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国通化二·三暴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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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在吉林省通化市，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等数千人，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向刚刚成立的中共通化新政府发起了暴乱。由于我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及时作了部署，经一场血战，最终将日本人的暴乱镇压下去。打死暴乱分子一千八百余人，俘获三千余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中国通化二・三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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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耕尧与藤田实彦密谋暴乱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1945年9月20日，我八路军进驻通化城，接收了日军的投降，建立起了人民政府。
此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还没有到达东北，他们在通化只有一个地下党部，这个党部的负责人就是孙耕尧。孙耕尧原是日伪时期的汉奸，曾当过日伪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积极宣扬“日满一家，民族和谐”的思想，人称“二鬼子”。日本投降后，他又投靠国民党，被蒋介石任命为通化市党部书记，但他手下没有一兵一枪，他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夺取中共通化政权。因此，孙耕尧是这次暴乱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参与这次暴乱的另一核心人物是原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日本投降后，藤田实彦逃匿到通化石人矿区潜伏起来。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莫德惠委任他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指示他搜集在东边道地区溃散的日本军人，对抗八路军，迎接国民党中央军。在孙耕尧等人的鼓动下，藤田实彦加入了国民党。
日本投降后，大批关东军转移到通化，到1945年底，聚集在通化的日本人已经达到两万余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官员、军人和商人，还有28家株式会社，几家医院、学校和妓院。因而，孙耕尧想利用聚居在通化的日本人，发动武装暴乱，推翻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
1945年12月15日，孙耕尧与藤田实彦在另一叛乱分子姜际隆家秘密聚会，孙耕尧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并承诺：“东边地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有关产业开发建设等问题，可由日本人经营。”藤田当即表示愿意合作，用武力把八路军赶出通化。
1946年1月21日，藤田实彦与孙耕尧等人通过密商，签订了一份暴乱协议，主要内容是：1、保证参战的日本人不回国；2、保证日本人不失业；3、日本人加入中国台湾籍；4、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尧主管政务，藤田主管军事。日方代表大正丰和国民党代表姜际隆在协议上签了字。
1月22日，参与暴乱的骨干分子在孙耕尧家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藤田实彦为总指挥，地点设在姜际隆家。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三个联络组。第一指挥所指挥：藤田实彦、阿布元；第二指挥所指挥：孙耕尧、姜际隆；第三指挥所指挥：刘涤心、迟文玉。暴动兵力主要是以驻在通化市区的3000多日本关东军为骨干，另有以前收拢一万多外围溃散日军配合。同时，还有共产党内部一百多个人做内应。
暴动时间最后定于1946年2月3日4时，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二，一般地说，过年时人们容易麻痹大意，偷袭容易成功。同时，他们规定“山和川”为这次暴乱的行动口令，另外还定了一个暗号，就是在玉皇山上，燃放三堆火，作为暴乱开始的信号。
为支持暴乱，通化县国民党部征集了不少粮食和食品，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派人送来了二十多万元的暴动经费。根据日军方面提供的信息，暴乱分子还在通化周边地区，巧妙地取出了关东军秘密埋藏的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
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一，通化街道上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绵不断，就在人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当中，有藤田实彦组织的日本关东军和孙耕尧召集的土匪，号称上万人的暴乱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而此时此刻，八路军对这即将发生的一切，却一无所知。
