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安全架构与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精华(组图) 2005年03月12日 09:29

地区安全架构与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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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架构与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精华(组图)

汪小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彭光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少将

　　“地区安全架构与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精华——亚洲：多边、安全与发展

　　⊙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弗里德里昂·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地区安全架构与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于6月21—23日在上海举行。来自欧洲、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30多位外交及安全政策问题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刊现将与会的部分中方学者的观点摘要简介，以飨读者。

　　新形势下亚洲多边主义发展趋势

　　汪小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 虽然合作安全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但在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等多边合作机制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合作安全是唯一可行的亚洲多边合作机制，虽不是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却是增加互信、减少同盟体系和均势政治消极影响、扩大大国合作、最终建立制度化多边安全机制的途径，可能成为未来建立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合作安全有可能转化为集体安全。

　　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复合性关系。各国共同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是国际社会以什么形式、途径和规则管理或治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从本质上讲也是多边主义合作进程，也为保持全球战略稳定和力量平衡，开拓了新的外交空间与合作领域。亚洲不是是否选择多边主义，而是在多边主义中如何选择。

　　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其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目标和功能，安全秩序也不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大体有四类：1、军事同盟。2、大国协调。3、合作安全。4、集体安全。从性质、目标和范围看，军事同盟是一种以均势对抗求安全的传统模式，而大国协调则将多边主义局限于大国之间，不能充分体现中小国家的安全利益。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从建立国际规范和制度出发保障所有国家安全，是一种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趋势。从功能看，军事同盟和集体安全制度化程度高，具有强制机制，难以降低安全困境的影响，冲突预防能力低，但危机管理能力较强。大国协调与合作安全强调非正式合作，制度化程度低，缺乏强制机制，冲突预防能力强，但危机管理能力弱。显而易见，四种多边安全机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主要差别是制度化程度。

　　多边主义在亚洲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1、国际权力结构变化。2、国际社会矛盾突出。3、国际组织作用上升。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基本形式之一，与单边、双边构成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的三大基本形态。

　　亚洲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地区国际体系，不同于欧美、中东、非洲国际体系。冷战时，亚洲安全合作基本模式是以美、苏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事实上形成地区军备竞赛局面。其合理性在于，两极格局瓦解，东西方对峙消失，各国须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对付安全威胁。其问题是，在地区各国尚未建立信任措施与安全合作时，仍陷入“安全困境”。然而，随着冷战后亚洲安全关系性质变化，发展新型安全机制，维护地区安全秩序，成为了客观需求。亚洲，特别是东亚，多边主义、地区合作、国际合作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多边外交的量和质有很大发展，一些地区多边机制也在逐步制度化。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形式和规范成为发展趋势，据统计，亚太地区各种轨道的多边安全活动近年来每年有200多次。其次是多边主义和地区合作的观念和国家政策及安全体系等内容与形式都在变化和发展。多边主义不仅是为了突破安全困境，更是为了规范国家行为，形成国际体制。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制度安排，以会议、协议、宣言、组织为形式，对有关国家的安全地位、安全环境、安全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地区安全合作不同于经济、贸易领域的多边外交，涉及国家主权核心部分的自我约束和自主让渡，更复杂敏感，其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一定的制约。目前亚洲的多边主义显得更灵活，合作模式也更特殊。亚洲国家更重视非制度化和非机制化的形式。目前，亚洲的多边主义，更多是观念层面，而不是行动层面。

　　虽然亚洲各国对多边主义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多边合作发展的形式、层次和阶段也各异。但多边主义的战略性、制度性、结构性、功能性、社会性发展趋势明显，各国共识在增多，都强调协调国家行为，推动国际合作，形成国际规则，建立国际制度，从而丰富了多边主义外交实践和理论体系，有利于改革国际组织，完善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的外交风格是谦虚谨慎，外交形式是协调合作，外交目的是互利共赢，即运用现有的国际机制，建立有效的危机预防机制和管理机制，统筹地区战略和全球方针。

