别于台湾帮所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而坚持其“无意制造两个中国”的方针。若该组织在重大问题上与“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联手，则有可能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4）“日华（台）亲善协会”及其它。与青岚会等并立的反华亲台议员组织，还有原自民党亲台议员千叶三郎发起成立的“日华亲善协会”、“东亚亲善协会”和名为“APU”的反共政治议员集团等。[xiv] 千叶三郎与岸信介同属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战前派，战后曾任鸠山内阁的劳动大臣。“日华亲善协会”是为抗衡亲华的日中友好协会而成立的。该会集结了业已退出政界的老台湾帮或青岚会成员等民间亲台势力，旨在继续从事反华亲台活动。其首任会长是原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现任会长为原自民党鹰派政治家、曾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而“东亚亲善协会”成立的时间较早，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战争中协助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APU”则属反共的政治议员集团，岸信介、贺屋兴宣、木村笃太郎、滩尾弘吉等亲台反共议员都是其正式成员。不过，较之于前面其它几个亲台议员组织，目前这3个组织的影响力已有所衰落，表现 “不甚活跃”。

四、 不择手段的台湾对日院外活动

台湾的“金钱外交”早已闻名于世，尽人皆知。而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在开展对日工作的院外活动中则更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金钱、美色、人情、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只不过是，其在做法上较之公开的“金钱外交”更加狡诈诡秘，局外人很难知晓而已。仅从公开读物偶而揭露的情况看，其基本做法一般是先通过上述手段培植台湾帮，然后再通过向台湾帮提供大量的活动资金去游说日本的关键部门和决策人物，从而达到有利于台湾的目的。

1.经建项目给予。通过在大型经济建设项目上看似正常行为的给予或投入，使对方无形中获得巨额的长效利润，反过来再得到对方的回报，是台湾开展对日院外活动，在日本政界、财界和官界培植亲台势力的手法之一。如台湾决意投资近在咫尺、设有大量美军基地的冲绳帮助其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在台湾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竞标中有意使日本最终挫败欧洲对手而一举夺得该项目机电系统的最优议约权，就典型地证明其背后暗藏着台湾当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事情一旦办成，不仅日本国家的整体经济和有关企业受益，参与其中的具体个人也会因此受到恩泽。

2.商贸往来利诱。日本政治家成为台湾帮的理由，除政治信仰因素外，商业利益使然的例子屡见不鲜。倘若某一与台湾经商的日本企业是某位国会议员的政治资金赞助者，那么，这位议员为了金钱和选票就极可能成为台湾帮。与台湾合作的日本企业同台湾的关系越深，它就越可能鼓动被其资助的议员加入亲台组织，并敦促其访台同台湾的上层建立联系，使该企业在台湾的事情更容易办成。而台湾方面则反过来利用这一渠道，向日本政界施加影响。反之亦然，若某位日本政治家是台湾帮，他也会促使其赞助企业同台湾进行贸易往来，使政治家、企业和台湾各方都从中得益。在日本，如老台湾帮岸信介、佐藤荣作的老家山口县和金丸信的老家山梨县，同台湾的经济合作和商贸往来，就远比其它地区更加活跃。

多年来，台湾同许多国家的贸易都呈顺差，但唯独对日贸易却是逆差，每年的赤字额高达130亿美元左右，1999年甚至达到160多亿美元。然而，却不见台湾方面有任何怨言。有人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台湾方面有意“策划的唯独让日本盈利的一着棋”，是台湾对日工作的巧妙之处。同时，台湾又能够利用这种日台间大量的商业渠道，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把对日院外活动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的台湾帮之手。

3.政治捐款资助。在“财能通神”的日本社会里，院外活动的关键是财力，仅靠人际关系有时很难奏效。尤其是对议会及其首脑，更要提供日常的政治捐款和选举时的特殊捐款。日本制定有《政治资金限制法》，台湾方面亦深谙其道。据知情者透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直接从台湾当局那里接受现金，而是迂回操作，幕后进行。一是通过在日本的台侨企业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提供；二是通过台湾的驻日代表机构亚东关系协会（现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以购买议员集资宴会用宴会券的方式进行。

据一位并非台湾帮的自民党议员的秘书透露，他所服务的议员举办集资宴会时，台湾的驻日机构每次都认购50万甚至100万日元的宴会券。一般情况下，每位议员每年都要举办一至二次集资宴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水涨船高。据说，这类被台湾认购宴会券的事情涉及相当多的自民党议员，“现在，这类资金肯定正在流向除共产党和社民党之外的所有政党”。累计起来，仅此一项就是一笔相当大的院外活动开支。且为使受捐者心安理得，台湾方面考虑得十分周全，其提供捐款时无需对方出具任何收据，以免留下把柄和证据。

