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来到了西安兵马俑。如今公车并不进入展馆区内，参观者得自己步行进入。一下车便看到十几个大妈在捧着篮子兜售石榴，那些石榴皮是粉红色的，颗粒却是深红色的，令人喜爱。再走一小段路，便看到一排两层小楼，每个楼前面都有铺面，大多是开饭店的。饭店从门里开到门外，有客人来了，或是在门外买点儿肉馍带上，或是进到店里头坐下吃饭，只是不知为何都比较冷落。我有个习惯，选饭店用餐都尽量避免最热闹的店铺，那儿人杂，东西粗糟，选比较冷落一点的店铺反而比较实惠。果然，我走到一家在后排的农家乐门前，看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玩，于是走了进去。

院子里头干净敞亮，老人大声招呼来一个大妈帮我点菜。菜价不便宜，但分量不少，是典型的西北口味。米饭味道没有南方人做的好，肉馍却是一流的，脆皮的，口感新鲜。聊起了才知道老人就是户主，这楼下是农家乐，取名叫“好再来”，而楼上是自己的家居地方，有三房两厅，如今老人和老伴加上孙子住着，儿子媳妇都去北京打工了。这饭店就个家常菜饭馆，自己做老板，自己当厨师，自己当清洁工，生意时好时坏，但自己总是有饭吃的。老人说起这住房告诉我一个故事，十年前村里本来打算让农民们在自己村里基地上盖房，但他儿子说不如把靠近兵马俑车站的村里公共土地拿来建个商业村，每家人都分一块地，按照统一设计盖房，结果全村人如今都住到一起了。住在一起大家还是不太习惯，不能在院子里养猪养羊了，不能自己种菜吃了，都得到市场买去。好处就是可以开店不用交铺租。前面那一排小楼是商品铺位，外来客租用来开饭馆，饭菜都比较贵，否则怎付房租呢。

这儿的生意主要靠游客，尤其是旅游旺季可以做不少生意，村中生意几乎年年都有所增加，只可惜铺子也越开越多，老人没有能力找人拉客也就生意清淡了。“反正我盖房的借款都还清了，如今做饭就是给自己家人吃一样的”，他真实个乐天派，脸上的皱纹随着笑容起伏着，脸色像个红脸关公。我问他想不想要添第二胎孙子或孙女，他又笑了，说道：“这我可帮不上忙啊，他俩人忙的很，一个当建筑公司工头，一个当废品公司会记，说要多攒钱，这不，儿子还是我带大的”。我又问他最怕发生什么样的困难，他犹豫了一下，说：“他俩都在北京，一直说要买房，可就是收入跟不上房价涨的快，说要我借钱给他们，可我那来的那钱啊？就怕他们死撑着买了房，最后负担不了”。他说，城里人买房最后还得卖掉，最后不知如何安身，户口没法入北京，说不定一切都白费功夫。农村虽然冷清些，但让人心里踏实些，至少知道自己死了可以有个地方埋葬。显然，这类问题在中国到处都一样。

我问他为何这里到处都是卖石榴的人，老人回答：“当年有人说秦始皇坟墓里有很多水银，毒性大，于是周总理让人多种石榴，说石榴可以化解水银毒性。如今到处都是石榴，这种品种在这长的特别好，个大味甜，品相很好，成了旅游产品了”。他提及说有个外国企业正投资兴建一处石榴汁加工厂，据说在美国可以卖出几倍价钱。我倒是真的知道有这么回事的，就问道：“如果外国公司在这儿建立了加工厂，你说好还是不好呢？”老人想了一下，回答：“对于村干部当然好，土地支配权都在他们手上，他们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我们老百姓只是看热闹吧”。原来他争经也是个村干部，有些文化，但后来被撤下来了，却不肯说因何理由。这时，那位大妈端着一盘菜进来，让我们几个访客尝尝她的拿手好菜，这菜就是泡馍。

西安人个头一般不大，和广东人也差不多，但果真有点秦俑的面相，依稀可见秦国人血统影子。走遍中华地区，我感觉到这三十多年改革后，各省人口相互流动，跨省婚姻不少，90后00后们已经很难按省份分出相貌特征了，甚至台湾、香港和越南这代人也都有些相貌趋同的势头了。农民们最感谢改革开放，他们从争工分变成了私有业主，有了自己的房基地，年轻一代享受了入城打工的权力，家庭里迅速添加了各类现代化电器，不再一脚牛屎一脚泥了。和城市人相比，他们创造了财富，更能积累财富，房子坏了可以自己修，有了钱还可以买地盖房，不像城里人等着被拆迁，拆迁费还是个未知数。农民没有七十年土地使用权的麻烦，房子尽量盖好些，说不定能留给下一代，算是老一代人的心愿了。

我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我从北京来的，他笑着说：“从习大大身边来的啊”。到了目的地，车表上显示9元，我给他一张10元，说“不必找钱了”，可他非得翻出一张1元来，塞到我手里，说：“以后希望再能见到你，你知道西安的历史比我多啊”。另一次，我没搭上出租车，却搭上了一辆三轮，那三轮车主在雨里来回闯荡，时而逆行，时而穿梭，时而跨街，七上八下地把我拉到了目的地，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自由”和“勇敢”。说实在的，从西安人身上我看到了美国人所缺少的两样东西----义气和机灵。美国人可以继续说中国人这样不行，那样不对，可是，他们忽略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趣味，正是这种趣味让中国人生活更外“生猛”和“踏实”，反衬出美国人生活的枯燥和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