　　亚洲多边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安全观念转变。各国意识到多边主义不等于削弱主权，不是单方面控制或被控制，而是相互制约。因此大国主导不一定有效，一致规则才能有效，即主张民主的多边主义，也就是从新的战略视角，考虑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提高多边外交的法律和道义约束力，使多边协议对大国强国的约束力大于双边协议，也就是说大国是希望通过多边主义推行国家政策，而小国是希望通过多边主义保护国家利益。2、制度需求增强。从体系层次上，各国关注的是国际制度对其国家行为的影响。而从单位层次上各国重视的是国家行为对国际制度的策略。多边国际制度使国家趋于合作，国家利用国际制度争取合法利益，使成员国具国际责任感。除加强间接协调，中介斡旋外，开始探讨直接干预的可能性。平衡自身发展、对外影响及国际责任的关系。3、合作形式多样。多边政治对话磋商机制，非正式论坛，多国首脑会议，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不同模式；政府，民间，全球，区域，一般，综合，专业等不同层次；广泛参与，寻求合作，维护和平，共同发展。4、地区意识上升。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采取集体方式和多边行动，就世界问题，政治对话，协调治理。

　　亚洲地区多边安全框架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尚未形成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及集体安全机制，但近年来合作安全发展较快。2、以ARF为代表的泛亚太合作安全机制，缺乏制度保障，不能有效进行危机管理。3、不把有争议的重大安全问题列为议题，无力解决影响地区安全的重大矛盾，在关键问题上往往抛开多边主义，选择更为可靠的双边合作。

　　就当前亚洲地区安全组织的现状来看：1、各种机制并行发展，发挥各自影响，但作用不平衡，不协调，以大国为主导的组织仍占中心或支配地位，并有所巩固和加强，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安全框架。2、大国矛盾变化和关系调整是直接影响地区安全机制发展和安全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安全利益、责任和权力分配上的协调难度大。3、淡化军事作用，加强政治功能，建立非军事性的地区安全合作管理机制的趋势在增加。

　　合作安全机制在亚洲的发展是地区安全形势状况、结构特点和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客观现象和合理选择。但问题是，合作安全能否发展为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构成牢固的地区安全秩序支柱。多边主义是安全合作的形式，而不是性质。如欧洲的北约和欧安组织都是多边安全机制，但性质不同，也决定了其目的、范围、功能、秩序的不同。

　　亚洲地区的合作安全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功能缺陷。是低效率的多边主义，难以成为地区安全秩序基础。只能局限于信任措施建立、一定程度预防冲突和危机，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对成员无约束力，对危机无行动力。2、领导缺陷。亚洲合作安全基本由东盟主导，而欧安全和欧安组织的制度化进程是美欧主导。3、制度缺陷。制度化程度低，人称“软地区主义”：(1)强调合作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以非正式对话和磋商为主，对制度化谨慎、渐进。(2)强调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3)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不能处理跨国安全问题。4、历史缺陷。军事同盟在亚洲地区安全秩序中仍占主导地位，对合作安全的发展形成制约。

　　虽然合作安全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但在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等多边合作机制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合作安全是唯一可行的亚洲多边合作机制，虽不是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却是增加互信、减少同盟体系和均势政治消极影响、扩大大国合作、最终建立制度化多边安全机制的途径，可能成为未来建立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合作安全有可能转化为集体安全。

　　亚洲是后来者。但各国都将多边对话与协商机制作为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虽然亚洲地区的多边机制起步晚，但发展快。这是因为亚洲国家都认识到，没有积极的多边主义和成熟的多边外交，就不会有有效的安全合作。也只有使多边磋商机制朝着多边安全体系转变，由经济、向政治、安全发展，形成有规则、有作用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发挥整体影响。总之，建立多边区域主义机制是可能的，但不是单一的模式。

　　建立有效多边主义的关键是以新的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为指导，以平等、互信、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努力建立、维系、巩固伙伴关系，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对话建立信任措施，开展互利合作。东盟国家提出了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安全联盟”构想，希望签署包括“促进地区安全及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原则和机制”的框架协议，搭建非军事联盟式的集体行动平台。这是重大的观感变化和政策调整，有助于：1、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全面平衡发展。2、形成协调解决内部分歧和矛盾的多边机制的能力和效率。3、突破传统安全理念和政策，不以武力处理地区冲突，依靠共同利益维护和平与稳定。

　　在亚洲，以大国协调为特点的多边主义开始形成。有的专家建议亚洲也采纳“欧洲一致原则”，将争议交给大国处理。但不是由大国主宰小国命运，而是与中小国家平等协商，体现时代要求和地区特色。如六方会谈，争取通过大国合作，消除安全热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东北亚安全合作体系，这将是促进东亚安全合作的一大飞跃。