4.感情恩惠拉拢。台湾的对日院外活动，采取的是一种“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放长线，钓大鱼”的做法。通常情况下，台湾在“瞄准”一位日本政治家后，在设法接近“目标”的同时，也开始对其秘书等周围的办事人员施以小恩小惠，请客送礼，感情拉拢，“于细微之处见真情”。如此周而复始，循序渐进，以便水到渠成，为日后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据一位前自民党议员的秘书透露，在他任职期间，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经常定期地在东京的繁华名街银座招待他们事务所的全体人员，且在请他们吃喝玩乐，心满意足之后，临走时还有礼品馈赠。难怪他不无感触地说，“这就是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叫人没法不和他们关系密切”。据说，经常被邀获此受用的自民党有关人员决非仅此一家，这种现象极其普遍，数量相当可观。

5.色情服务腐蚀。除台湾的驻日代表机构积极开展院外活动外，在日本经营的台湾企业亦参与其中。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先接近日本的政治家与之建立起联系，然后再通过提供捐款和在台湾的接待，进一步加深关系。在台湾的接待中，一项必备的内容就是为这些特殊的客人提供特别的色情服务。而且，在此过程中，这些受到特别关照的日本政治家既不会被窃照，被录音，也不会被泄密，被曝光，绝对安全可靠。所以，对于日本的政治家，尤其是年轻的议员来说，台湾“简直就是伊甸园”。

由年轻议员担任局长的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自佐藤内阁时代起就与台湾国民党的反共联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作为台湾在日培植台湾帮的窗口，每年都组织许多年轻的议员访台。据说，大凡去过一趟台湾的精力充沛的年轻议员，绝对还想去第二次，且回国后就能变成台湾帮。

6. 秘派人员卧底。以公开合法的社会身份为掩护，派遣秘密情报人员长期立足于日本社会开展对日工作，是台湾对日院外活动的又一重要渠道和做法。马贻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马是在国共内战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时期，被国民党的秘密情报机构派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控制下的东京的。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是盟军的一翼。之后，马直至1996年去世都没有离开过日本。这期间，他拥有两种身份，即表面上看是一位商人，但另一方面则按蒋介石的旨意开展对日工作。马的重点工作对象，就是岸信介及其后继者藤尾正行。

战后一段时期里，日本的市场上食品极其匮乏，被称为“水果之王”的香蕉比宝石还贵，当局对进口香蕉采取了严格的限制。而当时的台湾也缺乏资金，但却盛产香蕉。为了为对日工作筹集活动资金，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作用下，马贻明轻而易举地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那里拿到了香蕉进口许可证。后来他又把做香蕉生意赚来的钱做房地产生意，很快成为“亿万富翁”，为开展对日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马贻明就是通过香蕉的中介作用结交并“喂肥”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又靠这巨大的黑色收入一步步爬上日本政权的顶峰，进而培养了一大批台湾帮。

五、 台湾帮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始终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的对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台湾帮的牵制和左右。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整体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和台湾的陈水扁继续推行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媚日拒统路线，日益猖獗的台湾帮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为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1. 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继续坚持研发TMD，以保持对华威慑态势，阻挠中国统一进程。台湾帮可谓是日本国内反华反共和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右翼势力的集体化身，他们中有的身居内阁要职，有的掌握着执政党外交、安全部会的大权，对外务、防卫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政、财界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迄今，他们在日本政府制定旨在向海外派兵的PKO法案、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扩大自卫队的对外职能，把台湾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周边事态”所适用的范围等方面， [xv] 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修订后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然为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时日本“不得不提供后方支援”找到了借口，但毕竟因日本国现行宪法的禁律和对目前自身军力的不够自信而底气不足。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估计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将继续虚意宣扬所谓来自外部的“威胁”，不遗余力地推动现行和平宪法的早日修改，为其“必要时”军事干预国际事务，尤其是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奠定国内法律依据。同时，他们也将竭力鼓动日本政府继续坚持研究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使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业已表示推迟决定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也绝不轻言放弃TMD，以便追求日本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和对华威慑态势，为台独分子撑腰，为中国统一设障。甚至还想把台湾也拉入其 TMD计划，唆使台湾与大陆进行抗衡，以阻止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从而达到其“以台制华”、“遏制中国”、称霸亚洲的战略图谋。

2. 逐渐突破非官方往来限制，进一步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利用两岸政治之争，从中坐收渔翁之利。中日两国1972年的复交，亦即日台间所谓“外交关系”的终结；《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重申和确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承诺同台湾“只维持民间和地区往来”的“非官方关系”。然而，日本台湾帮的“台湾情结”并未就此终了，他们依然旧情难忘，一直无视中日两国政府间签署的法律文件精神，践踏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郑重承诺，与台湾当局尤其是李登辉之流暗中勾结，遥相呼应，寻找一切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配合台湾当局的所谓“务实外交”政策，不断策划日台间的政界人员互访并提升互访人员的层次，试图突破仅限于民间往来的 “非官方关系”界限，以达到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目的。