二、暴乱前八个小时沈殿铠才偶获消息
就在暴动前的八个小时，这个事泄了密。泄密的过程是这样的：2月2号的下午六点钟，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长沈殿铠正在街上走，突然碰到他的亲戚刘敬儒，刘敬儒是这次暴动指挥部的财务处长。当时，沈殿铠并不知道，两人寒喧过后，刘敬儒便把沈殿铠邀到家里喝酒。喝了几杯酒后，刘敬儒就向沈殿铠透露了通化将要发生暴乱的消息。
说完，刘敬儒就劝沈殿铠赶快投降国民党，并说这都是为你着想，你现在如果不过来的话，等暴动成功后，你就没命了。其实，他是想拉沈殿铠入伙，让沈殿铠把负责看管的枪支弹药取出来，供暴乱时使用。
沈殿铠听后，心里一惊。但他不露声色，为摸清敌人的具体暴动计划，沈殿铠假装同意参加暴乱，以取得刘敬儒的信任。刘敬儒见沈殿铠已经上钩，很高兴，就将暴乱计划全部告诉给了沈殿铠。最后，沈殿铠借口以回部队取枪为由，火速返回了支队司令部，向上级作了汇报。此时已是七点多钟了，距暴动时间只有八个小时了。
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接到报告后，立即召集省委副书记王铮、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也叫刘东元）、参谋长茹夫一等人开会，商讨应急措施。会上，吴溉之说，现在，通化市内我军的兵力只有500多人，而敌人的兵力却很强大。我们虽知敌人已进入集结地，但不能主动发起进攻，我们只能坚守阵地，等待援兵的到来。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最后做出如下紧急决定：1、立即派人出城送信催调援兵。2、马上清理逮捕机关内部的内应分子。3、迅速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组成自卫队，全民上阵，就地抵御。4、立即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暴乱分子，查抄暴乱总指挥部。会议还决定，整个平定暴乱的军事指挥由刘西元司令员负责。
会议结束后，茹夫一参谋长和沈殿铠股长率领30余名警卫战士，立即赶往姜际隆家去抓捕孙耕尧等人。他们来到姜基隆的家后，见西屋里有几个人在炕上打牌，便大声齐喊：“不准动！”“谁再动就打死谁！”孙耕尧一见来了八路军，先是一愣，然后稳了稳神说：“过年了，大伙儿聚在一起玩玩，不是大的赌博……”他想以打牌为掩护蒙混过关。这时，军需处长刘庆荣等人想下炕溜走。沈殿铠立即大喊一声：“都别动，一个也不能走，全抓！”土匪头子陈大虎想掏枪，被沈殿铠一把夺过来，屋里的人一见这阵势，都不敢反抗了。 　　当场被捕的除孙耕尧外，还有保安处长姜基隆，军需处长刘庆荣，伪满警察王警尉，伪满洲国军班长杜挽非，土匪头子陈大虎、刘子周、三道江村孙村长等12人。接下来，茹夫一又指挥战士对这个暴乱指挥所进行了搜索，搜出了任命状、文件、布告、印章、传单、暴乱计划、密令、暗号、内应分子名单、枪支、袖标等等。
茹夫一指挥战士们押着这十几个暴乱分子回司令部时，由于天黑路滑，途中，姜基隆寻机逃跑了（1953年姜基隆被人民政府处决）。剩下的暴乱分子，被分头解押往分省委和通化支队司令部。
随后，吴溉之、刘西元等人就对孙耕尧进行了审讯。很快，孙耕尧就如实交代了整个暴乱计划，还供出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根据孙耕尧的交待，还有一些暴乱首要分子需要立即抓捕。一是暴乱核心人物藤田实彦，暴乱军事指挥部设在阿布元家。二是暴乱首要分子、财政负责人刘靖宇。
刻不容缓，由沈殿铠带领3名战士，火速向刘靖宇家奔去。在刘靖宇家，很快抓获了刘靖宇、党部执行委员郑乃樵等几名罪犯，还搜出活动经费7万余元。随后，沈殿铠又带领20多名战士，到阿布元家去搜捕藤田实彦，但未能捉到，只将大泽武雄、后藤井熊等10余名暴乱骨干分子逮捕。这样，就摧毁敌人两个暴乱指挥所。
接下来，又在军政机关内部迅速清理内应。先后从县政府、建联会、区中队、县大队等单位，共清理出内应分子160多名。这些内应分子主要有：通化支队李营长等人，县大队李大队长等人，县政府警卫排石史军、李洪斌等人，行署警卫连长李正义等人，区二中队李桂森班长等人，县公安局文书董国祥等人。几乎所有的军政部门都有内应分子，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就是朝鲜义勇军部队，朝鲜义勇军对日本人无比憎恨，在战斗中捕杀日本人最凶猛。
这一切虽然进行得很顺利，但此时，大部分日本关东军和土匪已经进入阵地，暴乱已经无法避免。
三、八路军仅用两个小时就平息了暴乱
1946年2月3日，农历的正月初二，凌晨四点刚过，全市的电灯突然三亮三灭（暴动行动暗号），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同时，城内不同的方向也响起了三声长哨。刹那间，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人暴乱开始了。
尽管我军在暴动前已得知消息，但由于城内只有500多人分别把守十几个重要地点，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暴乱队伍兵分数路挥舞着刀枪并吼叫着分别冲向市内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妄图一举攻占通化。面对数倍强敌的进攻，据守各据点的八路军拼死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暴乱分子主要攻击目标之一。被捕的日本战犯，都关押在这里。暴乱开始后，大批暴徒挥舞着战刀，多次冲向支队司令部，但都被我守军击退，阵前留下许多日军尸体。在这之前，即战斗刚打响时，为防止意外，将关押在此处的孙村长、陈大虎以及清理出来的顽固内应分子都一并处死。同时，还将一百多名在押的企图里应外合的原关东军指挥官全部枪决。