　　当前亚洲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彭光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少将

　　◎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亚洲安全问题总的特征是冷战时期遗留问题与冷战后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并存，各国国内安全问题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在，亚洲内部因素与亚洲外部因素交织，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伴。

　　冷战时期，亚洲受制于东西方两极对抗，安全问题相对简单。随着两极结构的解体，亚洲安全问题日益走向多元化、复杂化。当前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问题。冷战后亚洲仍残存着冷战时期安全结构的若干成分。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些双边或多边军事联盟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某些军事联盟甚至得到了强化。其中，美日军事同盟的发展走向尤其令人关注。日本政治上的右倾化、军事上的外向化以及和平宪法的空壳化在亚洲各国中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与不安。朝鲜半岛的分离状态与不稳定状态也是东西方冷战的消极后果，是亚洲面临的突出安全问题。

　　二、曾经为两极对抗所掩盖，冷战后日渐突出的民族、宗教、领土争端问题。亚洲国家民族众多，各种宗教同时存在，不少民族跨境而居，一些国家由于民族、宗教政策失误，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或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有的民族、宗教之间关系紧张。例如，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部分亚洲国家间领土划分问题长期未能合理解决。上述问题有时还交织在一起。例如印巴克什米尔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实施，近年来海域划界，海岛归属、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争端有尖锐化之势。例如日韩独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五国六方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归属与海域划界的争议，泰越暹逻湾划界之争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泛起所造成的安全问题。近年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日益抬头，活动猖獗。这三股恶势力具有反社会、反人类、滥杀无辜，非理性的特点。“基地”组织虽已遭打击，但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又获喘息之机，在中亚、南亚、东南亚仍具有相当的能力与破坏力。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不择手段，蓄意制造社会族群对立，全面实行“绿色恐怖”，疯狂煽动极端仇恨情绪，玩弄民粹主义，挑战一个中国，加快分裂步伐，日益具有思想偏执化，行动非理性化与诡异化的特点，是当前及未来台湾海峡以至整个东亚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四、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些新的安全问题逐步显现。由于亚洲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经济结构相对脆弱，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易于受到强势经济的影响，以至操纵。这些问题虽不会立即危及国家的生存，但影响国家全局的稳定，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五、外部势力对亚洲的军事介入与军事存在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不仅实现了对南亚的军事控制，而且首次进入了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控制了这个战略枢纽和能源基地。美国还通过反恐，军事上正在重新回到东南亚。东北亚则一直是美国的军事锚地。从近期看这些军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维护地区现有秩序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将对地区稳定与地区安全带来许多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与驻在国的利益矛盾，美军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将逐渐突出。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亚洲安全问题总的特征是冷战时期遗留问题与冷战后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并存，各国国内安全问题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在，亚洲内部因素与亚洲外部因素交织，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伴。虽然安全威胁的烈度有所下降，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大大上升。亚洲安全总的呈现不确定，不稳定，不易预测的特点。

　　亚洲安全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

　　庞中英：教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 亚洲地区出现的这一系列多边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和建议、构想，还不是统一的亚洲地区安全体系，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演变，不仅为亚洲地区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为地区安全体系的构造奠定了某种重要基础。

　　亚洲已经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仅在经济上亚洲存在着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而且在安全上也具有走向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根据上述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定义，亚洲安全地区化是一系列的地区安全进程的综合。我们已经看到亚洲的许多安全问题是相互联系着的，具有地区性的特点；亚洲许多国家之间安全上也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次地区一级，特别是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安全地区化都有显著的体现。

　　在地区安全方面，冷战后，这个地区一直在探索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建构。众所周知，亚洲地区并没有欧洲那样的地区安全体系(北约、欧安会和欧洲联盟)。不过，冷战结束后，亚洲、特别是东亚、逐步开始探索建立地区安全体系的过程，探索如何在亚洲范围内组织安全的原则和机制。这一规范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亚洲地区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的讨论地区安全的灵活性的多边机制。另一方面，关于地区安全体系的主张、建议、设计等观念性的东西总是很多，一直是一个焦点。人们甚至期待着亚洲最终出现“多元合一”的地区安全体系。