回眸中日复交28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台湾帮谋划与策动日台间政界人员往来的行动已由暗趋明；规模已由小趋大；形式已由个人趋向政党；性质已由非官方趋向准官方。从1994年10月借广岛亚运会“政治不能干预体育”之名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到近年来屡屡策划李登辉以“校友”或“学者”的私人身份赴日出席活动；[xvi] 从台湾帮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99年11月借口考察台湾震情访台，到今年5月他又公然出席陈水扁在台北的就职仪式，均已突破日台间不能进行官方往来的限制。至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头面人物小泽一郎、梶山静六、山中贞则、村上正邦等人经常秘密访台，则更是不争的事实。

陈水扁上台伊始，已明确表示将继承李登辉的路线，有意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李登辉也表示愿做陈水扁与日本之间的桥梁。在日本国内台湾帮及亲台势力的推动和台湾当局的积极争取下，日台关系正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局面。为因应这种内外压力，日本今后有可能调整其对台政策，逐步将日台关系提升到准官方级别，甚至有朝一日可能允许李登辉访日。另据日本报界透露，日本的台湾帮正秘密鼓动日台间商签所谓的“日台关系法”或“日台友好协定”。今天的舆论可能成为明天的政策或行动，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由此可见，日本的台湾帮极欲推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一个更加直接的角色，并唆使台湾当局继续与大陆抗争，以便利用两岸的政治之争，坐图渔翁之利，这对台海两岸的互动和统一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3.在台湾问题上挚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另有所图。历史上一直隶属于我国台湾省的钓鱼岛，是中日间现存的唯一一处所谓“有争议的领土”。长期以来，日本极为担心的是，台海两岸一旦实现统一，困扰中国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日本手中遏制中国的台湾牌将失去作用。若两岸形成合力后，迫使日本部分乃至完全放弃对钓鱼岛主权要求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因此，在日本看来，一个“彻底独立”的台湾或一个“永久分治”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也正是近年来日本的台湾帮加紧与台湾的李登辉之流和台独分子进行勾结，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的原因所在。估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台湾帮将有可能一方面继续推动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挚肘中国，即使台湾近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而实现真正独立，至少也要维持住目前“不统不独”的局面，使无论大陆或台湾都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主权；另一方面将进一步纵容日本右翼势力登岛滋事，在岛上建标志物或简易设施，以便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难以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与日本讨价还价。

4.日本政府将在不使中日关系破裂的前提下，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近期内，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在对华及对台问题上还会不时制造麻烦，挑起事端，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要求提升日台关系。但就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所占的分量毕竟不一，孰轻孰重，估计日本政府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尚不致于因小失大，为了台湾而冒犯中国，失去其在华的长远利益。即使因国际或台湾内部原因导致台海发生冲突，日本也不会为了所谓台湾的安全而单独地直接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与中国兵戎相见。只有在美国军事干涉台湾事务或台海局势时，日本才有可能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形式而跟进。因此，一般情况下，它很可能在确保中日关系不破裂、地区安全格局不遭破坏的前提下，尽量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大力推进“以民代官”、“以经代政”、“以党代府”的政策举措，以扩大所谓“民间”交往的方式，渐进性地发展同台湾的政治关系，并以经济手段达到影响和控制台湾的目的。

200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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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2000年4月17日。

2 张景旭：《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焦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第37页。

3 指日军情报机构为对蒋诱降和所谓的和平工作与重庆方面的国民党政府进行联络的渠道。

4 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第26页。

5 本沢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15页。

6 1958年5月2日，两名日本右翼暴徒闯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主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强行降下中国国旗，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

7 第一封“吉田书简”是吉田茂在1952年日蒋签署“和约”时炮制的，第二封则是其下野后于1964年5月以私人身份致国民党秘书长张群的信函，函称日本政府无意再批准“日纺”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开展对华贸易。

8 9 10 本沢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8、166、152页。

11 本沢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46页。

12 按常理而言，只要缴纳会费，日本的国会议员均可参加一些议员团体或组织，会费则被从其报酬中扣除。正因为议员的报酬来自于百姓的税金，民众对其政治活动拥有知之权利。所以，正常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构成和宗旨应为广大国民所了解。

13 日本《产经新闻》1997年2月6日。

14 本沢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67和169页。

15 1997年8月17日，时任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就有关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公开声称，其适用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并强调他发言 “绝非只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场”。岸信介的外孙、时任自民党外交部会代理会长的安倍晋三在1997年11月接受《政界》杂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在谈到周边地区（所指）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了”。

16 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为首的台湾帮，正策划以“亚洲公开论坛”或曾出版过李登辉《台湾的主张》（日文版）一书的“PHP研究所”的名义，邀请李登辉访日，并成立了“李登辉访日筹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