在各阵地保卫战中，专员公署大楼的战斗最为激烈。暴乱开始后，佐藤队长指挥近千名暴乱分子，猛攻行署大楼。行署大楼的守卫人员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由于敌众我寡，最后暴徒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夏骏青秘书长左手握着手榴弹，右手抡着20响大肚匣子，高喊：“同志们，要坚决把敌人打下楼去！”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博斗，大楼内喊杀声震天。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朝鲜义勇军5连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很快，敌人溃退下来，向外逃窜。
江南飞机场的战斗也非常激烈。江南飞机场被我军留用的日本人铃木亨与主攻机场的飞行队长小林，组织250余名暴徒，向机场警卫部队发起了猖狂进攻。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见敌人放火烧飞机场，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敌展开肉搏，一人就击毙了8个敌人。在他的指挥下，机场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最后，等援军赶到，彻底将叛军消灭。
在这场平暴战斗中，通化的老百姓也立了功。他们自觉地走出自己的家门，拿着镐，拿着锹，瞅准日本人就杀，这样也杀了不少日本人。
在我军民共同反击下，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我多路援军相继赶到。特别是赶来增援的朝鲜义勇军，从背后猛攻叛军，杀敌颇多，很快平息了这场暴乱。
遗憾的是，在这场暴乱中，通化野战医院的伤员们全部被叛军杀死。抗战胜利后，日本关东军卫生队130余人向我八路军投降，并表示愿意为八路军服务，八路军就将这支卫生部队全部留下来使用。不料，这支卫生部队这次全部参与了暴动，并残忍地用手术刀、剪刀等医疗器械将八路军的伤员150多人全部挑死。当我们的救援部队赶到医院时，他们已将伤员全部杀死。我救援部队十分震怒，当即围攻医院，当场击毙叛军30余人，俘虏30余人。其余人员在医院院长柴田久的带领下落荒而逃。
在这次叛乱中，孙耕尧的死是颇具有戏剧性的。暴乱发生后，被关押在分省委大院的孙耕尧洋洋得意，他坚信八路军是打不过日本人的，会很快被日本人击败。吴溉之为避免孙耕尧等人趁乱逃跑，便下令将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犯就地枪决。枪响后，唯独孙耕尧没死，这可能是因为天黑，警卫战士枪没打准。而他趴在省委大院的雪地上，从头至尾听到了暴乱发生的全过程。当后来发现他没死时，又给他补了一枪。
四、暴乱平患后八路军进行了大搜捕
这场暴乱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人，中日双方的说法不同，但最保守的估计有一千八百多日本人被击毙，三千多日本男性被俘集中关押。而日方则说有三千多日本人被打死，也有说一万多日本人被打死的。
暴乱平息后，许多日本人都逃回了自己家里，或者躲到其他日本人家里。因此，我军决定，对全市日本人家庭进行一次地毯式的大搜查，搜查命令是这样下的：1、只要门口没贴对联的就要进去搜查，因为日本人过年不贴对联，这家肯定是日本人。2、原则上只抓参加暴乱的日本人，2月2日晚上没外出的日本人不逮捕，但是因为一时无法鉴别，所以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日本男人都要带走，集中进行审查。3、凡是有中国人担保的日本人可以不抓。
大搜捕行动开始后不久，我军就抓获了很多暴乱骨干分子。其中日本人方面有：近藤晴雄、阿部元、赤川、新仓、小林等多人。在逮捕这些日本人行动中，大多数日本人在家里被抓走时都没有反抗。
一直到第七天，八路军才在一个日本商社里搜到藤田实彦。八路军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这个活口，藤田实彦被绑着游街时每到一处就向周围的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时，他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他这样说是因为他错估了形势，错误的发动暴动，让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最后，藤田实彦因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
从野战医院逃出的柴田久一伙人，在逃跑途中，大部分被我军抓获。柴田久本人在逃往抚顺的途中，被我军警备人员发现，为了躲避追捕，柴田久跑到一家老百姓的菜窖子里躲了起来，但最终还是被我追来的巡逻队抓获。
这次暴乱的副总指挥刘亦天、保安处长姜际隆、军事部副部长迟文玉等主犯趁混乱之机逃出了通化，最后逃到沈阳。
而挑动这次暴乱的国民党人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参加战斗，暴乱发生后，他们都躲在不同的地方静观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打赢了，他们就出来当官。如果日本人打败了，他们就溜之大吉。但八路军并没有放过他们，根据暴乱分子的口供，最后将一百多个通敌的国民党人枪决。
例如：临江县国民党党部成员周洪汉，在暴乱开始后，一直呆在岳父家里。暴乱失败后，他就逃到沈阳。暴乱骨干分子姜际隆2月2日晚间被捕逃跑后，他没去找暴乱部队，而是躲在一家老百姓的猪圈后面观察暴动情况。天亮时，他知道暴乱失败了，就逃到沈阳。
国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团队也是如此：王桂馨带领三十人的队伍和辑安的伪警察八十多人，以及李恒在通化县八道沟组织的一百八十多人的队伍，当天晚上都没有进通化城，见暴乱失败而退。
大搜捕共进行了半个月，直到2月18日才结束，暴乱的主谋者大都落网。在整个搜捕过程中，八路军都是边抓人边审问，审问就是问问日本人在这次叛乱中，是被迫的，还是自愿参加的，如果是被迫的那就放人。整个搜捕过程大约释放了八百多名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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