　　在观念方面，关于建立亚洲地区安全体系的观点很多。例如，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举行的情况下，许多方面(甚至包括美国人)在谈论依靠这个会谈机制最终建立经常性的、机制性的东北亚安全合作论坛。“东亚地区变化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趋势呼唤着新的安全结构，而建立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将能够满足这种要求。”2004年5月14日，美国亚洲协会与韩国外交通商部联合进行“东北亚的经济未来”会议上，韩国前国际政治协会会长金达中教授把六方会谈当作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良好开端。而在2003年的巴厘岛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大体同意了印度尼西亚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主张。

　　这样的安全地区主义思想，已经不仅在东亚出现，而且扩大到了更广泛的亚洲。日本驻印度大泰邦于2004年3月31日在新德里提出“中国—日本—印度三边战略轴心有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建言。这个建议在亚洲引起了一些注意和讨论。这位日本大使认为建议中的中印日合作“对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是十分重要的”，声称已经与印度有关方面非正式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的 Sunanda Kisor Datta-Ray在香港《南华早报》撰文认为，这是一个“亚洲人建立的亚洲安全体系”，这显然是一种亚洲主义的安全地区主义。

　　亚洲地区出现的这一系列多边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和建议、构想，还不是统一的亚洲地区安全体系，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演变，不仅为亚洲地区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为地区安全体系的构造奠定了某种重要基础。

　　一句话，上述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和多边安全观念正代表着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而且它们相互促进。这表明，亚洲存在着对地区安全体系的强大需求。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地区间关系”形式，主要是APEC和 ASEM，则促进了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地区主义。APEC原来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目标。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前，尽管存在着要求讨论安全问题的建议，但APEC基本上很少涉及地区安全问题。但是，金融危机后，特别是“9·11事件”后，这一论坛公开讨论安全问题，比如主要谈论的是如何在地区范围内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与APEC一样，亚洲和欧洲会议也是一个跨地区的综合论坛，主要由东亚与欧洲联盟成员国组成。亚洲地区安全问题在亚欧会议上也得到各种讨论。本文接下来要重点谈到欧洲联盟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

　　当然，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还处在初期和不稳定的阶段。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全同盟，主要是一些亚洲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同盟远比任何地区多边机制都来得重要。日本继续不断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同盟，特别是在伊拉克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中日安全关系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引起了日本的不安。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仍然具有中心性，“亚洲各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比它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亚洲对多边的地区安全体系的广泛需要还不可能得到满足。

　　亚洲安全机制与美军在亚洲的存在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 中国是亚太地区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众多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组织中，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中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统一、完善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安全机制的建设方面，亚洲与欧洲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也应看到，近年来，不同层次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在亚洲地区正在加速发展，形势令人鼓舞。

　　中国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愿与各国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地区特点和各国现实需要的地区安全机制。与欧盟一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多边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然而，由于亚洲与欧洲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认为，建立亚洲多边安全机制，不能简单照搬欧洲模式，而只能走一条秩序渐进的道路。亚洲各国应首先建立起包括双边/多边、一轨/二轨、官方/民间多形式、多规模、多层、多种机制并存的地区安全对话框架；其合作内容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军事交流与对话；在此基础上，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东亚以至整个亚洲，以新安全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安全合作机制。

　　目前，中国是亚太地区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众多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组织中，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中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多边合作或对话机制，如APEC、亚欧对话、10+1、10+3、博鳌论坛等，虽不以安全对话合作为主，但也涉及到安全对话的内容，中国在其中亦十分活跃。

　　谈到亚洲安全机制，还有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即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其在亚洲建立的以美日同盟为支柱的各种双边军事同盟。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中国的政策与态度是明确而务实的：1、鉴于美国军事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已成为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一部分，而一些亚洲国家目前仍希望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中国无意要求美国从亚洲撤军。2、美国应认真考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关切，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3、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否应保留，最终应由其所在国决定。4、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军事集团的作用应逐渐缩小。中国不赞成或者反对美日强化军事同盟的种种做法，更反对建立所谓“亚洲的北约”。中国对美日可能联手干预台湾问题保持高度警惕。5、“9·11”以来，美国大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中亚和东南亚)，这增加了中国的疑虑。美国政府反复强调这是出于反恐的需要，不会在这两个地区谋求永久军事存在。中国希望美国能实践自己的诺言。